【編者按】

起于突尼斯，燎原于埃及、利比亞乃至敘利亞與伊拉克在內整個中東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已經過去十年了。雖然可能十年的時間尚不足以對其最終影響蓋棺定論，但其引發的鐵血戰亂給中東乃至世界帶來的無盡恐懼和不安，則毋庸置疑。中東北非之亂，禍起蕭墻，禍及世界。

值此之際，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國際部12月23日起，推出“阿拉伯之春”十周年專題報道，從多個維度呈現2011年以來的這十年如何改變了個人、國家以及阿拉伯世界，并對“阿拉伯之春”發生十年后的阿拉伯國家乃至世界的格局、現狀和未來加以梳理和展望，以饗讀者。

“過去的十年已經證明我們是對的。”已經回到法國的亞歷山大雖然話說得斬釘截鐵，但他并沒有感到半點得意。

2015年，敘利亞戰事正酣，亞歷山大帶著一班人馬來到該國首都大馬士革，上任非政府組織“拯救東方基督徒”駐敘利亞團隊負責人一職。彼時敘國內的武裝沖突已演化為“所有人攻擊所有人”的血腥戰爭，無論在曠野中還是城市的殘垣間，你死我活的纏斗成為日常，沒有哪個族群、哪個地區可以獨善其身。

“敘利亞戰爭是一個關于民主和自由的巨大謊言，我們在這里見證了一場‘阿拉伯之春’的幻夢。（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是基督徒的保護者，他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世俗敘利亞的保證。”亞歷山大表示。

亞歷山大團隊在大馬士革的辦公室。澎湃新聞記者 汪倫宇 圖

“另類戰爭”中的“另類救助”

與任何一個從事人道主義救援的西方非政府組織（NGO）一樣，“拯救東方基督徒”不遠萬里來到戰亂未定的敘利亞，選擇與深受戰火之苦的敘利亞人“并肩同行”。然而，這個創辦已有十多年的組織，在同類援助機構中卻顯得極為另類：它的目的并非為過去十年間涌入歐洲的敘利亞難民提供直接援助，相反，他們致力于“勸退”難民，呼吁難民回到家鄉。

亞歷山大供職的組織帶有法國和天主教背景，其中一名創始人是退役的法軍陸軍軍官。歷史上，法國王室和法蘭西第二帝國政府（1852年至1870年）與所謂的“東方基督徒”淵源甚深。“東方基督徒”是指主要生活在原奧斯曼帝國境內，特別是黎凡特地區（編者注：廣義指的是中東托魯斯山脈以南、地中海東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達米亞以西的一大片地區）的不同派別基督教徒。千年以來，這些生活在羅馬教廷和俄羅斯正教會“蔭庇”之外的基督教徒們總是擔憂自己會成為基督教世界的“棄兒”，任由異教強權擺布。

敘利亞戰爭中，“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荼毒四境，基督徒、德魯茲人、雅茲迪人等宗教少數群體的命運引發了歐洲輿論的關注。在這之中，歐洲各國保守派媒體、政客和教會人士的聲音尤為突出，有不少人鼓吹應大力支持阿拉維派主導的阿薩德政府，確保少數族群的安全。為此，這些人甚至不惜與本國政府的官方對敘政策大唱反調。

“拯救東方基督徒”組織就是其中的代表。該組織自稱致力于幫助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基督徒群體，通過重建和其他人道主義工作促進當地的政治穩定和各族群共存，最終為難民返鄉創造條件。

亞歷山大本人的履歷稱得上另類。他年紀不到40歲，父親是伊朗人，卻篤信在法國年輕人中正日漸式微的天主教。除了法語和英語等西方語言，亞歷山大得益于家庭背景，還掌握了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他早年曾攻讀中東和伊朗研究的學位，后來決定加入“拯救東方基督徒”，到敘利亞一線做工作。

雖然展現出了“救助”姿態，但“拯救東方基督徒”這個另類NGO還是因其有悖于傳統人道主義救援的宗旨和價值觀念而招致批評。這個另類現象也折射出難民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內部右翼力量的迅速崛起。在外交上，一些右翼黨派將反移民訴求和同情阿薩德政府的立場結合起來，視敘利亞政府為應對難民危機的潛在盟友，也通過支持阿薩德來凸顯其外交主張中“獨立自主”的一面。

早在2015年難民危機爆發時，“拯救東方基督徒”就邀請過“國民陣線”（現改名為“國民聯盟”）議員等極右人士到訪敘利亞，并與阿薩德本人和一些政府高官會面。今年法國政壇的“極右新星”澤穆爾異軍突起，“拯救東方基督徒”幫忙牽線塔橋后，他于12月上旬到訪了在基督教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亞美尼亞。在那里，他到處拜訪古老教堂等宗教遺跡，大談“歐洲文明的基督教之根”（la racine chretienne de la civilisation europeenne）。在此之后，右翼共和黨候選人、巴黎大區區長佩克雷斯也按捺不住，跟隨澤穆爾的腳步去了亞美尼亞“慰問”基督徒。

經“拯救東方基督徒”的牽線搭橋，澤穆爾來到亞美尼亞尋訪基督教古跡，為國內選舉造勢。

敘利亞同樣是一個與基督教有著頗深淵源的國家。“拯救東方基督徒”之所以把在敘利亞開展志愿活動的首站選在馬盧拉，亞歷山大有一份特殊的考慮。這座古老的小鎮是一座基督教傳統重鎮。在不少歐洲的保守主義者看來，馬盧拉是歐洲文明在遙遠東方投射出的一個符號，象征著歐洲的基督教文明對伊斯蘭教文明擴張的“抵抗”。

敘利亞馬盧拉被炸毀的建筑。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每一個敘利亞基督徒都是天生的歷史學家。在他們口中，“伊斯蘭國”的暴行似乎與恐怖主義、極端化等現代政治概念相距遙遠，反而更應被視為“東方基督徒”千年苦難歷史在當代的延續。馬盧拉小鎮中的任何居民都能將當地2000多年的歷史娓娓道來，生怕來訪者有所忽略，他們還會有意談及一些引以為傲的歷史細節，例如耶穌基督當年正是講著發源于此的阿拉姆語向最初的一批信眾布道。

穿行在馬盧拉巷間，無數彈孔、殘垣和破碎的基督教圣像都提醒著來訪者，小城居民的信仰和尊嚴曾在過去幾年間被擲于地下任人踐踏。面對家家有受害者、戶戶被打砸搶的當地居民，很難辯駁他們對于阿薩德政府“宗教少數派保衛者”的認同不是發自內心的。但放眼敘利亞全國，遠非所有人都抱有同一個想法，如今的大馬士革政府距離獲得廣泛的民眾認可，依然長路漫漫。與反對派和阿薩德政府均保持一定距離的敘利亞作家、前敘利亞共產黨成員亞辛·阿爾-哈吉·薩勒就在一篇文章中認為，阿薩德政府使用了雙重話語來建構國家：對外公開強調國家和民族團結，對內則暗示唯有自己能夠組建一個橫跨各少數族群的聯盟，實現對少數派的保護。但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現實，又在多大程度上僅是一種統治策略，仍然是激辯中的議題。

大馬士革通往小鎮馬盧拉的公路兩旁，房屋已化為廢墟。澎湃新聞記者 汪倫宇 圖

為了“把難民勸回家”，除了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極右翼政客亦四處奔走。據德國之聲（DW）報道，2018年3月，7名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籍聯邦議員組成了一支代表團訪問敘利亞，會見了被視為阿薩德“親密盟友”的敘利亞大穆夫提（編者注：遜尼派穆斯林國家提供法律意見或解釋伊斯蘭教法的最高宗教法官）艾哈邁德·巴德雷丁·哈桑（Ahmad Badreddine Hassoun），希望推動遣返目前居住在德國的50萬敘利亞難民。

然而，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研究員鄒志強教授此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目前敘利亞局勢有走向穩定的趨勢，但戰爭還未結束，各方分割占領和緊張對峙的局面仍然存在，重建更未見明顯進展，大多數地區還是廢墟一片，并沒有做好讓敘利亞難民回歸的準備。

除了戰爭帶來的災難動蕩，敘利亞問題相關各方在難民問題上的博弈與制衡也是影響難民回歸的“變數”。“包括敘利亞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在內的有關方面可能也并不希望敘利亞難民自由回歸，還存在不少的制約因素。”鄒志強教授說道。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8年9月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難民歸國問題因阿薩德政府的存在而變得更加復雜。在沒有實施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方案的情況下，阿薩德政府是否會對返鄉的敘利亞難民開展報復很難預測。

拋開亞歷山大和他背后組織的“良好愿望”，成規模的難民歸國依然遙遙無期。牛津大學歷史學家蓋爾瓦斯寫道，歐洲大陸現在正被一堵反移民的墻一分為二，這堵墻從愛沙尼亞納爾瓦建到土耳其埃迪爾內，從波羅的海貫穿到愛琴海，儼然一道現代版的鐵幕。而這一切的序幕，都要從十年前所謂的“阿拉伯之春”開始。

“革命”隱藏的另一面

時至今日，法國地緣政治專家埃里克·德納塞一直認為，“阿拉伯之春”是一個“謊言”。

“絕大多數國際媒體和觀察家出于幼稚的激情，將極度邪惡的所謂‘阿拉伯革命’視為北非、中東民眾反抗暴政、尋求解放的象征，稱之為21世紀的重大事件。”德納塞為法國情報研究中心主任，在“阿拉伯之春”依然如火如荼的2012年，他主編了《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La face cachée des ? révolutions ? arabes）一書，以一個情報專家的視角反思和記錄下了“阿拉伯之春”鮮亮外表下的另一面。

“十年前寫這本書的時候，雖然我們已經收集了很多有關中東北非地區真實情況的情報，但是當時我說‘阿拉伯之春’是一個‘謊言’，可能有一些夸大的成分。”2021年，在這場運動已過去十年后，德納塞告訴澎湃新聞，“但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場運動很大程度上確實是一個幻象。”

沒人可以否認，那些爆發“革命”的國家都遭遇了深刻的發展困境：執掌國家數十載的強人統治者走向墮落，政治改革裹足不前，經濟發展毫無起色，民生一片凋敝。在如此時局下，人們有種種走上街頭的理由。但在德納塞看來，阿拉伯國家人民內部的不滿早已漸漸被外部勢力所利用——一批促成“阿拉伯之春”的重要人物登場了。

《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La face cachée des ? révolutions ? arabes）

“同樣一類人來到了這些國家，嘗試做同樣的事情，散布同樣的虛假信息，他們受到同樣的所謂‘民主倡導’NGO的支持。我們很容易觀察到，每一次他們都有著相同的策略。”德納塞告訴澎湃新聞，“假使你去研究大多數北非國家的案例，你會發現從2002年開始的每一年，都會出現一些示威和罷工，但是到2011年的時候，這場運動突然就成功了。”

2008年初，埃及北部紡織業重鎮大邁哈萊（El-Mahalla el-Kubra），低工資和不斷上漲的糧價讓工人們怨聲載道。一家國有紡織廠的工人宣布，他們將在4月的第一個周日舉行罷工。這群工人引起了一群精通網絡技術的“新新人類”的注意，幾個小時后后者便驅車趕到了大邁哈萊——4月6日（正是當月的第一個周日），一個幫助紡織工人組織抗議與罷工的臉書小組成立了。

然而，事實證明，大街上的實踐比網絡上的要難得多——埃及警方迅速占領了大邁哈萊的工廠，示威很快演變為沖突。讓組織抗議的“網絡原住民”們感到沮喪的是，彼時大多數的抗議活動都以失敗告終。“埃及人應該呆在家里還是走上街頭？”他們心里琢磨著，想要做些什么，但沒人知道應該做些什么。

直到2009年夏天，領導“4月6日青年運動”的社交媒體博主、時年21歲的穆罕默德·阿迪爾來到了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阿迪爾在一個名為“非暴力行動和戰略中心”（CANVAS）的機構呆了一周，他學會了如何組織群眾——在大街上，而非在網絡上。很快，他將經驗傳播給了其他埃及年輕人。2011年1月，在開羅解放廣場，他們的經驗得到了最終實踐。在全世界媒體的聚光燈下，這場為期18天的和平抗議推翻了執掌埃及30年的“法老”總統穆巴拉克。

根據美國地緣分析組織Stratfor 2011年的一份報告，“4月6日青年運動”和另一個名為“基法亞”（Kifaya，阿拉伯語意為“受夠了”）的組織是實際領導抗議者走上街頭的團體。而《外交政策》雜志2011年2月的一篇長篇報道指出，兩個組織運用的戰術直接出自于CANVAS的培訓課程。阿迪爾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初期接受半島電視臺采訪時稱，“我接受了相關培訓，學習了如何組織人們走上街頭、如何避免暴力、如何面對軍警。”

CANVAS的前身是一個名為“抵抗！”（Otpor！）的塞爾維亞學生組織，該組織于2000年領導了推翻時任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的抗議示威。“像所有反對米洛舍維奇的人一樣，Otpor從美國政府那里拿了錢，但對此撒謊。當米洛舍維奇倒臺后，真實故事被曝光，許多Otpor成員辭職了，因為他們感到被出賣了。”《外交政策》的報道如此寫道。

在米洛舍維奇下臺后的幾個月內，Otpor的組織者們陸續接到了其他國家“同僚”的電話，他們希望塞爾維亞“輸出革命經驗”。于是，從白俄羅斯到津巴布韋，Otpor的組織者們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國，他們為當地的青年活動者們提供咨詢。也正是在它們提供的策略下，“玫瑰革命”（格魯吉亞）、“橙色革命”（烏克蘭）等被青年抗議者賦予諸多浪漫色彩的運動，如滾雪球般席卷了整個東歐。

從千禧年伊始，胸懷“變革夢想”年輕人紛至沓來，CANVAS總部貝爾格萊德成了他們的朝圣地，美國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所著的《非暴力行動策略》、《從獨裁到民主》等書則被奉之圭臬。CANVAS也成了美國、歐盟等西方機構的座上賓，它們時常合作舉行一些類似“民主倡導”、“公民計劃”的項目和研討會。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販布瓦吉吉的自燃，讓他們感到震驚憤慨，也再次觸動了他們興奮的神經。

“我們看到東歐和拉丁美洲國家那些推動國家轉型的‘老手’幾乎立刻涌入了埃及和突尼斯，急切地向阿拉伯國家的同行們提供有關轉型進程的建議和指導。”意大利國際事務研究院（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2012年在一份名為《在阿拉伯革命中重新思考西方政策》的報告中寫道，突尼斯、利比亞和埃及的代表團還被帶到波蘭觀察該國的議會選舉。

這份報告指出，在很多情況下，這些交流背后是由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NDI）等一些著名西方民主促進組織資助的。早在2004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就提出了“大中東民主計劃”，這一改革方案參照了曾加速蘇聯、東歐國家劇變的《赫爾辛基協議》，涉及范圍包括22個阿拉伯國家，外加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以色列。2009年，美國再次推出“公民社會2.0”倡議，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呼吁全球非政府組織使用數字新技術，并宣布撥款500萬美元在中東、北非地區做“試點”。

為了協助這些項目的進行，就在美國計劃削減對外援助規模的時刻，美國國會還將國務院對“中東伙伴關系倡議”（MEPI）的資助從2010財年的5000萬美元增加至了2011財年的8000萬美元。

“2010年、2011年的時候，還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原來所有的社交媒體都在美國，他們可能還不了解美國的‘民主計劃’是怎么運行的。但是后來人們發現，大多數卷入‘阿拉伯之春’當中的博主，都從美國獲得過資金。”德納塞指出，“在情報界，我們有一個詞來形容這種人——我們稱他們是‘無意識代理人’（unconscious agent），也就是那些不自覺地就被外國操縱的代理人。這種操縱并不來自中情局，因為這并不是情報機構所采取的策略，而是美國國務院的策略。”

“盡管沒法說美國創造了這場運動，因為這樣的運動已經存在了，但是由于美國的干涉，這些運動走向了成功，才成為了所謂的‘革命’——這也是為什么它不是一場真正革命的原因。”德納塞說道。

“新聞自由”？

十年前“革命”席卷中東的時代，也是一個媒介技術極速變革的時代。在推特和Facebook上，真假信息如雪片般紛繁，掌握了社交媒體運行密碼的“網絡原住民”，也擁有了影響時局的能力。

據德納塞所說，在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爆發之初，外國媒體并沒有獲得很多信息，“實際上，包括法國記者在內的大多數記者都不在現場。”盡管有少數記者可以前往現場，但他們依靠的信息源，更多來自像阿迪爾這樣可與西方打交道，又活躍在社交媒體上的意見領袖。

埃里克·德納塞

“處于新舊媒體革新交界處的2010年至2012年阿拉伯國家劇變具有明顯的議程設置屬性。”中國學者佘綱正、景嘉伊發表在《西亞非洲》2021年第四期中的一篇研究指出，“身處抗議現場的西方記者和使用英語的本土激進人士作為一級意見領袖，面向消息靈通、關注中東的專業人士傳遞現場信息；二級領袖隨后將經篩選過濾后的內容呈現給當地媒體和政策制定者，最終形成一般性受眾對事件的認知。”

2011年11月，利比亞前總統卡扎菲慘死的景像甫一公布，國際新聞記者們紛紛奔赴當時的新聞“圣地”——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德納塞至今記得當時他與利比亞當地情報官員會面時遇到的一群歐洲記者。“大多數時候，情況是什么樣呢？盡管他們在當地已經看到了現場局勢，但是巴黎的總部也不想讓他們說出這些真相。”德納塞談到，“這與今日的情形并無不同——歐洲的大多數主要媒體都追隨著美國，做著完全相同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說的‘政治正確’或是‘主流媒體’——這是真實的。”德納塞對澎湃新聞指出，“即使考慮到在利比亞、埃及、突尼斯發生的事情都不盡相同，我們也只有一個版本的敘事，那就是‘官方版本’。”

突尼斯前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記者梅茲里·哈達德也在2011年記錄下了“革命”初期的軼聞，但這些事件如今并不常見諸報端。

2011年7月21日，突尼斯十大反對黨正舉行“保衛自由行走”抗議，突然有人喊出口號“半島，滾開！”。“獲得自由、心懷警惕的突尼斯人最終知道了這家電視臺不是解放者，而是壓制者。每當它的記者跑到各地采訪，總有‘突尼斯人民自由了，我們不要美國也不要卡塔爾’的喊聲將他們趕走。”哈達德如此寫道。

哈達德是一名研究天主教神學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在2011年突尼斯時任總統本·阿里的政府垮臺前，他辭職前往了法國。2013年，哈達德曾在法國政論節目中公開指責半島電視臺渲染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之間的緊張局勢，向觀眾灌輸“思想瓦哈比主義”（編者注：創立于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是該國的的官方意識形態，宗教思想較為保守）。他也因此被半島電視臺記者赫蒂徹·班吉納起訴，但最終巴黎高等法院判處赫蒂徹敗訴。

同樣的故事發生在埃及。2013年，當軍方領導人塞西當選總統時，德納塞是為數不多在場的歐洲人之一，金發碧眼的面孔在當時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彼時，曾經默許穆兄會通過民選上臺的西方國家卻默不作聲，而媒體則往往將塞西塑造成另一個穆巴拉克。但令德納塞吃驚的是，據他觀察，塞西并不像很多西方媒體渲染的那樣不受歡迎。

“雖然大多數西方媒體都說，這是一次政變（coup d’etat），但在我看來這算不上政變。因為在當時大多數的場景中，民眾確實反對穆兄會，而且大多數人都已經看到了結局。軍隊只是扭轉了局面，終結了街頭的沖突，這并不完全是一場政變。”德納塞表示。

不過，見證2011年1月“廣場革命”的埃及亞歷山大大學教授穆爾西·馬哈茂德并不贊同這種看法。“軍隊推翻了民選總統，這確實是一場政變。但真正的問題是，它是否可以推動國家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穆爾西教授也承認，“塞西當時確實在人們中受到了廣泛歡迎，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問題并不在于民主，而在于其他國家的干涉。”穆爾西告訴澎湃新聞，“更重要的是，很多時候，一些國家利用干涉其他國家的方式去倡導自己的民主、人權這些價值。但是，民主并不是某個特定國家所特有的，它應當是普世的。”

“歐羅巴之冬”

“阿拉伯之春”以前，歐盟一直津津樂道于自身如何從一個西歐的小共同體一步一步成長為“歐洲有史以來最大、最可行的政治有機體（political organism）”，視這種“擴大的歐洲之精神”為歐洲版普世主義真實可行的重要注腳。帶著這份喜悅，歐洲媒體和輿論熱切關注著地中海東部和南部的事態。然而，當年的人們難以想象，2010年前后也正是“歐洲精神”自身的一個轉折點。歐洲一體化的春意散去，隆冬的氣息漸濃。

兜兜轉轉約十年，如今國際媒體逐漸減少了大篇幅追蹤報道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國內的政情變動，所謂“民主轉型”的辯論熱度漸漸讓位給大國博弈、地緣政治和政治治理的探討。但同時，十年前多米諾骨牌一般的“阿拉伯之春”給歐洲鄰居帶來的麻煩正越來越大，在具象的難民和極端主義問題之上，更是籠罩著一個遮蔽了“真正的歐洲精神”的價值觀黑洞。

今年11月底，美國《紐約客》雜志發布了一篇深度調查，披露歐盟在動蕩之中的利比亞大建所謂“難民甄別中心”，實際上卻將其外包給了當地民兵、私人武裝團體等來路不明的各路組織，而歐盟此舉的目的只有一個：將“阿拉伯之春”后愈演愈烈的涌向歐洲的移民大潮擋在歐陸之外，哪怕危及自己引以為傲的價值觀也在所不惜。

多次探訪過北非難民收容設施的法國學者尼卡諾爾告訴澎湃新聞，在圈內學者之中，此類事情“早已不算新聞”。據他描述，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均參與其中。與《紐約客》報道所述類似，尼卡諾爾于2019年探訪的利比亞“難民甄別中心”實際上由親的黎波里民族團結政府的民兵組織運營。民族團結政府與歐盟簽訂協議之后，獲得了布魯塞爾提供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開設了一些收容難民的設施。

然而，在實際操作層面，難民們的境遇與歐盟對外傳遞的價值觀相去甚遠：辱罵虐待、缺糧斷水都是家常便飯，營內還常常有人失蹤，外界分析者甚至推測失蹤的難民是被民兵或部族武裝強征，成了利比亞戰爭中各方勢力的“壯丁”。

尼卡諾爾參加過一些NGO組織的海上救助活動，他們的船上配備有搜救設備，行動目的是在難民船只于利比亞近海傾覆之后盡快趕到救人。但據尼卡諾爾回憶，由于難民搞到的船只質量一般不過關，往往還沒有離開利比亞水域就會遭遇事故。這時民族團結政府麾下的海上巡邏隊會出現，阻止NGO救人，并驅使難民船只駛回利比亞海岸，完全不顧是否有人落水。

“這些（利比亞的）海上巡邏隊近幾年設備越來越好了，他們收到了歐盟邊境管理機構Frontex的資金支持，甚至連人員都是歐盟訓練出來的，就是為了干這種歐盟沒法直接出面做的‘臟活’。” 尼卡諾爾直言。

實際上，早在難民危機以前，歐盟就通過“歐洲睦鄰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和“東部伙伴關系計劃”（Eastern Partnership）等政策工具來尋求“將歐盟以東及以南的國家與歐盟結合”，向這些鄰國推廣歐盟內部的各項市場、社會、司法乃至政治標準。為換取歐盟的經濟援助，這些睦鄰國必須要符合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其他正面改革的嚴格條件。價值觀語言包裝下，這些行為被視為各方面都先進、文明的歐盟向周邊的“后進國家”輸出現代性，然而向外輸出難民拘留中心、警察技術乃至軍火武器等不那么“文明”的做法則被按下不提。

與歐盟和各成員國政府層面的動作相比，“拯救東方基督徒”一類右翼組織似乎反而顯得不那么偽善。運來救援物資、幫助當地難民（主要是基督徒和宗教少數群體）重建、將馬盧拉打造為不同宗教和平共存的樣板小城，盡管這些有作秀之嫌，卻至少沒有像外包的“難民甄別中心”那樣給當地人帶來傷害。

“我們從來都是開宗明義地表明幫助難民回國安家的宗旨。”亞歷山大說，“反倒是動輒將我們稱為民粹的歐盟建制派，一邊唱著道義高調，一邊又搞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當年搶著跟隨美國人干預‘阿拉伯之春’是他們，現在嫌中東國家政局動蕩、難民外流也是他們，嘴上卻又不敢公開承認‘其實我們不想要難民。’”

“在價值觀層面上，‘阿拉伯之春’早已變成了‘歐羅巴之冬’，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亞歷山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