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五月十五日（本文紀年用公歷，月日用農歷，以避免年底年初的錯亂，下同），豫親王多鐸率清軍進入南京，弘光小朝廷文武諸臣獻城投降，國家博物館所藏《多鐸入南京圖》定格了南京降臣跪迎的恥辱瞬間（可見的姓名：降將趙之龍、徐州爵、齊贊元）。王培荀曾諷刺這些明代降臣說：“萊陽左蘿石懋第盡節之日，……彼錢謙益、王鐸等于福王出奔后遠迎王師，天大雨，跪伏泥淖中，士馬騰踏馳過，麾之起，不敢起，直待大帥豫親王至，命之起，三呼萬歲，然后立身，可謂恭順。”因拒絕投降而被多爾袞殺害的左懋第，有明末文天祥之稱，他的殉節與錢謙益、王鐸等人的跪迎之間，適成鮮明對比。

次日清晨，多鐸接受弘光百官朝賀，這些官員“遞職名，到營參謁如蟻”。實際主持投降事務的忻城伯趙之龍還命令百姓家設香案，在黃紙上書“大清皇帝萬萬歲”及“順民”粘貼于門上。就在清兵到來之前，馬士英、王鐸、錢謙益、趙之龍等十六位大臣曾在清議堂集會，但他們并未商討任何迎戰對策，而是密謀透過趙之龍納款于清。這次會議結束時，總憲李喬、右都御史唐世濟齊聲相和說：“便降志辱身，亦無可如何！”可知其時雖北信甚急，但百官通過這個會議，已經吃下定心丸。

盡管是一次集體行動，但王鐸的變節仍令人感到惋惜。自1622年入仕以來，他一直竭力營造忠藎之臣的形象，無論是辭修《三朝要典》，與閹黨劃清界限，還是在經筵講學中力言賦外加賦所帶來的災難，都為他贏得了美名。當楊嗣昌面對滿清主撫而不主剿時，王鐸更是不避廷杖的危險，上書極言“邊不可撫，事關宗社，為禍甚大，懔懔數千言”。在舉薦四弟王鏌的一封奏疏中，他甚至請求朝廷允許他與王鏌領四千強兵，請纓以擊寇頸，致意闕下。1644年六月，王鐸在就任弘光小朝廷大學士后的一首詩中，寫下了“陸沉恢拓誰垂淚，獨立新亭意未休”的豪言壯語——新亭，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地名，東晉時王導在這里要求渡江南來的貴族要“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王鐸的雄心于此可見。

《明季遺聞》記載馬士英、阮大鋮欲票擬姜曰廣、祁彪佳等人，王鐸竭力反對：“吾輩志在報國，若茍且因循，害民誤國，腕可斷，此旨不可擬也。”此一時期，王鐸一方面竭力保全在北者三十家性命，以避免新一輪內訌；另一方面，上書諫遣大珰、罷錦衣衛、減刑、禁加派諸事，以廓清朝端，讓百姓得以休息。然而，在高弘圖、姜曰廣等人相繼告退之后，馬士英呼朋引類，王鐸很快陷入宵小包圍之中，在此后所上一系列奏章中，他力爭張捷乃邪佞無骨之人，且與楊維垣、陳盟諸佞臣連枝牽蔓，不能擔任吏部尚書之職。馬士英任用太監盧九德掌管兵權，但其人不識一字，日索將士賄賂，王鐸切言“事勢至此，恐人生變志”。對馬士英“專用私人，惟圖金寶”的行徑，王鐸更是直言不諱。弘光帝自身的一些問題，如選淑女、宮中習射、沉湎酒色等，王鐸也敢于直諫，及時提出忠告。在許多奏章最后，王鐸寫下“不欲外聞，亦勿批下，冒死封進”、“萬勿令左右中貴見”、“冒死陳言，焚之勿露左右”、“密封勿示左右，仍如前焚毀”等語，可知王鐸此時確實能言人所不敢言。

雖然弘光帝曾表揚王鐸為“忠臣”，要求他“有當言即言，勿學馬士英蒙蔽”，然而當王鐸要求剝奪馬士英軍權時，弘光帝迄無實際行動，在王鐸與馬士英集團的較量中，也從未給予王鐸任何實質性的信賴與支持。因此，當田雄執弘光帝至南京，舊日諸臣一一上謁之際，錢謙益伏地慟哭，至不能起，王鐸卻并不跪拜，反而叉手數落弘光帝的罪惡：“余非爾臣，安所得拜？”當一位臣子拒絕承認他的皇帝時，往往暗示著皇帝的不道。不唯如此，入清之后，王鐸在回應鼎革之際少有人臣殉節一事時，更是毫無顧忌地說：“是上剝下，下亦剝上也。操鍔而自剚其躬也，不克以天下為心。故君擇臣，臣亦擇君，孰肯以其身徒勞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湯鑊之前歟？！”

然而，作為貳臣，王鐸不僅有著強烈的負疚感，還必須回應外界的嚴厲指責。在《古怨》一詩中，他寫道：“命在復何語，恩深感慨長。”因為身欠一死，既往所有的慘淡經營皆已毀于一旦。這種愧疚與負罪感，伴隨著王鐸生命的最后幾年。

在傳統的儒家教諭中，不食周粟乃是臣子高尚人格之象征。生死關頭，最能考量人臣的政治倫理。蔣臣《告倪文正公文》講到崇禎自縊后人臣面對生死抉擇的不同行趨：“乃有不矜細行已失足墮泥淖中，而尚以一死挨其生平者；有早立名節，世所推重，居之不疑，惟不死乃終敗露，遂至涂面喪心，無復顧忌。……嗟乎，殺身成仁，見危授命，至于一死，始無遺憾。自死而外，更無轉語可用自寬。”意思是說，只要選擇了死，一位大臣此前縱有再多不是，哪怕是佞幸之人，所有罪過也會得到人們原宥；而只要選擇了生，則一切名節都必然被視為虛偽。弘光朝的張捷、楊維垣都曾是逆案中人，但清軍進入南京時，他們選擇了自殺，既往罪責因此被一筆勾銷。相反，王鐸的政治生涯中雖無嚴重劣跡，但選擇了生，則意味著一敗涂地。

1646年正月，王鐸接受清廷任命，以原官管內翰林弘文院學士事。雖說燹驚顛沛之余，得以優游燕衎，讓王鐸感到安慰，但經過玉蝀橋時，他仍不免朝著崇禎自經的萬歲山望去，巨大的遷逝感瞬間涌上心頭。當反復描述入清后的生活無悲無喜、無言無笑時，他其實須臾未能真正忘記國家覆亡的痛楚。

在一首詩中，他這樣寫道：“異哉人生六十不得意，胸中包藏五斗淚。負日凌云還自嗤，鼎鼐匡時心已碎。”這種痛苦與無奈，也許還有悔恨與負疚，裹挾而下，摧毀著王鐸的人生意志和信念，“說仙說鬼皆由己，銘鼎銘鐘已讓人”，表明王鐸其時對“垂一姓名于天下后世”的徹底絕望。在這樣的情形下，沉湎于聲色歌酒，不僅是韜晦，也是尋求自我解脫的方式。王鐸《題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云：“寄意玄邈，直作解脫觀。摹擬郭汾陽，本乎老莊之微樞。”可知王鐸與郭子儀、韓熙載（南唐宰相）一樣，將縱情酒色當作特殊政治情勢下的心靈解脫之方。自順治三年春開始，王鐸所留下的詩文與書法，常常記錄仕清貳臣群體頻繁宴集、觀劇并鑒賞與創作藝術作品的種種活動。縱情聲色，自甘墮落，而無心實際的社會事務，正是王鐸此時重塑的公眾形象。有趣的是，王鐸過去對縱情聲色極為反感，認為這是忘卻國恥的行徑。

自我麻醉與沉淪，尚不足以消釋內心的悲慟與失望，王鐸還一再表達渴望解甲掛冠。對一位選擇了與新朝合作的明代官員而言，及早辭官亦不失為挽回面子的說辭。在給友人的信中，王鐸談到乾坤鼎革之后，自己的功名之路已淡，只希望速速投閑，負耒躬耕。在《答友問》一詩中，王鐸明確寫道：“何用文孤憤，惟祈職早休。”《望解綬》亦云：“悲憤情須遣，古今事不同。”不管辭官是不是出于真實的愿望，王鐸通過不斷的訴說，在減輕自我罪惡感的同時，也向人們宣布了他對新朝政治生活的冷淡。

在1644年三月北京的動亂中，北方大臣大多選擇投降李自成，所謂“偷生既繁，殉節無幾”，一些激進的意見認為，明朝的國家之禍酷于驪山，而戰功不及中唐，抗節不及南宋。明代臣子的了無節氣，言之令人切齒寒心。無論是此時投降李自成，還是隨后投降滿清，這些幸存的明代大臣往往“飾為求死不得之言，或誤聽念頭勿差之詎”。但種種自我開脫的借口不能為人所接受。

鼎革之際的人對氣節有著超乎其他歷史時期的要求，一位官員一旦逸出這一道德底線，便很難在同時人中獲得同情。貳臣這個特殊群體有著共同的身份危機，也有共同的消釋這一恥辱感的內在要求。在時人的描述中，王鐸入清之后，至為頹廢，似只求速死者。張鏡心《贈太保禮部尚書王文安公神道碑銘》云：“出則召歌童數十人為曼聲，歌吳歈，取醉，或宵分不寐，以為常。……間召青樓姬，奏琵琶月下，其聲噪唳涼婉，輒凄凄以悲。居嘗垢衣跣足，不浣不飾，病亦不肯服藥，久之，更得愈，愈則縱飲，頺墮益甚。……幸熙朝寬法網，哀憐老臣，待以不死，計此七年，皆余生。”錢謙益銘其墓亦稱他“既入北廷，頹然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歡間作”，還將王鐸形容為“叔孫昭子”、“魏公子無忌”——這兩個人是春秋與戰國時的賢人，皆因不得其志，飲酒作樂而死。彭而述在《祭孟津王覺斯先生文》中則說：“迨夫皇輿敗績，倉皇江左，司馬云亡，管夷吾其何補，趙氏中絕，文信國以難支。以故與道污隆，一時明太公之志；隨時消長，九疇見箕子之心。”過殷墟而作麥秀之歌的箕子，雖身在周朝，卻深懷故國感傷。彭而述將王鐸形容為有箕子之心的人，其意昭昭。在《吊王文安公》中，彭氏更將王鐸比于忠心耿耿、歷艱險而不言功的晉國大臣介子推。

再看王鐸是如何回護張縉彥的。《明季實錄》記載，明末任兵部尚書的張縉彥在李自成入京后，奉旨錄用。其后張氏又在河北“收募義勇，誅逐偽官”，關于這段經歷，《國榷》以正面的姿態加以描述，而《甲乙事案》與《小腆紀年附考》都認為這是張氏“自言”和“詐言”。正是在王鐸的保薦下，張在弘光時期得授原官，總督北京山西河南軍務。《擬山園選集》收入了王鐸所撰《敕諭總督尚書張縉彥》，有“聞汝復糾合李升、郁英、解居易、郭士元、李際期、郭士標、貴養性等義旍，一振一日，響應者萬余”。從這段話以“聞”字起始，可知王鐸對張這段經歷心中并無底氣。在后來的一篇文章中，王鐸再度美化張縉彥，所謂“北都遂潰，求死不得，乃變服為道士，思以圖寇”，并借洪承疇之口，指出“夙昔翳蔽以長機牙、旁委瑣鑰、壞天下至于陸沉者，非坦公之故”。既揭橥張氏在鼎革之際求死不得的心志，亦將這位兵部尚書亡國之責開脫得一干二凈。

熊文舉也曾為張氏開脫：“至狂瀾既倒，滄海橫流，無餉無兵，以一紙空銜而曰：是大司馬得端征伐，嗚呼，不聞天命既去，雖武侯扶之，而不足乎？當時皇輿論板蕩，公不難以七尺謝先君，而忍死須臾，吾坦公之心其誰知之？”投降在熊氏筆下被形容為“忍死須臾”。狂瀾既倒，此時即使是諸葛亮也無計可施，更不用說張縉彥當時無餉無兵，兵部尚書的任命只是一紙空文。1645年冬，張縉彥手書投降信札，表示愿歸順清朝。這封信經清安慶巡撫李猶龍轉達給在南京的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由于崇禎年間洪承疇任職陜西時張縉彥是他的下屬，“知信甚深”，洪承疇向清廷力保，準其投降。熊氏大談“不難以七尺謝先君”，此時成了不折不扣的謊言。

王鐸所開脫者，不止張縉彥一人。1649年上巳日，在御賜宋權的北宋范寬畫作上，王鐸將宋權這位最早投降清朝的明代大臣形容為“以第一流人賜第一流畫”，其道德勛業值得大書特書。當年五月，宋權家的盆蘭枯萎之后復發三花，王鐸特為作圖，在跋文中，他說：“雨恭先生為國家發無窮光華，流馨千禩，為王者篤材，不與凡卉伍。”枯蘭復花，王鐸將之視為了不得的祥瑞，借此機會，又大肆鼓吹了一番主人宋權的德行與功績。這種鼓吹，無疑是對他人“貳臣”指責的一種回擊。

再來看王鐸友人間相互開脫的例子。吳偉業曾提及，龔鼎孳在1650年秋寫給他的一封信中，自稱“癸、甲大棟漸傾，妄以狂愚奮身刀俎，甫離獄戶，頓見滄桑。續命蛟宮，偷延視息，墮坑落塹，為世慚人”，龔鼎孳對自己在甲申國變時的表現雖有美化，但對服務新朝并不覺得理直氣壯，一如遺民杜濬所指出的：“步步辨退、著著謀退，則退易矣。空言求退，則退難矣。”然而，在熊文舉的筆下，龔卻成為一位難得的道德君子。在序龔氏詩集時，熊談到北京淪陷，他與龔鼎孳一起逃到一荒寺破園中。兩人都沒有自殺，理由是他們沒有親詈此難，并大義凜然地說，“夫君子值國家之厄，舍生取義，甘之如飴。……親罹之斷斷欲各行其志，而有以相失，奈之何？”一副無法赴死而無可奈何的姿態。他甚至激賞龔氏入清后的詩文“以傷心之麗離宮故苑，淚雨紛飛，贈答酬懷，蛟珠迸落”，從中可見大義炳然和忠厚悱惻。熊文舉在鼎革之時與龔出處相近，對龔氏的回護，毋寧說是一種自我辯解。在序言的最后，熊氏這樣詰問道：“孝升何負于君父？何負于師友？”這兩個詰問雖然乏力，卻展現出貳臣尋求自我救贖的苦苦掙扎。當然，這種回護的動力并不是新朝的認同，而是彌漫于明遺民之間的以及可以預期的后世指責。與此口徑一致的是，王鐸序龔詩時，也說他“錚錚為國家廓清之擔，荷重遠謀，求為君子之無愧焉耳”。

貳臣的悔意，也時刻流露于他們的言行之中。熊文舉在明亡之前，曾與老師孟兆祥討論萬一京都不守，該如何處置。孟說：“莫商量，各人自頓主意。”又說熊文舉有老親在數千里外，又官司勛閑曹，不是要職，尚可從容。李自成入京當天，孟兆祥及其子孟章明皆殉節。每每想起老師，熊文舉總油然而生一種愧負感，《泊鎮吊孟肖形老師》自述“兩次捐生，而事會間之，不獲畢命”，但無論如何，作為生人，“既負國恩，又慚師訓”，在這首詩中，熊文舉還寫下了“門生羞后死，灑淚志忠臣”的句子。不惟孟兆祥，熊文舉對以身殉國難的倪元璐、黃道周等人，都有愧對之意。因此，熊文舉入清后屢請掛冠，有“生殺惟命，浩不可挽”的決心。他也像王鐸一樣表示，“病不尋醫，呷水焚香，但祈速朽”，他最大的愿望是死后能夠“名題處士，墓額遺民”。遺民與貳臣雖是截然相反的社群，卻是貳臣心中念念難忘的道德高標。

即使熊文舉因“欠一死，恥于自敘”，但他仍多次對自己鼎革以來的種種表現詳細記錄。諸如聲稱自己在甲申三月不難以死，從先帝于地下，但兩次雉經垂絕，為劉蘭生救解于隘巷；次日，當諸俘臣哭臨時，刀槊如林，但他握拳透爪，“廷捶誤國之權閹，嚙齒穿齦，哭請先帝之含斂”。也就是說為崇禎帝請含斂捽宮禮，為其倡首。四月廿九日，李自成離開北京，熊文舉、龔鼎孳、涂印海等人解縛逃出平自門，自稱“三人口占文互祭，將同畢命于一野寺荒園”。入清之后，受新朝特知，但在1645年六月初一宣示南方歸附之后，毅然掛冠。熊文舉在談論這些事跡時，不時拉傅振鐸、龔鼎孳等人為之作證，并引其父之言曰：“誰謂子偷生乎？”楊廷鑒正是借助熊文舉的種種自述來為之開脫的。在《熊雪堂選集序》中，楊贊揚熊氏“忠孝大節”，并說：“夫圣賢出處進退，初無一成之跡，古今興亡治亂止此不泯之心。”這句話意在表明，一位臣子在治亂興亡之際，不在于他忠誠的行跡，而在于他忠誠的心意。這可以說是貳臣自我解脫與相互回護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