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稅務部門公布了對網絡主播黃薇（網名：薇婭）偷逃稅的處理結果。

黃薇通過隱匿個人收入、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進行虛假申報偷逃稅款，被依法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并處罰款，共計13.41億元。薇婭及其投資企業取得的收入包括直播、淘寶、綜藝、代言等各個方面。國家稅務總局網站通報，黃薇在2019年至2020年期間，通過隱匿個人收入、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虛假申報等方式偷逃稅款6.43億元，其他少繳稅款0.6億元。

根據這個涉及到的偷逃稅款來回溯性倒推，若按照個人勞務報酬、個人獨資企業經營所得等收入類型的最高邊際稅率45%、35%來進行大致測算，涉及到的應稅所得至少是15億-20億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市稅務部門在做通報時，說明薇婭案的線索是經稅收大數據分析發現。那么，什么是稅務大數據？稅務大數據分析對新興業態的畫像分析施如何進行的？在稅務大數據分析中又如何保護納稅人的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呢？

稅務大數據與大數據治稅

2021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

要“以發票電子化改革為突破口、以稅收大數據為驅動力的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應用效能的智慧稅務，深入推進精確執法、精細服務、精準監管、精誠共治，大幅提高稅法遵從度和社會滿意度，明顯降低征納成本，充分發揮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到2023年，基本建成‘無風險不打擾、有違法要追究、全過程強智控’的稅務執法新體系，實現從經驗式執法向科學精確執法轉變；基本建成‘線下服務無死角、線上服務不打烊、定制服務廣覆蓋’的稅費服務新體系，實現從無差別服務向精細化、智能化、個性化服務轉變；基本建成以‘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和‘互聯網+監管’為基本手段、以重點監管為補充、以‘信用+風險’監管為基礎的稅務監管新體系，實現從‘以票管稅’向‘以數治稅’分類精準監管轉變。”

《意見》為近兩年的智慧稅務建設提出了時間表和任務書，大數據治稅開始深入到——稅務系統的從基層稅務所到稅務總局的全部組織體系之中。從學理上講，稅務大數據，主要涵蓋納稅人數據、稅務機關在征管過程中形成的數據，以及其他公權力機關或公共組織通過政務信息平臺及相關信息平臺依法共享給稅務機關的數據。

在實踐中，由稅務機關或者其授權的有關機構采集、持有并使用的納稅人數據信息，以及相關政府機關或公共組織通過信息共享而獲取并使用的數據，構成了稅務大數據的主要來源。這些數據構成了稅務大數據的基本信息來源，稅務機關依托相關函數設置和計算方法，通過歸類、梳理、評測、匯總和分析這些數據，可以得出一些重要且精準的覆蓋某個區域或某個行業或針對特定個體的稅務數據，既可以用于篩查稅務風險給相關企業或行業提出警示，也可以用于稽查部門發現案件線索并精準識別和有效查處，還可以對行業治理和發展作出數據評估和精準數據支持。

大數據治稅是指，主要依托于數據并基于大數據的識別歸納分析來進行稅收治理，其優勢在于精準性、實時性和可視化。

精準性是指所有的信息抓取都有準確且可回溯的數據信息，在形成分析判斷意見的同時進行了數據證據的歸集；

實時性是指只要數據提供方上傳數據，數據均能第一時間實時采集，比如納稅人在稅務申報系統上一旦完成申報，系統就會實時歸集和分析，并第一時間進行測評與分析；

可視化是指所有的數據分析打破了傳統的紙質分析方式，可以從任何片段、區域和數據鏈中進行圖表和模型分析，并可以通過可外部化的方式清晰進行簡明展現或立體畫像。

大數據治稅，其主要的路徑和目標，就是“精確執法、精細服務、精準監管、精誠共治”，在稅務執法、稅務服務、風險控制與監管以及跨部門稅務治理中形成合力，既為本系統的稅務征管、服務和執法提供準確的數據支持，又為有關政府部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提供數據助力。

新興業態下的稅務大數據畫像

新興業態，一般是指新的業務經營的形式和狀態。在當前的信息技術科技發展背景下，新興業態又普遍與數字經濟緊密相關。數字經濟是典型的數字化形態的經濟，其經營架構、業務流程、交易結構、合作模式和結算安排等，都可以基于互聯網和數據鏈產生，甚至一些業務發展方向也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而變化。網絡直播行業作為數字經濟的典型代表，在近幾年的互聯網經濟發展和新興娛樂生態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各地各級政府也將網絡直播行業作為地方新業態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動能標桿加以扶持和發展，出臺了一系列的鼓勵政策和措施，使得新興業態。

包括網絡直播在內的新業態也有幾個非常明顯的數字經濟特點：

一是銷售營收增長非常快，直播行業的行業總營收最近幾年一直走高，是各新興業態“風口”上的“黑馬”；

二是馬太效應非常明顯，兩極分化趨勢突顯，位居“金字塔尖”的頭部主播營收是一般收入的主播和從業人員收入的數十倍甚至是數百倍；

三是作為新興業態呈現“野蠻生長”態勢，一些主播和平臺公司的稅務合規和籌劃比較混亂，直播行業內的部分主播和相關市場主體沒有對稅務合規表現出足夠的重視，一些涉稅服務機構在提供服務過程中沒有表現出高水準的專業性。

近幾年網絡直播行業突然快速生長起來，加之現在一些開發區、園區及有關部門在推出一些針對新興業態的稅收核定政策政策時把關不嚴，也使得直播行業的涉稅風險被進一步放大，當稅收征管趨于更加規范和嚴格的時候，就出現了現在的雪梨、林珊珊案件和薇婭案件。

新興業態之所以成為一種業態，也與其較快的發展勢頭緊密相關，一些行業比如網絡直播甚至是呈現幾何級的增長態勢，而這其中的相關數據，也會在其向有關部門申報、辦理相關業務的政務數據大系統和公共服務數據大平臺上呈現出來。

應該說，大數據治稅在新興業態中的征管與服務中表現比較突出，一方面是這些業態的存在形態與數據信息網絡精密相連，銷售數據等經營情況可以基于其他合作方和監管機構獲取；二是稅務機關同樣也采取了大數據的計算方法和征管手段，比如銷售額、社保人數、行業稅負率不匹配系統就會預警，再比如發票的進銷項嚴重不匹配的數據自動測算為虛開增值稅發票提供了信息源，為稅務機關發現風險和線索提供有效支撐，同時也能為稅務機關查辦有關案件提供數據證據佐證。

稅務大數據信息系統建設現在進入了智能化時代。大數據監控抽查主要基于特定的函數和算法，可以根據特定經濟社會政策、行業管理的需要以及智能模塊集成的要求，全時制、智能化和動態性地對全國、區域、行業和企業申報的稅務數據與全國和地方性的政務信息系統和公共信息系統進行交叉比對和稽核，得出很多有效的預設限定值和不預設限定值的分析結論，提供稅務類、全景類和功能模塊類的非常精準的數據畫像和評測數值，提供給稅務執法、稅務風險防控、經濟預測統計和行業或綜合治理的相關部門使用，以提升數據要素的應用效能。對于納稅人和市場主體而言，可能需要嚴格遵守相關稅法規定，保持與主管稅務機關的良性互動，提升稅務合規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在相對透明的財務環境中進行交易安排、財務梳理和稅務申報。

大數據治稅與納稅人隱私權保護

稅務機關通過對掌握的海量稅務數據資源進行分析，并將相關結論和建議應用于稅收風險管理、違法線索識別和稅收經濟政策決策，無疑能有效提升稅務征管的實際績效，發揮稅收治理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支柱性功能。在最近查處的網絡主播涉稅案件中，大數據分析發揮了重要的初始發現、關鍵節點識別、證據記錄和過程回溯的執法和監管功能，也對行業稅務違規行為和失序狀態造成了“警示性”壓力，督促納稅人和相關市場主體嚴格遵循稅法申報納稅。

目前，中國經濟進入了大數據時代的“新常態”，數據在作為稅務機關執法和監管的有力“利器”的同時，也本身作為新興產業要素推動了創新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但與此同時，也迫切需要一種相對規范的稅務數據采集、管理、使用和運行模式，并通過立法來保證稅務數據在技術上的安全性和在經濟上的效益性，并有效保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

在注重法治化營商環境的當下，大數據時代的納稅人隱私和商業秘密保護也非常重要。通常而言，稅務機關在使用納稅人申報的稅務數據時，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原則上只能針對個案進行稅務評估和征收管理層面的使用，不能將未脫敏的稅務數據提供給其他市場主體、其他機關或組織使用。即便是稅務機關在征管或執法過程中形成的與納稅人有關的數據，其使用也應當僅只限于稅務用途或依法規定的其他相關用途。

從法理上講，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在數據脫敏后，稅務機關和有關部門可以從區域、行業和細分市場等多維度對相關稅務數據進行分析，形成相關分析數據和統計報告作為公共資訊，或應用于經濟社會治理事項。需要指出的是，根據《信息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稅務機關如何采集和使用這些數據，應當事先告知納稅人以及可能被使用的情形和具體用途，并依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進行。

至于稅務機關在稅務征管過程中形成的數據以及從第三方及政務或公共信息平臺合法獲取的信息，也應當結合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的基本原則，妥善加以使用。

未來，國家需要在《信息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加強稅務數據領域的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特別是針對稅務數據的分類治理以及稅務數據的取得、使用、收益、處分等權益運行要制定相關的公平、合理和有效的規則，既使得稅務征管和服務能夠依托大數據和云計算大幅提升其效能，減少對納稅人和市場主體不必要的打擾，同時也要充分保護納稅人和市場主體的隱私和商業秘密，讓稅務數據在安全、可靠、權利有保障、權力有制約的治理環境下充分發揮社會功用和效能。

當前，我國正處于數據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如何在保護納稅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合法有效使用稅務數據資產并提升其社會經濟效能，已成為經濟治理模式創新的重要課題。

（作者王樺宇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財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財稅改革及其法治化、公共政策與社會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