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改攻堅，終于邁到了“管辦分離”實現的這一步。據報道，1月5日，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正式注銷，這意味著，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脫鉤正式完成，已成為獨立的社團法人。此舉也被視作中國足球職業化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自足球改革摁下啟動鍵以來，“管辦分離”就被認為是足改中的關鍵一環，也是中國足球協會改革的核心。而今靴子總算落地，這自然也備受輿論關注。

應看到，足協與足管中心“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管辦和政企不分模式，得咎已久。原本在足球管理方面，有社團性質的足協就夠了，這也是國際慣例，而國際足聯也明確禁止政府干預足球?？砷L期以來，足管中心打著中國足協的名義，對外適應聯絡需要。

這個由原來的處級單位國家體委足球處演變而來的司局級機構，也扮演了“半官半民”的畸形角色：它跟足協人馬班子相同，可編制上卻歸于總局行政序列，一把手也系任命，結果考核體系也是政績，這導致的足球推進工作“只唯上”和職能含混之弊，也成了中國足球發展的現實掣肘。當主管部門在重大決議上的“一言堂”，取代足代會審議程序時，它違背了足球運作規律，像當年的暫停聯賽升降級就備受詬?。贿€容易衍生某些足球腐敗病象。

正因如此，二者管辦分離，成了市場呼聲，也成了足改深化的重頭戲。早在2004年，中超7家俱樂部投資人組成“G7聯盟”就曾提出“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的訴求，主要指向足協對聯賽“既是縣官、又是現管”的“管辦”問題。對此問題，有關方面早已意識到，可因利益牽扯，解決起來并不容易。

直至2015年3月，國務院下發的《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中正式提出：足協與體育總局脫鉤，不設行政級別。雖然沒提撤銷足管中心，可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當時就稱“我們就是要解決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問題，今后將不會再設置足管中心?！倍袊銋f辦公大樓內部的“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字樣，之后也被鏟掉。而今隨著“國家事業單位登記管理局管轄事業單位申辦事項辦結通知”下發，足管中心正式告別歷史舞臺，“管辦分離”也終于在實質層面得以真正實現。

這來得不易，畢竟“管辦分離意味著向社會市場放權”,“割肉之痛”就在那，何況足球改革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建立后，足球改革發展已不是一家一部門之事，很多部委都有參與推進。而能實現分離，是足改啃硬骨頭，也能助推足改駛入“快車道”。

足球“管辦分離”，還昭示著，足球領域再次扮演了中國體育改革的排頭兵。這也是體育改革大戲的一個鼓點。就在前幾天，有媒體曝出重磅消息，稱體育總局近日對籃球改革發出10點指示，其中包括建議請姚明擔任中國籃球協會主席。而體育總局對此回應“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慮及姚明的身份，還有他牽頭成立的中職聯公司曾與籃協就CBA改革博弈，這釋放出了面向市場化、專業化改革的信號，也跟足球“管辦分離”彼此輝映。

當然，“管辦分離”并非對足球職業化真正徹底實現的蓋章確認?！肮苻k分離”后的中國足協，在內部機構設置、工作計劃制定、財務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國際專業交流等方面擁有自主權，但它能否徹底告別“行政化”，獨立運行，仍待觀察。

首先，剝離了“官”職的中國足協，能否真正發揮行業管理者的職能，還有些“實錘”需要落下。比如主管部門對足協給予必要的業務指導與監督管理，“業務指導”與“監督管理”能否恪守應有的分寸，而不是變成“過度介入”？事實上，之前有關部門表態要“調節、抑制高價引援，合理限制球員過高收入”，這是否在“業務指導”的范疇，有待商榷。

其次，此次管辦分離只是中國足協與體育總局的管辦分離，大部分地方足協仍在各地方體育局的管理之下，各地區情況各異，推行管辦分離的時機和步驟也會有差別。地方能否賡續國家層面的改革意圖，避免不跑偏，也待觀后效。

說到底，剝離了“官”職的中國足協，距真正職業化仍有距離，這段距離也須通過獨立的專業化運作去縮短。而對主管部門而言，既然管辦分離了，就得厘清職責邊界，該放的權得放，并回歸監管和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本身。這也是推進包括足改在內的體育改革“更進一步”的內在要求。

（原題為《“管辦分離”來了，足球真正職業化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