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被視為21世紀最重要、最復雜的雙邊關系之一，直接影響著國際關系乃至世界和平。2017年底，以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報告》等一系列官方文件為標志，美國開始公然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新一屆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擯棄了特朗普“美國優先”和單邊主義的對外政策，積極重塑與盟國的關系，對華戰略更具策略性。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12月20日在2021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上再談中美關系時表示，中方的態度一貫而且明確：要對話可以，但應當平等；要合作歡迎，但應當互惠；要競爭無妨，但應當良性；要對抗不懼，將奉陪到底。王毅稱，中美正在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范式。一年來的折沖和交鋒再次說明，美方對中國和中美關系存在戰略誤判。

即將到來的2022年，是尼克松總統訪華50周年，也是新中國與美國首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發表50周年。中美如何重拾“融冰初心”，推動雙方關系穩健前行，為世界關切和期待。

此外，在中國人民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之年，外交戰線還將持續作用，努力為黨和國家的偉大事業營造更加穩定有利的外部環境。

值此關捩之際，12月20日，就中國的外交與戰略問題，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楊潔勉。

楊潔勉認為，拜登政府通過所謂專業和精細的政策舉措，以期實現美國對華戰略的重點和階段性目標，中國的應對方式非常得體。中美關系結束了特朗普后期急劇下滑局面，并在中美長期戰略博弈中取得了階段性的緩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專家學者和新聞工作者應有一定的歷史擔當。”楊潔勉總結稱，我們首先要有“四個自信”，意識到與西方爭奪話語權不在一朝一夕，同時努力向世界提供一種中國敘事。

中美元首多次通話后，中美關系達成初步一致

澎湃新聞：自特朗普時期起，中國就開始被美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拜登上臺之后，美國完成從阿富汗撤軍、積極推進所謂“印太戰略”、舉辦“民主峰會”以拉攏盟友……外界認為美國正在集中力量對付中國。您如何看待目前美國的對華政策？

楊潔勉：美國對中美關系提出了所謂競爭、對抗、合作的三分法政策，首先是競爭(competition)，其次對抗(confrontation)，第三合作(cooperation)。其實競爭又是由兩個“c”組成，一個是競爭本身，另一個是圍堵（containment）。前面兩個是真的、主要的，最后一個合作是次要的，只有符合美國利益的時候（美國）才會這么做。我們要注意的是，競爭和對抗之間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所以它們可以被看作一個整體。

我們要看到，世界總的潮流是朝著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但是在這個長周期里邊，它有短周期，有回流，有逆流。美國在與中國發展關系的過程中，堅持它的錯誤理念，把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者”和“主要安全威脅”。這個原則錯了、大方向錯了，所以不管是特朗普的單邊主義、“退群”，還是拜登政府的“回群”和小團體式的多邊主義，都與世界和平發展以及合作共贏的潮流相逆。

澎湃新聞：對于美國的這種不友好的策略，中國可以用什么樣的戰略去回應？

楊潔勉：我認為中國目前應對非常得體。引用王毅外長的講話來說，就是該斗爭的地方斗爭，該合作的地方合作，特別是我們要捍衛國家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在對美關系上提出了我們自己的三個要點，第一是相互尊重，第二是和平共處，第三是合作共贏。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這三點對比“競爭、對抗、合作”，高下立判。我們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中國的對美政策從根本上反映了中國以及美國的共同的愿望和利益。所以在過去一年中，通過中美領導人之間的三次電話和視頻對話，中美關系實現了達成初步一致。現在來看，有些小的方面已經有所體現，比如孟晚舟女士歸國，中美聯合工作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也進行了合作，比如有限度的記者互相交流等等。

當然這個“球”在美國一邊。美國國內政治，以及華盛頓難以擺脫冷戰思維，這些都妨礙拜登政府在對華關系上邁出大的步伐。但應該說，在中美兩國的共同努力下，中美關系急轉直下的趨勢得到了抑制。

中美俄歐，世界多極化的體現

澎湃新聞：您近期撰文稱，中俄美歐互動關系是百年變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剛剛我們談了中美關系，中歐關系方面，德國新總理朔爾茨當選之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第一時間發去了賀電。您如何評價中歐關系的走向？

楊潔勉：中美俄歐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四個大因素，這與美國提出的所謂美西方與中國、俄羅斯互相對立的集團性對抗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四種力量實際上是當前世界多極化的一個很好的體現，四方之間也在不斷地進行相互組合。

現在歐洲發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變化，長期執政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換成了朔爾茨，但后者一上臺就表明，他還是會繼續默克爾時代的對華政策，維護中德關系的穩定和發展。

關于中歐關系，歐洲至少有三點必須考慮到。第一，中國的崛起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中國的崛起跟歐盟主要國家一直在提倡的多極化、多邊主義是相吻合的。因此在政治戰略上，我們要加強四大伙伴關系，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第二，西方國家是很現實的。中國是歐盟排名第一位的經貿伙伴，已經超過了美國，中歐關系對歐洲國家的民生、經濟發展以及政府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這一次，朔爾茨總理也講了中國為什么對德國是重要的，法國、意大利同樣有類似的想法。

此外，除了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合作，中歐還有其他許多議題，比如能源問題、氣候變化等可以合作。所以應該說，默克爾離任了，她的影響還會在。但我們不能期待中德關系在默克爾時期與朔爾茨時期或以后會完全一樣。

澎湃新聞：但歐盟是美國的盟友，拜登政府正致力于修復特朗普時期遭損壞的盟友關系，歐洲的對華政策是否將受到美國的影響？

楊潔勉：從大的方面來看，歐洲同美國是盟友，有著相同的理念和目標，所以它們的分歧是有一定限度的。

但我們也要看到，美國和歐洲有很大的區別。現在包括德國在內，歐盟提出歐洲在戰略上要獨立，不應受美國的壟斷，這種聲音并不鮮見。我這樣的年齡（70歲），上世紀60年代初期就見識過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獨立精神。一路過來，美國的控制和歐洲的反控制一直都在，雙方總是在不斷地斗爭和妥協合作中搖擺。

現在隨著美國霸權地位的日益下降，美國和歐盟國家要求聯合自強，這方面的愿望有增強趨勢。總體來說，西方的戰略自信和戰略獨立性正在增加，但處于量變的過程，沒有到質變，這是基本態勢。

澎湃新聞：四方互動的另一方面是中俄關系。中俄雙方都表示，兩國關系處于歷史上最高水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中俄關系發揮什么作用？

楊潔勉：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僅體現在雙邊層面的務實合作上，還體現在國際事務的溝通協調上。中俄友好是有基礎的，特別是兩國都面臨著來自美西方的壓力。其次，中俄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社會文化關系都有新的發展，兩國正肩并肩成為當今世界亂象叢生的情況下的中流砥柱。

中俄之間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問題。親兄弟都會有問題，更何況它是我們的鄰居。中俄有歷史遺留問題，也有現實中間產生的，比如能源合作幾起幾落。在一些具體的外交政策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中俄的立場并不完全一樣。但我們需要知道，這是中俄關系的次要方面。

剛才講到西方外交策略的質變和量變，俄羅斯外交實際上已經出現了某種了質變——從此前要與東西方搞好關系的所謂“雙頭鷹”政策，到“向東轉”與中國搞好關系成為主流，這實際上已經是質的發展了。但我們不能完全放棄危機意識，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特別不能在關鍵問題上犯顛覆性的錯誤。中俄關系也是這樣。目前看來，中俄關系正在正確的軌道上穩步向前發展。

百年變局下的中國敘事：觀點、共識與交鋒

澎湃新聞：長期關注國際關系，我們會發現很多國際問題的敘事被西方發達國家所壟斷。您作為中國的專家學者，您認為中國應該如何更好地發出自己聲音？中國能否給世界提供另外一種敘事？

楊潔勉：我們要有自己的話語權。西方對國際關系、國際問題的話語霸權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因此中國要取代，或者說樹立我們自己的話語權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我認為有幾個關鍵點。

首先是亮出我們的觀點，比如說從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以下簡稱“亞信會議”）的建立，這就是歐亞地區發展中國家自己提出來的。到了中國接任主席國的時候，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新亞洲安全觀，這個同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所謂的“民主對專制”等等都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因為有了新的旗幟，新的話語，世界輿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其次，我認為我們在語言、話語創新的過程中，應該盡可能利用現存的大家有共識的，也具有相當進步意義的話語。比如說《聯合國憲章》、比如中國和許多國家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等。現在習近平主席又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而全世界的受眾也有一個過渡期，用他們已經比較熟悉的話語來注入新的內涵，會有更好的提高。

第三，世界是十分豐富多彩的，我們要不斷地進行交流、交匯，同時還要進行交鋒。對那些明顯錯誤的、明顯有違歷史潮流和會引起世界混亂動蕩的，我們要進行堅決的斗爭和辯論。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亞信會議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等機構都做得比較好，同時仍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專家學者和新聞工作者應有一定的歷史擔當，我們首先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要講什么話，就先去想西方有沒有講過，或者大量引用他們的所謂理論工具，而是要追求突出我們自己觀點的同時又符合世界各國人民所習慣的、能共情的敘事。

（實習生湯梁甲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