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的《炮聲中的電影——中日電影前史》（岳遠坤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年5月）據稱是最早研究中日戰爭期間電影史的著作，該書結合大量的口述資料與文獻記錄，以東北“滿映”、上海“孤島”和戰后香港的電影生產為論述中心，當然有著開拓性的重要地位。但是嚴格來說，它并不像通常所見的歷史研究著作，從書中大量的影評式文字可見其更多具有評論性的特點。這樣的研究與敘述角度帶來的好處是，讓歷史情境和人物變得鮮活，在研究復雜的歷史過程中帶有生命的真實體驗與思考，這正是在當下學術生產體制中最為缺乏的。由于這段獨特的電影史深深地涉及戰爭中的文化罪責、民族立場與感情、個人選擇與嚴酷環境的關系、隨時局而變化的傾向轉變等問題的復雜性，佐藤在“致中國讀者”和三篇“后記”中一再表述了他的擔心與憂慮，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令人感慨的是，他甚至在1985年寫的“后記”中說，希望中文版出版時中國人不要去探查那些當時在日本的統治下為日本人工作的都是誰，因為他知道這些經歷常常會成為中國人個人履歷上的傷痕，也知道中國人對自己人的嚴酷。到了2015年寫的“致中國讀者”，他擔心的只是電影本身的問題：這段電影史不被承認，遭遇遺忘，以及自己的研究是否正確，因而他呼吁中國讀者先去看那些電影，再來研究當時電影人的立場，只有這樣才能發現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讀者可能也會注意到，“這本中文版的出版經歷了頗為坎坷曲折的過程”（“出版后記”），詳情待考，但是似乎也可以作為佐藤的憂慮的一個注腳。

該書記述了在中日兩國交戰的慘烈歷史背景下川喜多長政、巖崎昶、筈見恒夫、龜井文夫、鈴木重吉等日本電影人和張善琨、岳楓、朱石麟等中國電影人的事跡，同時也講述了日本電影從“傾向電影”向“國策電影”的轉向軌跡，中日電影人在這特殊的歷史情境中的自我選擇、命運交集與各自無法擺脫的妥協與抗爭沖突的心路歷程，以及日本軍方對電影業的管制和中日觀眾對電影的不同反應。在我看來，該書中有幾個議題值得特別關注。一是日本電影的“轉向問題”。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晚期到三十年代初期是日本左翼的“傾向電影”高漲期，然而即便是在此時，日本政府和軍部也已經通過戰爭題材電影向國民灌輸仇恨中國的思想，但知識分子和評論家卻認識不到這些被他們瞧不起的電影對改變國民精神狀態的作用和軍國主義文化降臨的危險。而當“傾向電影”受到鎮壓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施行的“恩情主義”感化政策，很多左翼電影人很快轉向為軍國主義戰爭文化服務，轉而積極制作鼓舞士氣的“戰意高揚電影”。佐藤認為，“在那些制作過‘戰意高揚電影’的電影人當中，很難區分誰是真心，誰是趕流行，誰是不得已”（118頁）。另外他提出了統治者對文藝家“轉向”的接納問題：“ 原應立足于右翼意識形態的‘滿映’為什么會接納原左翼的‘轉向者’，并讓他們身居要職呢？”（209 頁）這就涉及統治政策中的人才使用問題。

另一個議題，是該書論述最多的圍繞川喜多長政在上海“孤島”時期的電影制作而產生的“親日”問題。川喜多長政的國際主義與和平思想在中日交戰的歷史情境中顯得幼稚與無奈，在日本侵略者與中國民眾的反抗的歷史情境中試圖以多方妥協求得電影生存更是顯得尷尬和艱難。由于他的努力，“孤島”電影還是在炮聲中發展，甚至出現了繁榮局面。但是，最為困難和敏感的問題是如何評價川喜多長政在日本軍方對電影的戰爭政治宰制下制作的影片，以及如何看待在他個人感召下參與電影制作的中國人。佐藤極為細致地從這些影片從揭示出“苦心積慮地用暗示的方式表達了當時無法表達的一種隱藏的意圖”（73頁），以此闡釋川喜多長政作為一個熱愛中國的日本電影人的真實心態。正是在這里顯示出佐藤作為電影評論家在歷史研究中的特色與功力：把還原歷史情境與對電影文本的“癥候式閱讀”結合起來，在這些電影“顯性文本”中出現的各種癥候（如艱辛、痛苦、抽象話語等）發掘其隱含著“自相矛盾的意識形態”的“隱性文本”。但是佐藤也很清楚，“不管怎么說，像這樣披著戰爭宣傳電影的外衣傳遞相反信息的做法不可能那么順利，甚至很難講‘懂的人自然會懂’，可謂是一種冒險的嘗試……”（198頁）另外，他還通過川喜多長政的目光而對孤島中的中國電影人的處境和心態給予了最大的同情和理解，但是這樣的理解恐怕是更難論證的。

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帕斯圖羅（Michel Pastoureau）的“色彩列傳”旨在從歐洲社會和文化角度出發，建立起一門歐洲的“色彩歷史學”。讀完其中的《黑色》（張文敬譯，三聯書店2016年8月）和《藍色》（陶然譯，三聯書店 2016年8月），仿佛給過去通過閱讀而建構起來的西方歷史與社會政治圖景增添了真正意義上的色彩：從古代到中世紀的色彩，啟蒙時代的色彩等等。作者專門研究色彩、圖畫、紋章和動物的歷史，實際上是把色彩的自然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最終的成果是色彩作為一種符號的人文歷史。他在《黑色》的“導言：為色彩里傳”中說這是要建立一門學科，這當然還可以商榷，但是他呼吁歷史學家警惕脫離了歷史背景的顏色概念會導致錯誤，的確值得我們重視。《藍色》一書的“導言”題為“顏色與歷史學家”，更明確提出色彩史說到底就是一部社會史，“顏色問題首先是并永遠是社會問題”。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也充滿了各種顏色、色彩的喻義，如掃黃、打黑、綠色組織、藍營、綠營等，顯然都無法脫離歷史背景和社會問題來理解。

關于黑色作為一種色彩的歷史，帕斯圖羅為我們描述了一段顛覆性的歷史進程：從一種色彩到不被認為是色彩，最后重新被承認為色彩，所反映的正是科學與人文發展的變化。在書中我們可以深入地認識到“黑色”在歐洲文化史上所具有的復雜多元的象征意義，如豐饒、謙遜、尊嚴、權威以及其對立的意義（悲傷、喪葬、罪孽、地獄、死亡等），在我們面前打開的是一部黑色的社會文化史。與黑色相比，藍色的歷史似乎更具有戲劇性，從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所看來的野蠻顏色到今天酸菜調查榜上最受歡迎的顏色，社會歷史文化對其價值的形塑更為突出和鮮明。無論如何，對研究歷史的學者來說，帕斯圖羅是很好的色盲檢測者和治療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