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則良致程應镠的兩封遺札

如今史學圈內，恐怕已少有人知曉丁則良其人與其事。這位西南聯大為數不多的史學新秀，在新政權初期也算得上是光華乍現的史界明星。拙著《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下稱《事輯》）編入了1947年他致先師（下徑稱其筆名“流金”）的兩封遺札。兩封信都寫在外為函封內充信紙的簡易信箋上。前一信封上開：“中華民國上海其美路新陸新村22號  程應镠先生轉李淑蓉女士收”，新陸新村是流金在上海師專時的寓所，李淑蓉是丁則良之妻，此信原應附有托轉其妻的信函。其正文如下（殘闕諸字乃剪去信封上外國郵票所致）：

丁則良致程應镠的第一封信

后一來函的信封上開：“上海梵皇渡圣約翰大學  翁同文先生啟。”這封寫給翁同文與流金的信寄到翁處，翁轉給流金時在空白處匆匆寫了如下短箋：

翁同文后來赴臺，成為知名史學家與紅學家，其時在圣約翰大學教中國通史，故有“光降約翰一游兆豐”之邀。Baby應指出生不久的流金長女。流金與李淑蓉是江西同鄉，從丁則良讓其轉致家信，或居所相近而往還較便，故知其返鄉行止。丁則良第二封信如下：

同學少年都不賤：丁則良在西南聯大

早在“一二·九”運動時，作為燕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學生骨干，流金與丁則良或許已有直接交往，至少也應互知大名。1938年，丁則良轉入西南聯大，追隨張蔭麟研治宋史，夏季畢業后留任聯大所屬師范學院史地系助教。流金這年9月才抵昆明，進入聯大歷史系，繼續中斷的學業。他與李宗瀛賃居樹勛巷五號，成為聯大史學青年聚會論政的沙龍。他在《樹勛巷五號》里憶及丁則良以助教身份與自己這些高年級大學生的交往：

開學之后，樹勛巷來往的人漸漸多起來。宗瀛和我共同的朋友徐高阮、王永興、丁則良是常來的。這兩室一廳的地方，就成為聯大學生論政論學的別館。當時我們都選讀了雷海宗先生的歐洲中古史，劉崇鋐先生的歐洲十九世紀史，葛邦福先生的希臘羅馬史和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高阮、永興、則良、宗瀛和我都是學歷史的。則良那時已任清華助教，但這四門課都旁聽。論學的一個中心，便是西方和中國歷史的異同。

來往樹勛巷的座上客，真可謂“同學少年都不賤”，后來大都成為學界名流或政壇要人。而徐高阮與丁則良對催生《大學論壇》的壁報助力尤大。這張壁報就在樹勛巷五號編輯抄寫，再張貼到聯大校園里的。流金《聯大第一張壁報》對此敘述道：

大約是十月吧，或者是十一月，看到報上發表四川大學教授被解聘的消息，便在宿舍里發議論。議論的中心是大學教育應當怎么辦，戰時和平時應當有些什么不同。在高阮的創議下，我們出了西南聯大第一張壁報，命名為《大學論壇》。《論壇》第一期的內容為反對川大解聘教授，主要文章是高阮執筆的。對于聯大，我們也不滿意，象死水一樣；我們渴望著大海。丁則良寫了一首七言古詩，題為《哀聯大》。詩中有譏諷，有對學海無波的憂慮。《論壇》連續出了幾期，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因為《論壇》一創刊，就聲明是同人刊物，不收外稿。贊成的意見來自私人交往，反對意見卻見之于繼《論壇》而起的另一種壁報。聯大能讓《論壇》出版，現在看來，是極可貴的。《論壇》創刊時，有一篇以《Toleration》為題的文章，它所要求的，正是聯大給予了的。

王永興《懷念則良》也說及這段令人懷念的交往：

文林街先生坡流金（程應镠）、宗瀛（李宗瀛）的住所較寬敞，課余和節假日常聚會有六人：徐高阮、王勉、丁則良、王永興和兩位先生，翁才子（翁同文）也時常參加，談抗戰，談讀書，指點江山，品評人物。

次年，翁同文因丁則良之薦入聯大下屬師院執教。又次年夏，流金畢業即赴河南正面戰場，他在顛沛暌隔中曾致函趙宗復，傾吐了對丁則良在內的樹勛巷舊侶的懷念：

今各分離，相見不知何日。高阮與兄俱在北方，而不得相聞，矩孫（按：即陳絜）久無消息；宗瀛、則良、黃刊（按：即王永興）分處云貴，相懸萬里：前事如昨，而寒暑已四易矣。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亦勿得耶！

1944年夏，流金重回西南，與已是專任講師的丁則良成為云南大學文史系同事，他教大一國文與先修班的世界史。其時成立一年的聯大“十一學會”兩周左右有一次學術講演，發起人中有青年教師丁則良和王佐良，吳宓戲稱之“二良學會”，之所以名“十一”，即將“士”字拆開。流金重回春城伊始，丁則良就邀他與會。據流金在“文革”中《我和“十一學會”的關系的交代》：

我的朋友王遜（按：后以治中國美術史聞名）、丁則良當時是“十一學會”的負責人。我到昆明兩、三天，“十一學會”有一次集會，討論吳宓的一個學術報告，王遜和丁則良邀我去參加，我去了。參加了這次學術討論，我對它是不滿意的。我當時的印象是：這是一個互相標榜的地方。我也毫不隱諱的對王遜和丁則良說了。這次集會還有我過去的熟人翁同文，還有以后認識而成為朋友的陸欽墀參加。此外，我記得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吳晗、潘光旦、沈有鼎，講師王乃樑、王佐良，沈自敏（研究生）都是這個學會的成員。當時，王遜、丁則良是要我參加這個學會的；因為我對它表示不滿，以后他們也就不提了。

盡管是好友，流金卻堅守君子和而不同的處事原則，這也是那代知識精英的處友之道。但據其1968年1月1日履歷交代，從1944年9月重回昆明，到1946年7月避難離滇，流金視丁則良為該期“最接近的朋友”，并舉其遺孀李淑蓉為證明人。這或是基于以下幾層關系。

首先，他倆不僅在云大共事，還同在昆明私立天祥中學兼教文史。許淵沖在《追憶逝水年華·天下第一中學》里回憶：（曾在天祥中學）“教文史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熊德基教授，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程應鏐教授，在一九三三年教過楊振寧中國古代歷史的丁則良教授”。

其次，自1945年6月起，流金受沈從文之托編輯《觀察報》副刊《新希望》，據他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在這個副刊上，我寫過一些短文，狂熱地宣揚‘獨立不懼’和‘個性解放’。在這個副刊上寫文章的有丁則良、王遜、陸欽墀、馮至等人”。他在《永恒的懷念》里也說：“《觀察報》副刊由他（按：指沈從文）負責，取名《新希望》，日常編輯工作由我來承擔。那時（鐘）開萊還沒有出國，王遜正在西南聯大教邏輯學，丁則良教中國通史。我便請這些老友幫忙，直到抗日戰爭勝利。”

再次，抗戰后期流金轉向左翼，聞一多與吳晗的影響至關重要，而丁則良是牽線搭橋者。仍據同上《文革交代》：

這兩年當中，在政治上和我有關的人為聞一多、吳晗、丁則良、陸欽墀。一九四四年秋，由于丁則良的介紹，我和聞一多、吳晗認識，因此和民盟發生了關系。由于吳晗的介紹，丁則良和我曾在唐家花園整理過圖書。唐家花園是民盟一個集會的地方。那時，我和丁則良都不是盟員，但參加過民盟邀集的座談會。……在是否要參加民主同盟這個問題上，我考慮得較久。王遜和丁則良當時都是不愿參加的。直至四六年四月，我才決定參加。

《樹勛巷五號》記及一件小事，頗能說明倆人關系之密契：

中國古典文學著作，當時能買到的也都買了。外文的外國歷史書籍，我曾和則良合買了一本Fisher的歐洲史，四五年在昆明教書，講世界史，則良送給了我。四六年倉皇出走，這本書卻帶在身邊。十年動亂被抄走，后來又發了回來，至今仍在我的藏書中。

《程應镠自述》推重丁則良“在同輩中是通古今中外的一個”。類似評價，在其他師友處也時有所聞。在清華與聯大時期，丁則良不僅與周一良、王佐良號稱“三良”，也頻頻見諸許多名家的推薦函。1938年8月，姚從吾致函傅斯年：“清華史系卒業較多，實以丁君則良為第一。彼同學輿論如此，壽民（劉崇鋐）兄亦數以為言。” 1945年，雷海宗致函梅貽琦說：“丁君為戰前學生中之優異者，對中西史皆能了解，在任何其他學校皆可擔任西史課程”，正因他的力薦，丁則良隨即被聯大聘為歷史系專任講師。

“國家仍有其意義”：丁則良赴英治蘇俄史

1946年暑假以后，丁則良復員北上，參加了戰后教育部僅有一次的庚款留學考試，錄取為唯一的史學留學生，與他同時考取的還有原聯大外文系王佐良、數學系吳文俊、物理系朱光亞、化學系朱亞杰與藝術學院吳冠中等，都堪稱相關學科的一時之選。次年，流金輾轉滬上，執教上海師專與法政學院等高校，丁則良在這年夏秋之際遠赴英倫留學。他致流金的兩通來函都寫在蘇格蘭皇后號上。

先來說第一封信。《丁則良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附《丁則良先生生平及著譯簡表》1947年載：“7月，從上海乘船赴英國，船行兩個月左右才抵倫敦。”而現存其第一封來信明確說是“九月九日下午上船”，“十日上午十時開船”，再據其第二封信所說“預計十月六日可到利物浦”。則《簡表》顯然有誤，不僅起碇之期不是9月而是7月，航程也非“兩個月左右”，而僅一個月不到。

與他同室的江澤涵，曾任西南聯大數學系主任，受教育部選派前往瑞士跟隨代數拓撲學家霍普夫進修，歸國后成為中國拓撲學的奠基人，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委員。丁則良說流金“寫的扇面很得人的贊賞”，或是流金顧念殘暑猶在，作為贈別禮送他在船上扇涼的。至于詢問流金夫婦“計劃如何，在念中。回鄉乎，留滬乎”，乃因他們的長子還留養故鄉，而滬上“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方興未艾，即便教師也如李宗蕖所說，“不僅衣食成了問題，連自身安全也成了問題”（《留夷集·從昆明到上海》）。丁則良勸李宗蕖“□□□□還是多休息好”，或因她7月剛生下長女，而此前曾在中學教英語，作為摯友故行規勸。

在介紹船上飲食讀寫后，丁則良對“同行的人似乎都比我有錢”雖生感慨，轉而“覺得也可以安慰自己”，比起那些帶足罐頭、裝滿行頭的紈绔子弟，他盡管赤手空拳，卻對自己過人的才學自信滿滿：“我帶了一個不太世故的頭腦去，將來總要打出一個天下來。”這種率真與自信，卻讓他后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第二封信的信息量遠比前信豐富。其一，這年6月簽署了《蒙巴頓方案》，8月印巴正式分治，開啟了迄今未靖的印巴紛爭，丁則良在赴英海輪上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完全為英人一手造成”。其二，在英國問題上，丁則良既揭露了英人在平等外衣下的種族觀念，也點明了當時工黨政府執政危機在于能否順利完成戰后恢復（艾德禮政府后來在這點上做得頗為成功），還充分肯定了英國在艱苦條件下實行配給制的做法，將其提到“社會主義之精神端在于公平享受”的高度。其三，丁則良最掛懷殷憂的還是中國問題，他比較中印兩國而直抒己見，認為“中國人之國家觀念似不及印人”，預卜“中國今日之問題不如印度之單純”。

信末說到的熊秉明，是數學家熊慶來之子，畢業于西南聯大哲學系，這年也考取公費，赴法國巴黎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后旅法不歸，在雕塑、繪畫與書法諸領域融通中西，成為大家。那個“小徐”，或即他們共同友人徐高阮。丁則良寫此信那天是舊歷八月十三， 故有“中秋已近，翹首云天，固不勝莼鱸之思”云云，也折射出他感情化的另一面。

作為公費留學生，丁則良在信里強調兩點。一是在比較香港與聯大學生的英文水準與思想程度后明確主張：內地“像樣的大學，能使學生之英文達到能說能寫之程度，則出國之后，獲益將遠較今日之留學生為多，而其成就亦非若干買辦子弟所能企及”。二是在探討中印兩國前途時尤其強調：“在今日尚未大一統之際，國家仍有其意義，而非到外國，似不能深切體會國家地位關系之大。”

這種國家觀，在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相當普遍，其產生既與近代中國歷經外患內亂息息相關，也成為1949年新政權成立之初許多海外知識精英毅然歸國報效的主要動因。這種家國情懷，同樣深刻左右了丁則良。據《讀史閱世六十年》，何炳棣留美前夕，丁則良曾對他說：“我們不要學林語堂，搞學問專以美國人為對象；我們應該學胡適之，搞學問要以自己中國人為對象。”他自己在考取公費留學后隨即致函何炳棣，表示決意進倫敦大學斯拉夫研究所修習俄文，改治蘇俄史。何炳棣鑒于好友在國史研究，尤其宋史領域已嶄露頭角，馳函勸他修英國史，“不宜以大量時間投入新的語文；如能從高深的英史研究中了解并達到史學較高的意境，將較俄史更有裨于長期國史的研究”。但丁則良堅持己見，不為所動。他之矢志轉攻蘇俄歷史和現狀，與上述家國觀似也密切有關。據其弟丁則民回憶，當他同年也考取自費留學資格時，丁則良就統一規劃了兄弟倆的治學方向。他贊同則民專攻美國史，以美國作為年輕國家而迅速發展，其歷史值得“供我們振興祖國的借鑒”；而自己則認為，“在當時兩個對立陣營的世界中，蘇聯是一個陣營之首，在國際事務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因而需要研究她，特別是考慮到祖國的發展前途，就更需要研究它”。足見他不聽摯友規勸，乃基于“祖國發展前途”的考慮，與他致翁子與流金信里強調“尚未大一統之際，國家仍有其意義”之間有著內在的契合。

惟其如此，赴英以后，他不遺余力強化新外語學習，僅用半年就順利通過俄文考試，轉入論文階段。在英短短數年，他研究俄國歷史與蘇聯現狀都大有收獲。1949年秋冬之際，丁則良致信何炳棣，激動表示，“英國費邊式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無光無熱，就要建國的中共有光有熱”，決心放棄論文，迫不及待地準備回國報效。王永興也憶及：“全國解放的消息傳到倫敦，則良極度興奮，他向導師提出輟學回國，為祖國效力。導師勸他再讀一年，就可拿到學位，則良不能等，放棄學位，回到北京。”

“帶著一個不太世故的頭腦”：丁則良的命運

1950年歲暮，丁則良歸國，回清華歷史系與周一良合開中國通史；次年出版單行本《李提摩太》，發表論文《〈天津條約〉訂立前后美國對中國的侵略行動》與《義和團運動時期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的罪行》。何炳棣據此認定，好友“業已由衷地接受了馬列與中共的觀點”。毫無疑問，這些論著匯入了當時的主流史學，足見“不太世故”的丁則良確想真誠服務于新政權的。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丁則良調入東北人民大學，隨后出長歷史系兼校圖書館館長，在史學之路上依然一騎絕塵，突飛猛進。在教育部組織編寫亞洲各國史教材時，周一良負責古代，丁則良則接下了近代；從1954年到1957年有四篇論文刊于《歷史研究》，平均每年一篇，這是周一良極口推許的“幾篇頗有水平、當時很受重視的亞洲近代史論文”。1956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為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舉行學術討論會，僅有三位報告人中侯外廬與黎澍是所內同仁，丁則良作為唯一的所外學者受邀作學術報告，座下聽講的顧頡剛在日記里“深佩其治近代史之精湛”，他在當年史學界的聲光可見一斑。

然而，丁則良的史學之路卻戛然止步于1957年盛夏。8月8日，他自沉于北大未名湖，這位年僅四十二歲的史壇新星或是反右初起時最早自殺的“右派”。

周一良說丁則良打為“右派”，“是原單位欲加之罪，故意捏造出‘三人反黨集團’”。所謂“三人反黨集團”指“黑統帥”余瑞璜（東北人大民盟主任、物理系主任）、“黑參謀”丁則良（東北人大民盟副主任、歷史系主任）與“急先鋒”徐利治（東北人大民盟秘書長、數學系主任）。倘若說余瑞璜與徐利治在鳴放期間還有點言論，丁則良因赴蘇聯參加“東方學國際會議”，既始終未在長春市與東北人大的鳴放現場，也從未在任何報刊上發表過有忌言論，原單位是誰“欲加之罪”呢？周一良在《畢竟是書生》里語焉不詳，直到2002年，才在《鉆石婚雜憶·風風雨雨》里披露了丁則良長子的說辭：

東北人大有一位老黨員領導，寫了一部歷史著作，讓丁則良提意見。其實這只是一種姿態，而丁則良本著學術良心和對黨負責的態度，盡其所知提了不少正確的意見。這就觸犯了這位老黨員領導，反右一開始，就缺席裁判把丁則良劃為右派，并且捏造出一個小集團。

相較于其父仍為那位“老黨員領導”作尊者諱，其子周啟博在《一個人文學者的悲哀——記周一良》里捅破了這層窗戶紙（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774451125&owner=322850517）：

父親在清華的好友丁則良教授此時已調去長春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任教，隸屬中共黨內史學家呂振羽領導。呂以自己著作請丁指正。丁如有心機，自當捧場幾句交差。但丁是樸實學者，認真研讀之后寫下多條意見，致呂不悅。反右風起時丁正出國開會，呂將丁缺席定成莫須有三人反黨集團之一。

呂振羽

但反右時東北人大校長是匡亞明，前任校長呂振羽早已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其間敘事仍然脫線。據杜瑞芝、姜文光《上下求索——徐利治》（哈爾濱出版社，2001年），1954年，徐利治曾向教育部寄送過一份“萬言書”，反映東北人大領導在統戰、教學與科研方面的問題。信件雖由徐利治執筆與出面，余瑞璜、丁則良、唐敖慶等都提供了材料，體現了東北人大民盟分部主委的共識，而作為這個集體里唯一的文科教授，丁則良見解往往比別人深刻——“在這份材料的起草過程中，丁則良或許起了更大的作用”。教育部接材料后即派工作檢查團前往調查，結論是“材料內容符合事實”，于是便有了次年呂振羽與匡亞明的瓜代。如此說來，丁則良不僅在史學專業上，而且在治校大政上，都“帶了一個不太世故的頭腦”，讓呂振羽很沒面子。

匡亞明長校后，對丁則良等北京調來的黨內外專家教授器重有加，這讓東北人大原行政領導與業務骨干、地方干部與外來教授等諸多深層次矛盾不僅未因主政者易人而冰融雪消，反在暗中進一步發酵。“反右”號角一經吹響，那些對“萬言書”與后續處理骨鯁在喉者，抓住余瑞璜與徐利治等鳴放言論，蓄意羅織“反黨集團”，盡管丁則良毫無可抓辮子的言論，也必須“缺席裁判”，置之死地而后快。總之，在“反右”大形勢下，那些原當事者借勢將宗派糾葛與個人恩怨匯入運動大潮，挾天憲而誅異己，迫使匡亞明縱有護翼之心也難逆勢而行（否則自己將成“右派”）。

丁則良8月1日回國入住北大。已知東北人大有人正極盡構陷之能事，李淑蓉唯恐丈夫出事，親往北京終日陪伴他。仍據周啟博說：

（丁則良）表面不動聲色，每天像他人一樣看大字報，暗中寫好遺言，終于找機會躲開親人朋友在北大投湖。我問湖水不過腰怎么能淹死，母親說丁伯伯抓緊水草把頭埋進泥里，是自殺。父親繞丁伯伯棺木以告別，并將丁遺書長置案頭。我愛翻看父母案頭文字，所以記住了遺書頭一句話︰“我出此下策，是因為實在記不起自己所說過的話……。”

他與出生僅四個月的幼子尚未見一面。丁則良之死震驚了同窗故友，也長久引發了他們對其個性與命運的思考。

流金知道，早在“一二·九”運動時，丁則良就是中共地下黨。但趙德尊《回憶錄》卻說，1936年，丁則良已“進入組織，因政見不合又退出來了”。何炳棣更說：“丁則良在清華和聯大期間，就已經加入又退出過中國共產黨。”倘如其說，丁則良在聯大或又有過入黨與退黨之舉。對他在加入與退出中共上那么隨心任性，何炳棣都慨嘆：“我自始即知丁則良是富于感情的人，可是從未了解他是感情如此易趨極端的人。”

另一知交沈自敏對丁則良的個性有著入微的體察：

他確是個好人，純正而近于天真。這里所指“天真”，不是指“童真”。則良的天真，從他和我的談話中，很可以寫一篇文章。他把人看做是可以“真誠相待的”，他把理想看成是很容易實現而且應該實現的。（據《流金藏札》1996年1月1日沈自敏致李宗蕖函）

這一評騭有助于后人深入認知丁則良，他實在是純正天真而容不得半點虛假的人，惟其如此，他可以幾度加入又退出共產黨，他可以放棄已有小成的宋史而新起爐灶改治蘇俄史，他敢于指正呂振羽的史著，他敢于批評東北人大存在的問題。所有這些，都基于他把人看成是可以“真誠相待的”，也即如其致流金函里自許的那樣，“帶著一個不太世故的頭腦”。正如其弟丁則民評論的那樣：“丁則良喜歡談政治，但仍是個書呆子。書呆子自然斗不過富于政治經驗的對手。”

同為契友的王勉在1986年10月26日曾致函流金，談及丁則良昆明舊事：

憶四十年代曾與則良、高阮同話張君勱，彼時羅先生亦在座，羅之一生亦確實經過不少波折，但讀西方政治學，終究于世事尚欠聰明，致有后來之遭遇也。

言外之意很清楚，在世事上“尚欠聰明”的豈止熟讀西方政治學的羅隆基，也包括丁則良與王勉自己（他也同罹丁酉之災）；這種教訓是歷經政治上“不少波折”才換來的。丁則良那純正天真的個性與“不太世故”的頭腦，在某種政治生態下不僅“尚欠聰明”，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難怪沈自敏只能一聲嘆息：“則良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

“昆明之游，還仿佛如在昨日”

1957年流金有日記傳世，卻只字未及丁則良。合理的解釋是，流金在打成“右派”后，自己都想到過自殺，也未遑他顧了。但其后直至晚年，他內心長期罡念著老友。據流金家屬回憶，故人遺孀李淑蓉每回江西探親，道過滬上，流金盡管也降級減薪，總盡量熱情接待她。《流金藏札》里還有一封李淑蓉1964年2月的來函，也說及這種患難真情：

這次在上海住了六七天，擔[耽]誤你不少時間，并給你們添了不少麻煩，心中感到很不安，但是想到老朋友這一點，也就覺得沒什么了。

1979年3月，流金“右派”改正，回顧廿年滄桑，追思已故亡友，他有感賦詩，題為《三月一日與宗蕖夜話，感事懷人，遂成一律，呈許杰、徐中玉教授，并簡周游、柯華》：

廿年遭棄置，投老喜逢春。海國梅爭艷，江城夢尚溫。文章思杜牧，議論惜王存。老妻相對語，哀樂總難論。

他以杜牧比丁則良，以王存喻王遜，第五句下注云：“則良喜論政，五十年代轉治近代史，頗有述作。1957年由莫斯科返國，自裁于北京。”《程應镠自述》引這首詩后說：

感慨是很深的。在上海很多老友，許杰、徐中玉、劉哲民、陸詒都得到改正，真像是寒梅給人間帶來了春色。在昆明的好友，丁則良和王遜，卻往而不返（王遜1957年后也郁郁而死），看不到人間的春色。

1983年10月，流金赴會昆明，故地重到，情不自禁地追憶與吳晗、丁則良等聯大師友的交游及其命運，賦詩述感：

地下人間互不知，王孫久困竟何如？則良辰伯能相見，應憶深宵說項斯。

據其《復出日記》，亡友長子丁克詮1986年2月20日來訪，流金傷感記曰：“則良逝去快三十年，淑蓉撫諸孤均已成立，昆明之游，還仿佛如在昨日。”他又沉浸在昆明時期與丁則良那段難以忘懷的真摯友情中。

據丁克詮說，從1957年到1976年二十年間政治運動不斷，其父“著作、書信甚至于相片都被洗劫一空”。那么，流金什襲珍藏的亡友遺札，就尤其難能可貴：它不僅見證了倆人的交誼，也保存了后死者對丁酉之殤的沉痛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