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起于突尼斯，燎原于埃及、利比亞乃至敘利亞與伊拉克在內整個中東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已經過去十年了。雖然可能十年的時間尚不足以對其最終影響蓋棺定論，但其引發的鐵血戰亂給中東乃至世界帶來的無盡恐懼和不安，則毋庸置疑。中東北非之亂，禍起蕭墻，禍及世界。

值此之際，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國際部12月23日起，推出“阿拉伯之春”十周年專題報道，從多個維度呈現2011年以來的這十年如何改變了個人、國家以及阿拉伯世界，并對“阿拉伯之春”發生十年后的阿拉伯國家乃至世界的格局、現狀和未來加以梳理和展望，以饗讀者。

碧藍的海水拍打著起伏綿延的山丘，這是突尼斯的“藍色小鎮”西迪布賽義德（???? ??????）。初次來訪的游人往往將之與希臘的圣托里尼島相比。雖同樣面朝地中海，但這座北非小鎮少了幾分南歐的熱烈，在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筆下，它是“沐浴在流動珍母中的鎮靜”。

小鎮中四處都是鵝卵石鋪成的小巷和藍白色相間的建筑：白色是墻壁與廊柱，藍色是大門與露臺。這些精致優雅的東方式建筑，十年前大都是達官顯貴們藏富的豪宅。

2018年冬天，突尼斯女企業家阿斯瑪·比爾吉哈驅車從首都回到故鄉西迪布賽義德，在一個下著小雨的迷蒙清晨，她仿佛在進行著一場“革命考古”。穿過濕漉漉的街巷，阿斯瑪的腳步在一扇緊閉的拱形大門前停下。“瞧，那是本·阿里的私人莊園，當然——是用我們的錢建的。” 她笑著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仿佛在講述一位熟人的軼事。

據阿斯瑪所說，這里是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在西迪布賽義德的私人莊園，2011年本·阿里出逃后廢棄。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站在山頂眺望小鎮，阿斯瑪揮手一指便能說出與本·阿里及其夫人萊拉家族有關的“罪證”。這位曾叱咤突尼斯政壇數十載的前總統，被當地人戲稱為“強盜男爵”。在他大權旁落之后的十年里，突尼斯人們自由議論著關于他和夫人的一切，傳說如宅前的雜草般野蠻生長，沒人去辨個真假。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販布瓦吉吉因攤位被沒收而絕望自焚，這把火燃起了突尼斯人積怨已久的憤怒，并很快在整個阿拉伯世界產生燎原之勢。這里是“阿拉伯之春”的起點，也是突尼斯人口中“尊嚴革命”（???? ???????）的開始。在這場運動中，本·阿里耗費23年建構起的權力與威嚴全然崩塌。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與夫人萊拉攜1.5噸黃金秘密出逃。2019年9月19日，83歲的本·阿里在流亡地沙特病逝，一段歷史宣告終結。

2011年算得上是突尼斯現代國家命運的一道分水嶺，而十年后的今天，通向未來的道路仍然并不那么順暢。

受動蕩時局的影響，阿斯瑪的事業曾一度受到不小的影響，雖然近兩年有所好轉，但突尼斯的整體經濟依然低迷，甚至不如2011年前。國家的政治危機也在持續，2019年當選的“素人總統”凱斯·賽義德今年7月下令辭退總理并凍結議會，12月，他宣布將于明年舉行修憲公投。此舉被一些民眾解讀為“政變”——他們擔心十年前抗爭的結果最終付諸東流。

“這十年，突尼斯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阿吉瑪近日在采訪中告訴澎湃新聞，“可以肯定的是，盡管我們在這條路上犯了不少錯，出現了很多政治問題，但突尼斯人依然相信‘革命’。”

9世紀，腓尼基人就在突尼斯建立了迦太基城，這里先后經歷了羅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統治，后又落入法國殖民者之手。多元文明的洗禮塑造了突尼斯包容的國家性格。上世紀60年代，在開國國父布爾吉巴的經營下，開放、西化的突尼斯曾是歐洲“迷失一代”們眼中的另一個巴黎，波伏娃、福柯都曾旅居此地找尋靈感。

如今，新時代的“民主實驗”進行了十年，突尼斯人也仍在不斷的迷失中找尋著未來。

“革命的搖籃一無所獲”

一提起十年前的事，像每個突尼斯普通人一樣，阿斯瑪總能毫不避諱地侃侃而談。“那個時候，人民已經進入了一種近乎疲憊的階段。你知道嗎？特別是在本·阿里執政后期，我們都不敢隨便提起他的名字。”

突尼斯總統府迦太基宮，本·阿里倒臺后人們在其中發現了多如牛毛的豪車、古董和奢侈品，這些物品后來被拍賣以彌補國庫虧空。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若問起十年來的變化，幾乎每個突尼斯人都會回答，“我們更自由了。”在十年前的西方媒體報道中，帶有浪漫色彩的“茉莉花革命”往往占據頭條，但突尼斯人自己卻少有提起這一說法。據稱，這種說法最初由一名法國記者創造，或許在他看來，自由的空氣如同突尼斯國花茉莉飄散的香氣——但事實上，純潔的茉莉點綴著突尼斯富庶光鮮的北部城市，貧窮的內陸卻少有盛開。

與海濱小鎮西迪布賽義德（???? ??????）名字相差無幾的內陸城市西迪布茲德（???? ?????）命運截然不同，在這里，人們并不僅僅滿足于“自由”二字。這是布瓦吉吉的故鄉，也是這名26歲大學畢業生絕望自焚的地方。

在布瓦吉吉離開世界的十年后，他的家鄉幾乎沒有發生變化。

“我們這十年都干了些什么呢？‘革命’的搖籃一無所獲。”西迪布茲德地區工人工會主席穆罕默德·加姆德在今年早些時候接受外媒采訪時控訴道，“除了私人投資的一家牛奶廠外，所有計劃多年的開發項目都處于停滯。”

西迪布茲德為紀念布瓦吉吉之死的“戰車雕塑”，上面寫著“不會原諒”。 《巴黎人報》 圖

2013年，布瓦吉吉的家人移居加拿大蒙特利爾。一些專家表示，布瓦吉吉的死讓他的家人獲得了一定經濟收益，這也引起了其他人相繼效仿。

據總部位于倫敦的獨立媒體《阿拉伯周刊》援引突尼斯非政府組織“突尼斯社會觀察站”的記錄，僅在2020年的前十個月，突尼斯全國就發生了62起自殺或自殺未遂事件。該組織的項目經理納吉拉·阿爾法稱，大多數此類行為發生在政府大樓附近，自殺者往往是20歲至30多歲的青年男性工人，他們生活在西迪布茲德這樣的貧困內陸地區。但阿吉瑪認為，這種說法夸大了事實。

“確實，這些年突尼斯收獲了很多——言論自由、更加完善的法律，但突尼斯的經濟一籌莫展，甚至惡化了更多：貨幣貶值了不少，旅游業也不再有活力。可我們的鄰國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卻發展得很好，因為它們沒有‘革命’，也幾乎沒有陷入動蕩，政治環境穩定。”阿吉瑪如此判斷道。

十年的政治動蕩讓歐洲投資者不斷撤離，突尼斯全國的生產和出口水平也持續下降。自本·阿里下臺以來，突尼斯政壇呈碎片化趨勢，意識形態斗爭與黨派傾軋降低了政府的運轉效率，更無暇顧及曾經引發“尊嚴革命”的民生問題。據半島電視臺報道，突尼斯的失業率在今年3月達到了17.8%，國家外債總額超過40億美元。

“經濟形勢和社會形勢有很大的相關性。”突尼斯經濟學家穆罕默德·扎魯克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指出,“為什么會發生‘革命’？在本·阿里時期，其實各項經濟指標都很漂亮，增長率保持在5%，但是社會指標很低——貧困率很高，生活成本也很高，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經濟差距很大，幾乎沒有可比性。我們不能只談論經濟指標。”

突尼斯2011年發行的布瓦吉吉紀念郵票

突尼斯獨立初期，開國總統布爾吉巴開始了一場“憲政社會主義”實驗，推進國有化、農業合作與“十年計劃”。然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由于生產效率低下、農作物歉收，“十年計劃”未能如期實現眾多目標，反讓經濟倒退。隨著國內和黨內的反對聲越來越大時，七十年代初，布爾吉巴讓國家掉頭走上了私有化道路，突尼斯經濟邁向繁榮。

但也正是從這時起，系統性腐敗開始在突尼斯政府機構中滋生，社會財富逐漸積聚在少數精英手中。到了本·阿里執政后期，與之交好的商業家族幾乎已經控制了全國經濟。扎魯克認為，雖然革命推翻了腐敗的統治者，但積弊數十年的結構性經濟問題無法僅僅通過更迭領導人來解決。

迦太基的戴高樂

十年前，時年45歲的突尼斯政治家穆罕默德·阿布正處在人生的風口浪尖。那時的他剛剛從監獄刑滿釋放三年。2005年，穆罕默德·阿布因在一篇文章中將本·阿里比作以色列前總理沙龍而被本·阿里政府判刑。

“尊嚴革命”初期，一些有關本·阿里家族腐敗的信息正是通過穆罕默德·阿布這樣的律師之口才為人所知。他表示，盡管當時也不斷有同行被抓，但那時沒人害怕過。

2018年12月，穆罕默德·阿布（中）與“民主潮流”黨黨員舉行會議，索尼婭（右一）一同參與討論。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在‘革命’最初的日子，我們律師團體幾乎每日都處在風暴之中。”穆罕默德·阿布在2018年的一次采訪中告訴澎湃新聞，“我記得本·阿里下臺的那一天，我們都哭了。”

2011年，穆罕默德·阿布當選本·阿里下臺后的突尼斯制憲議會代表，后又被任命為總理顧問，負責過渡政府的行政改革。他曾是突尼斯首位臨時總理蒙瑟夫·馬爾祖基所創“共和國大會黨”（Congrès pour la République）的主要成員。2013年，他又創立“民族潮流黨”（Courant démocrate），致力于推進民主、打擊腐敗，他也因此被突尼斯媒體稱為“干凈先生”。

2014年，受布爾吉巴影響頗深的88歲資深政治家埃塞卜西成為突尼斯首位民選總統，這位睿智而富有經驗的政壇老人為突尼斯帶來了短暫的穩定。2019年7月，92歲高齡的埃塞卜西因病去世，突尼斯提前舉行大選。在這次“阿拉伯之春”后第二次重要的政治格局重組中，凱斯·賽義德——一位寂寂無名、毫無從政經驗，連競選集會都沒搞過的大學法學教授當選了總統。

穆罕默德·阿布也曾參加2019年總統大選，第一輪他的支持率只有9%。此后穆罕默德·阿布宣布支持賽義德這位誓言與腐敗作斗爭的法學界同行。賽義德上任后，任命穆罕默德·阿布為負責政府治理與反腐敗的國務部長，兩人的關系經歷了近兩年的“蜜月期”。

2020年3月23日，凱斯·賽義德在總統府會見穆罕默德·阿布。

但令穆罕默德·阿布感到痛心的是，十年后的突尼斯政治似乎又有重走老路的趨勢。

今年7月，突尼斯部分民眾抗議政府應對新冠疫情不力，缺乏改善經濟的有效措施，賽義德隨即將總理解職，暫停議會活動，不久又有為總統擴權的傾向。這一舉動很快就被曾經支持突尼斯民主進程的西方媒體批評為“獨裁者的回歸”乃至“政變”。

在7月的政治風波之初，穆罕默德·阿布與賽義德站在了一起，他呼吁總統在大街上部署軍隊，以打擊腐敗的名義逮捕政商大亨。然而，在賽義德12月13日宣布明年進行修憲公投后，穆罕默德·阿布與之劃清了界限。

12月14日，穆罕默德·阿布發布了一段時長一刻鐘的視頻演講。他表示自己依然相信賽義德是“純潔”的，但他批評其缺乏能力和遠見，只追逐眼前的政治利益，并稱自己不再認為賽義德是突尼斯的總統，必須通過“一切合法或非法手段”讓其下臺。

“想象一下，十年之后，人們終于可以自由地批評總統，批評宗教，批評任何你想批評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因為在Facebook上發了牢騷而被一個便衣警察帶走了。”穆罕默德·阿布的朋友索尼婭·扎克拉維近日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道。

賽義德上臺已經兩年多，可至今還沒人完全摸清這位總統的底細，他似乎從不“按套路出牌”。今年10月，他任命了阿拉伯國家歷史上首位女性總理，但這位總理乃是科學家出身，與原是法學教授的賽義德一樣毫無從政經驗。

突尼斯總理娜杰拉·布登·拉馬丹宣誓就職。 新華社 圖

唯一讓人確定的是，這位不茍言笑的法學教授對法國最后一位“強人”總統戴高樂欽佩有加。現年63歲的賽義德今年7月接受了《紐約時報》采訪，在這次被《紐約時報》記者認為是“安排好了的”采訪中，賽義德引用了戴高樂的話：“我今年67歲了，到這樣的年紀才開始獨裁者生涯，這話可信嗎？”

有趣的是，兩年前賽義德參選時，國內外媒體都對他一片贊譽，他被包裝了成一個“因了解官場腐敗而與世無爭的純正學者”形象。法國《觀點》周刊（Le Point）那時把他比作“沒有斷頭臺的羅伯斯庇爾（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家，雅各賓專政時期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認為各個政黨都‘背叛了’2011年的抗議成果，隨之帶來的是社會和經濟狀況的惡化……他呼吁一次‘投票箱的革命’。”

在索尼婭看來，這場“投票箱的革命”徹底失敗了。在賽義德上臺后，人們發現這名總統不但對管理經濟一竅不通，還“企圖偷走‘革命’的果實”。而事實上，兩年前，連她自己在兩輪選舉中都把票投給了賽義德。

“是誰在支持賽義德先生呢？當然，這一切都與對本·阿里的仇恨有關，賽義德的反腐主張騙取了人民的信任——人們沒有更好的選擇。今天人人都在談論這種愚蠢的民粹主義，它正在世界各地蔓延。”她說道。

“我們進入了一個死局，已經到了一個無法回頭的地步。”在兩年前的大選中，雖然賽義德最終的得票率超過了70%，但實際上突尼斯全國的投票率不及40%，原因在于民眾已經厭倦了層出不窮的政客。

哪個民主？誰的民主？

與索尼婭不同，企業家阿斯瑪對目前的局勢并不那么悲觀。對她來說，穩定大于一切。

“據我目前所見，賽義德采取了一些想要糾正革命進程的重要措施，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發后，突尼斯和世界很多國家一樣經濟惡化了，而政府無法應對危機。”她表示。

生于60年代末的阿斯瑪懷念的是布爾吉巴的時代。這也是為什么，當2014年突尼斯人第一次擁有投票機會的時候，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曾跟隨布爾吉巴多年的埃塞卜西。

首都突尼斯城市中心布爾吉巴大街盡頭的布爾吉巴雕塑。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埃塞卜西曾親自寫過一本名為《哈比卜·布爾吉巴：小麥與麩皮》的傳記，他在其中寫道，布爾吉巴“對民主有一定程度的過敏”。后來，埃塞卜西又在接受法國《快報》采訪時進一步解釋道，“布爾吉巴當然不是一個暴君，他是個獨裁者。他自己從未說過自己是民主派人士，他認為自己并不關心民主問題、選舉及這些所帶來的危險……他堅信，他肩負著突尼斯人民賦予他的任務，這些任務超越了這些問題。他的合法性是歷史性的。”

上世紀50年代，布爾吉巴帶領突尼斯走了一條有別于很多阿拉伯國家的民族解放道路。在他的新憲政黨內部，“布爾吉巴主義”占了上風，這種漸進政策讓突尼斯避免了在“納賽爾主義”盛行的時代卷入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洪流，也避免其成為埃及等地區強國“衛星國”的命運。

1962年3月6日的《紐約時報》，標題為《布爾吉巴在齋月禁食時用果汁為現代主義干杯》。

在獨立的最初幾年，布爾吉巴大刀闊斧地進行社會變革。他抨擊“過時的傳統”，反對戴面紗，讓墮胎合法化，擴大教育規模，提高女性地位，這些“離經叛道”的改革以及冷戰期間堅定地與西方保持合作的態度保證了美國對突尼斯的經濟援助。在埃塞卜西看來，誠然，假使這些在今天看來明智的決策當時被提交由突尼斯全民公決，卻可能并不會獲得多數贊同。

然而，在布爾吉巴開展世俗化改革幾十年后，伊斯蘭主義在2011年“革命”的最初時日找回了生長的土壤。無論是在突尼斯還是在埃及，“阿拉伯之春”之后“民主果實”的初嘗者，都是擺脫束縛的伊斯蘭政黨。

隨著本·阿里政權的崩潰，在突尼斯蟄伏三十年的溫和伊斯蘭主義政黨——復興運動被臨時政府重新賦予合法地位。該黨精神領袖加努希重返突尼斯，迅速在突尼斯政治舞臺上“開拓了一片空間”。2011年10月，在突尼斯“尊嚴革命”后進行的首次制憲議會選舉中，復興運動大獲全勝，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作為執政黨開始主導突尼斯的政治。

“事實上，選舉是有很大問題的，突尼斯人當時滿心歡喜，覺得自由大過一切，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不同政黨當時的動向，特別是伊斯蘭復興運動。”阿吉瑪認為，由于本·阿里嚴厲打擊復興運動，很多突尼斯人對他們充滿同情。

一直以來，突尼斯被西方媒體塑造成了“阿拉伯之春”期間的“民主轉型樣板”，比起利比亞、敘利亞等走向沖突與戰爭的國家，突尼斯像是一個和平過渡的典范。然而，突尼斯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代表、政治哲學博士梅茲里·哈達德并不認同這種“媒體神話”。

2016年初，哈達德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采訪時稱，“盡管擁有或者說得益于布爾吉巴必要的開明專制主義、本·阿里無效而晦暗的獨裁主義，但突尼斯此前是一個世俗化的、安全的、寬容的、社會文明而經濟繁榮的國家。那么它現在變成了什么？社會失范、伊斯蘭化、安全脆弱、經濟一片廢墟。”他認為，突尼斯確實成了“阿拉伯之春”之中的例外——從布爾吉巴式的現代主義演變為所謂“溫和”的伊斯蘭主義，這是一種“大規模倒退”。

埃塞卜西上臺后，促成了自己的“突尼斯呼聲黨”與復興運動之間的一項歷史性權力分享協議，借此穩定了突尼斯政局。但在他執政后期，兩黨合作出現裂痕。與此同時，突尼斯經濟也沒有任何好轉跡象，民眾將矛頭對準了把持議會的復興運動，認為其把精力全部放在政治斗爭上而忽略了經濟和社會危機。復興運動的支持率不斷下滑，突尼斯政治危機也延宕至今。

“我愛突尼斯”，背后是中世紀阿拉伯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伊本·赫勒敦的雕塑。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世俗總統賽義德與復興運動的戰斗就此拉開帷幕，前者今年7月解職總理邁希希的目標便是直搗復興運動，因為邁希希背靠復興運動支持，他領導的內閣所施行的政策反映的也是復興運動的意志。

賽義德的決定也確實獲得了不少突尼斯人的支持。突尼斯民調顯示，在7月政治危機初始，賽義德的支持率不降反增，而到了11月，雖然數據下降了10%，但他仍以72%的高支持率成為突尼斯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

1957年7月25日，布爾吉巴宣布終結君主制，建立突尼斯共和國。而在64年后的同一天，凱斯·賽義德宣布徹底打破 2014 年憲法，并將權力集中在他的辦公室。對于賽義德修改2014年憲法的另一種解讀是，他正在打破不受民眾歡迎的政治局面。

阿爾及利亞馬格里布研究中心主任羅伯特·帕克與突尼斯戰略研究所前主任塔里克·卡赫拉維今年10月在非營利智庫“中東研究和信息項目”（MERIP）上撰文指出，在新冠疫情暴發后，許多突尼斯人經歷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經濟情況，這讓他們希望有一個更好反映自身需求和利益的新制度，但這一立場并不意味著他們支持回歸專制。

突尼斯迦太基古城，羅馬圓形劇場附近的雕塑。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雖然‘革命’期間公民呼吁本·阿里下臺并以民主制度取而代之，但民主將會是什么？會解決什么樣的問題？為誰而解決？這些從來都沒有明確的定義。”帕克與卡赫拉維認為，大多數外部觀察者都將民主制度理解為某種多黨制的自由民主，關注以選舉為衡量標準的程式主義方法，但這些分析家們將同樣重要的財富分配、過渡正義等議題擱置一旁。

根據突尼斯無黨派組織“阿拉伯晴雨表”的民意調查，反對本·阿里政府最重要的因素是要求改善經濟狀況，其次是在民主框架內打擊腐敗。然而，人們對于民主的定義存在分歧。根據同一項調查，當被要求選擇民主最重要的特征時，突尼斯人在政治自由和經濟權利之間搖擺。只有25%的受訪者認為，民主是“通過選舉改變政府的機會”，而22%的人將其定義為“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還有21%的人認為，民主應著眼于“縮小貧富差距”。

“尊嚴革命”十年后，許多突尼斯人并未如期獲得屬于自己的尊嚴。他們認為，讓政治伊斯蘭融入民主框架的一系列“腐爛的妥協”，阻礙了真正解決突尼斯問題的辯論。自2011年起，幾乎所有較大的黨派都為了政治利益而與意識形態截然相反的復興運動達成過聯盟交易。很多人意識到，政治精英正在壟斷民主的解釋權，而基于草根支持橫空出世的素人總統賽義德正在“糾偏”。

阿斯瑪也認為，如此短的時間尚不足以對賽義德的行為進行判斷，但他任務艱巨，“有必要在各個領域廣泛聽取人民的意見，讓突尼斯克服經濟危機，同時繼續民主的道路。”

“法國大革命用了一百年”

突尼斯城市中心的布爾吉巴大街，四處可見法國75年殖民統治的殘存痕跡。用法語和阿拉伯語雙語寫著“巴黎街”、“法國酒店”、“香榭麗舍”的招牌比比皆是。從布爾吉巴大街走向突尼斯城老城，舊城門的遺跡如今依然有幾座尚在，其中最負盛名的便是直通突尼斯湖的“巴布·巴哈爾”（阿拉伯語，意為“大海之門”），但更多人會稱之為“法蘭西門”(Porte de France)。

“法蘭西門”。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突尼斯市中心的書店里，最顯眼的地方往往擺著有關“阿拉伯之春”的書籍。與所有阿拉伯人一樣，突尼斯人把肇始于本國的這場運動稱之為“革命”（??????）。盡管這場“革命”并未帶來權力結構的根本性改變，甚至不如布爾吉巴時期的社會變革來得深刻——但幾乎沒人質疑這場運動的合法性。每每討論起這個話題，許多人都會會心一笑：“法國大革命用了一百年。”

無論是索尼婭還是阿斯瑪，都對西方媒體的“教化”嗤之以鼻。令她們感到自豪的是，雖然突尼斯“革命”后的道路縱使曲折，但幾乎都出自突尼斯人民自己的選擇。

“世界上有法國大革命、英國的光榮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但革命之后往往會進入一個昏昏欲睡的時期，機構混亂，國家結構混亂……”經濟學家扎魯克如此告訴澎湃新聞，“是的，革命確實無助于純粹的經濟問題，但是我們成為了一個承認自由、平等的現代國家。”

“這是一個小國，一個小型實驗室，即使發生了爆炸，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它是可控的。”索尼婭侃侃而談道，“所以今天我們有民主、有民粹主義者、有各種媒體、有遜尼派、什葉派、我們也有性少數群體權益問題，有左派……我甚至有一個朋友，他的綽號叫列寧……”

突尼斯老城的一家店鋪，掛著法國總統馬克龍來訪的照片。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12月17日，在“尊嚴革命”的十一周年紀念日上，布爾吉巴大街上抗議再起，抗議群眾中既有賽義德的反對者，也有他的支持者。“人們希望‘政變’失敗。”反對者們打起了這樣的標語。而當國歌響起時，賽義德的支持者們則團結了起來：“我們與你同在，直到反腐斗爭的終點。”

當1789年“令革命者目眩的激情”（les passions qui troublaient la vue，法國思想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外交家托克維爾語）散去后，亙延數十年的是暴力與混亂。在歷史塵埃未定前，誰也無法判斷，凱斯·賽義德究竟是夏爾·戴高樂的模仿者，還是突尼斯的拿破侖·波拿巴？

（澎湃新聞記者汪倫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