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百年，中國主要解決革命和建設的問題，接下來要解決強起來的問題。”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說。

鄭永年表示，扶貧階段完成后，共同富裕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從歷史進程來看，中國已經邁入“第三次開放”，不僅是主動開放，也是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中國要繼續保持開放，才能化解美國兩極分化世界的企圖，同時要爭取國際話語權和掌握規則制定權，變被動為主動，讓中國真正與國際社會和市場接軌，是中國成為強國的關鍵。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受訪者供圖

第二個百年：解決強國問題

澎湃新聞：當前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共產黨將如何應變，領導中國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

鄭永年：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實際上是國內國際環境引起的，對國內來說，前面一百年主要是革命、建設，毛澤東先生解決了我們站起來的問題，鄧小平先生解決了我們富起來的問題，下面要解決強起來的問題，這是前面的一百年。

在下一步的發展過程中，我國需要把政治、經濟、社會這三個主體間的關系處理得更好，其中，中國共產黨是政治主體、企業資本是市場主體、老百姓是社會主體。

作為政治主體的中國共產黨，要協調好社會跟經濟這兩個主體間的利益關系，既不能被民意牽著走，演變成民粹主義而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不能被資本牽著走而導致社會經濟的失衡。要做好這一點，共產黨自身的體制能力、變化能力、協調能力就顯得非常重要。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一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沒有停止過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現在我們到了下一步，就提出了共產黨第二個百年的社會主義如何定義、實踐的問題。

十九大提出中國未來“三步走”，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共同富裕”是一個核心內容，將其提到議事日程就是在這個新時代重新界定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未來的執政基礎。扶貧階段完成之后，共同富裕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強大的推動力。

澎湃新聞：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了“十個堅持”的經驗概括，最后一條是“堅持自我革命”。如何理解這條經驗的重要意義？

鄭永年：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展了全國范圍、全黨范圍的改革。反腐敗斗爭也是一種自我革命，包括在政黨的憲章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它在不斷地改變自己。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文明現代化的體現以及中國歷史和文化現代化的體現，我認為政黨的發展只有體現出文明的特色才可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否則的話只能是曇花一現。

縱觀人類歷史，既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又保持可持續的社會穩定，是并不多見的。中國能實現穩定與發展的動態平衡，得益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提供了可持續的制度支撐與領導主體，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仍然需要與時俱進深化改革，創造新制度優勢，釋放新治理效能，繼續為國家發展提供可持續的制度支撐，這樣才能更有效地提升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

“第三次開放”：掌握規則制定權

澎湃新聞：您提到，中國已經形成“第三次開放”，包括提出了“雙循環”和“制度性開放”等概念，以及面向國內國際的一系列實踐。跟前兩次開放相比，“第三次開放”有什么不同？

鄭永年：盡管官方上沒有“第三次開放”的說法，但我覺得從大的歷史來看，中國從近代以來已經走過了兩次開放，現在進入了“第三次開放”。“第一次開放”是鴉片戰爭以后的被迫開放，西方列強用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國門。“第二次開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改革開放的主動開放，成果非常巨大，短短40多年，我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而現在的“第三次開放”不僅是一場中國主動的開放，而且是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什么叫單邊開放？就是不管你開不開放，我都開放。從內部來看，我們已經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雙循環”“制度性開放”，實踐上，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海南自由貿易港都在發展。從國際層面來看，我們的動作更多了，和東盟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RCEP明年1月1日就實施了。我們也已經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

“第三次開放”具有深刻的國際和國內時代背景。在國際層面，我們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國內層面，我們已經走完了簡單的數量擴張性的經濟增長，要進入質量性的經濟增長。

那么，“第三次開放”的目標是什么？我想不僅僅是傳統上投資貿易的數量和質量問題、技術升級和創新問題，更重要的是方方面面的話語權和規則問題。

澎湃新聞：您也反復強調過，中國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姿態來化解美國兩極分化世界的企圖，中美競爭的核心是規則制定。中國具體應該怎么做？

鄭永年：現在美國想搞一個世界、兩個體系、兩個市場，一個體系和市場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一個體系和市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也就是世界的兩極化，類似于以前美蘇冷戰的格局，那是一個非常丑陋的世界。

我個人覺得兩極化對中國是最不利的，我們一定要有信心化解美國兩極化世界的企圖，我們還是要承認一個世界，一個體系。

開放非常重要，而且開放對技術的發展也頗為重要。領導人一直強調新型舉國體制，也就是在開放狀態下的自主創新。我們還是要歡迎美國資本、歐洲資本進來，這是很重要的一環。大家要以大國心態來看大國關系，才能把握住發展機遇。最重要的是，對規則制定權的競爭是今天國際競爭的核心，更是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

所以我們下一步要改革行政體制。從“雙循環”戰略來看，內循環的核心是統一國內的規則，外循環則是中國規則的國際化。我們可以通過內循環把各個地方的規則統一起來，例如先統一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則，其他經濟區再去對接。規則統一起來以后，我們制定標準走出去，通過國際大循環，在世界規則上做補充和銜接。中國能不能成為一個大國，取決于如何強起來，那就是規則制定權。

共同富裕：鼓勵致富，做大中產

澎湃新聞：很多人誤解，共同富裕是搞平均分配。您也曾解釋過，共同富裕其實是推進中國下一步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您可否進一步闡釋我國追求共同富裕的必要性是什么？

鄭永年：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型政黨，在中國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其使命，而“履行使命”簡單地說就是兌現執政黨向人民所作的承諾。從歷史上看，傳統大同社會的理想歷經數千年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富起來和強起來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中國夢”。因此，共同富裕也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追求所在。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間，中國已經從貧困社會上升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盡管這已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但中國還需保持清醒的認知。中國的中產比例還不到30%，很多人剛剛脫離絕對貧困階段，還存在著返貧的可能性。盡管我們從全球化獲益，但全球化也導致了我們的收入分化狀況的加劇。如果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尤其是包容和開放式發展，就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反過來就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澎湃新聞：您認為我國實現共同富裕面臨哪些挑戰？

鄭永年：共同富裕不僅僅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全世界要破解的一個難題。中國的共同富裕面臨著內外雙重挑戰。從外部環境看，中美關系全面惡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美國和西方構建著各種排擠中國的經濟集團，涉及到芯片、貿易、投資等各個領域；中歐關系復雜化，《中歐投資貿易協議》被擱置；中國企業海外營商環境迅速被“政治化”。

從內部環境看，中國短板問題也很多：第一，技術被“卡脖子”，雖然我國技術發展迅速，但大都是應用性技術，原創性技術少而又少；第二，制造業工藝仍然處于低端水平，比如芯片，華為可以設計卻不能制造；第三，規則被“卡脖子”，國內市場表現為大而不強、規則不統一，市場規模轉化不成規則，結果就是國內市場被西方企業和標準所分割；此外，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還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盡管面臨重重挑戰，我對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景還是比較樂觀。首先中國具有制度優勢。中國的三層資本、三層市場構成的混合經濟，和多元市場主體的作用，使得不同資本之間可以分工合作；而且，國家動員能力強，新型舉國體制也是中國的優勢，扶貧方面就是這樣取得成績的；和西方國家比較，中國政治是穩定的。其次，中國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財富，在實現全面小康的基礎上，諸多方面還有繼續增長的空間。

澎湃新聞：“第三次分配”是目前國內學界和社會公眾廣泛關注的熱門話題。應該如何發揮三次分配對促進共同富裕的積極作用？   

鄭永年：努力實現公平社會與共同富裕，需要正確理解三次分配——上不封頂，鼓勵致富；下要保底，做好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還要解決城鄉問題，如城鄉雙向流動、社會資本下鄉等。

更重要的是要做大中產。這一塊浙江的實踐值得借鑒：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平衡，分工合作；外資和內資的平衡；區域分工合作與平衡發展；逐步把統籌提高到省一級。其次，要進行體制改革與完善，要堅持包容式、開放式發展，政策要協調好各方的利益。

（注：2017年10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新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明確：在新世紀新時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是，到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