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下午，陽光灑滿大學操場，足球場上的他正揮汗如雨。她走到操場邊，把他叫過來，說了幾句。他傻了一樣，呆呆立在那里……

這一幕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他和她是我的大學校友。據知情人后來講述，她當時跟他說的，是懷孕一事被學校發現了。因為這事，已上大四還有不到一年就畢業的二人，雙雙被學校開除了。這些年同學聚會，偶爾說起他倆，口氣中滿是惋惜——對二人行為不慎導致命運轉個大彎的惋惜，卻少有人抱怨學校當年處分過嚴。

當時的法律不像現在這樣完備；學生的法律意識更不像今天這樣強。有時想：如果二人跟學校打一場官司，結果會怎樣？

類似的官司，或許不久會有。這幾天，貴州凱里學院“十條禁令”引來不小爭議，該校學生對“嚴禁校外留宿”“嚴禁未婚同居”等規定反應激烈。一名學生接受采訪表示：“我對于‘嚴禁未婚同居’這一條就是想不通，我們也是成年人，有生理需要不可以嗎？不讓租房還不讓在外留宿，如果禁令真的要這么實行的話，我真的無法接受。”一旦哪天學校因為違反上述校規處分學生，訴訟可能也就快了。

當年，未婚同居被絕對禁止，對懷孕則是“零容忍”；如今，未婚同居即使不是普遍現象，也絕非個別。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有一點幾乎可以肯定：違反禁令的學生，即使需要承擔不利后果，也不至于像當年那樣被學校除名終止學業。這似乎可以看作社會的進步。

但“進步”是有代價的。未對未婚同居做過統計，對于基于愛情和基于“生理需要”（學生語）的同居各占多大比例，不敢妄測，但如果有后一種情況，它顯然是對傳統意義上愛情忠貞的背離。

上大學的時間和現在的大學生差了三十年，觀念方面有了很大差別，我無意也不可能將自己的觀念強加于任何人。之所以把當年的事說出來，只是想告訴年輕人：曾經有過那樣的觀念，校方在這件事情上曾做過那樣的規制。你可以鄙視那種觀念不夠前衛，可以批評校方當年管理不夠人性化，但也請思考：其中真的沒有合理成分嗎？

未婚同居對不對、好不好，不同人會作出不同判斷，暫不說它。值得考量的問題是：學校可不可以、應不應該對此做必要的規制？

“現在法律都沒有非法同居罪了，學校憑什么發布這個禁令？”這是學生的說法；“《婚姻法》都沒有禁止大學生未婚同居，校方卻規定‘嚴禁未婚同居’，我認為校方的規定是違法的”，這是有的專家的說法。在他們看來，學校管這事，純粹是多此一舉。如果說學生法律意識不強知識有限，如此認識問題尚可理解，專家用“法無禁止即可為”解釋這事，卻讓人大跌眼鏡。

“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即禁止”，這句西方法諺準確界定了公民和政府的行為邊界，在倡導依法治國的今天被反復引用。在法律層面上，這樣說當然不錯。對于公民來說，某一行為只要法律未予禁止，“為”就不會承擔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不過，放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將“法無禁止即可為”絕對化是有問題的。舉個簡單例子，法律并未對通奸做規制，但如果你是黨員干部，通奸就可能讓你受黨紀政紀追究。

法是一個人的行為底線，它對人的規制相對寬松。社會要正常有序運行，除了法律，人們還要受道德、紀律等多種規則制約，其中包括學校基于管理需要對學生的必要約束。當未婚同居對學生學業、安全和身心健康帶來負面影響的時候，規制既是學校權力，也是職責所在。當然，如何規制可以討論，出臺規則也應通過正當程序，但必須明確的是，對高校來說，該管的事兒不管，也是失職。

（原題為《高校規制未婚同居，這個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