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國父凱末爾

帽子改革

1925年8月23日，阿塔圖克在全國巡回演講到達卡斯塔莫努（Kastamonu）時，戴了一頂禮帽。盡管那些跟隨的人遵照他的意愿也戴了禮帽，但他們感覺這種新服飾一點兒也不舒服；為了不稱這種非穆斯林戴的帽子為禮帽，他們稱它為遮陽帽。然而，阿塔圖克在伊內博盧（黑海地區的城市）明確說：“這種帽子是禮帽。”11月25日，《帽子法》（Hat Law）頒布，規定廢除費茲帽，而且所有的公務員都必須戴禮帽。從那時起，費茲帽便消失了；城里人戴禮帽，鄉下人戴便帽。

對于那些沒有意識到其歷史意義的人來說，帽子改革不那么容易理解。帽子的象征性源于奧斯曼帝國的傳統，根據一個人所戴的帽子來確定他的身份：宗教信仰、職業和社會地位。例如，蘇丹的所有寵臣、少數民族、宗教人士、蘇丹親兵或其他部隊，在大街上都可以通過他們的帽子來區分。當人們去世時，他們的帽子被置于棺材的頂端，富有的家庭會把帽子的石雕作為墓碑立在親人安息的地方。

頭戴費茲帽土耳其傳統軍人形象

禮帽被認為是只有非穆斯林才戴的東西；當馬哈茂德二世下令公務人員和軍隊必須戴與希臘人類似的費茲帽時，人們稱他為“異教徒蘇丹”。現在，阿塔圖克采取了一項類似但更大膽的措施。一些人將這場革新運動貶為“衣柜改革”（wardrobe reform），認為衣著愛好是膚淺而做作的，對一個社會來說最重要的是當代形象和現代制度的建立。然而，阿塔圖克8月24日在卡斯塔莫努的演講中說：“強大的文明之火會將漠視它的人燒成灰燼。”他想使土耳其西化，不僅在制度和精神上，也在其社會形象上。這不是簡單的模仿和虛偽的做法，而是阻止《色佛爾條約》帶來的災難再次出現的另一個預防措施；這是一個更容易被歐洲公眾識別的標志，即“我們是一個跟你們一樣的民族。因此，我們的國家不能也將不會成為殖民地”。這是傳遞這一信息非常實際和有效的方式；盡管大多數的外國民眾可能不那么在意另一個國家的發展，但民族形象這一方面就不那么容易被忽視了。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帝國主義仍然很猖獗，而無視國際聯盟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只有幾個欠發達的非歐洲國家能勉強維持獨立：埃塞俄比亞、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國和泰國。在這些國家中，阿富汗（作為俄、英帝國主義的緩沖地帶）和泰國（在英、法的擴張主義中發揮著類似的作用）能夠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其他四個國家中，三個國家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帝國主義踐踏：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1935~1936年，埃塞俄比亞成為意大利的殖民地；1941年，蘇聯和英國達成了分別從北部和南部入侵伊朗的協議。

只有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獨立，這是因為它成功地傳遞出了“我們是歐洲人，不會成為殖民地”的信息。帽子改革在傳遞這一信息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墨索里尼發表的帝國主義宣言在土耳其引起了不安；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長和墨索里尼本人都向土耳其大使表示，宣言涉及的問題并不針對土耳其，因為土耳其是一個歐洲國家。

當然，帽子改革也向土耳其公眾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息：土耳其將成為一個歐洲國家，這次改革也將土耳其從中世紀帶到了當代。也有人反對改革，例如，在錫瓦斯、埃爾祖魯姆、里澤和馬拉什。這甚至成了伊斯基里普里·阿蒂夫·霍賈所建立的反現代主義秘密組織的標志，他因為反革命活動被獨立法庭判處死刑。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士兵。

字母改革

到1927年，政治體制已經確立，世俗主義的基礎也已很穩固。在關注國內政治和外交事務的同時，凱末爾將注意力轉向文化事務，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經濟的關注。

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措施是使用土耳其-羅馬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項大膽而令人震驚的舉措。

公元730年后不久，當土耳其人正創造一種書寫文字并開始在文學作品中使用時，他們接受了伊斯蘭教。在改變信仰的過程中，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字母，開始使用阿拉伯字母。在1000多年后放棄阿拉伯字母看似奇怪，但進一步的研究表明，這是理性而符合邏輯的進步。

這項改革可行的原因有很多。一個原因是奧斯曼帝國在提高土耳其人的讀寫能力方面沒有什么建樹。1918年，盡管第二立憲時期進行了教育改革，但土耳其人的識字率剛剛超過5%。到1927年，識字率也只提高到10.7%。如果土耳其人的識字率達到了20%或25%，那么阿塔圖克或許不會認為這是一項可行的改革。

改革的進一步實現或許在于奧斯曼圖書館里收藏的豐富的阿拉伯文手稿，這些手稿保留了大量中世紀的知識，而且毋庸置疑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但與20世紀的社會沒有多大聯系。19世紀，奧斯曼人曾努力翻譯西方作品，但由于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造成的奧斯曼語的復雜性，這些翻譯作品對大多數讀者來說都是晦澀難懂的。變革字母是除去土耳其語中阿拉伯和波斯表達方式的一種很好的方法；由于采用土耳其-羅馬字母寫作，這些表達方式變得很不方便，而且沒有了存在的希望。由于最近土耳其語的變化以及土耳其詞匯和表達方式的豐富，即便大學畢業生也很難理解《大演講》，就像很多講英語的人很難理解莎士比亞的語言一樣。阿塔圖克及同僚效仿塔里克·本·齊亞德在前去進攻西班牙前燒船的做法，他們或許想切斷土耳其同保存于奧斯曼圖書館的知識所體現出的中世紀精神之間的聯系。

同時，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阿拉伯字母一點也不適合土耳其語；因為阿拉伯語輔音很多，元音很少，而土耳其語正好相反。

民族主義因素在土耳其應有自己獨特字母的決策中也具有一定影響力。（這也許解釋了，盡管學習漢字書寫很難，但中國人仍拒絕考慮修改其書寫語言。）當然，可以不用完全拋棄，而創造一種土耳其版本的阿拉伯字母；但在決意融入歐洲的背景下，1929年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課程被從高校課程中剔除出去。

字母改革的準備工作早在1928年就開始了。1月8日，司法部長馬哈茂德·埃薩德（Mahmut Esat, Bozkurt）在安卡拉突厥之家發表關于羅馬字母的演講；5月21日，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通過了使用國際通用數字的法律。這僅僅是第一步。阿塔圖克選擇在伊斯坦布爾開始他的字母改革運動；6月4日到達后，他便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這一運動。然后，他從伊斯坦布爾出發開始巡游全國，先后抵達泰基爾達、布爾薩、查納卡拉爾、加里波利、西諾普、薩姆松、阿瑪西亞、托卡特、錫瓦斯、沙爾克什拉、開塞利等，最后于9月21日回到安卡拉。8月9日晚上，在伊斯坦布爾靠近托普卡帕宮的薩雷布爾諾公園（Sarayburnu Park），他解說字母改革對公眾社會的意義，并參加了在多瑪巴赫切宮舉行的討論新字母的研討會。最后，11月1日，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通過了關于新字母的法律。自12月1日起，先是報紙和期刊，然后自1929年1月起，所有圖書,必須用土耳其-羅馬字母印刷。1929年1月1日，公立學校向成年人開放，以學習新的書面語；到1936年，250萬人取得畢業證。字母改革迅速完成。

歷史研究

歷史學是阿塔圖克關注的另一個文化領域。盡管他已接受并支持某些歷史觀點，甚至寫了一些作品，他在歷史分析方面的實驗需要考慮到他的政治目的。

歷史是帝國主義最有效的意識形態武器；經歷過色佛爾的沖擊和洛桑的威脅之后，重視歷史對土耳其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共和國早期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恩維爾·齊亞·卡拉爾（Enver Ziya Karal）稱這一時期的歷史學為“國防歷史學”（defence historiography）。西方帝國主義者試圖建立一個希臘人的東色雷斯地區，一個希臘人的伊茲密爾-馬尼薩-艾瓦勒克地區，以及亞美尼亞人的東安納托利亞；他們的決定基于歷史權利，卻不顧占人口大多數的土耳其人。一種回應觀點是強調安納托利亞的歷史而不是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的歷史；認為赫梯人有土耳其的血統，他們的歷史是土耳其歷史的一部分，從而確立對這一地區的道德權利。

土耳其開始研究人類體格學來應對基于人體特征的種族主義理論，例如當時一些歐洲國家流行的關于人類頭蓋骨形狀的理論。為回擊土耳其人不是文明人的論點，土耳其學者研究中亞歷史，并從中得出：中亞是土耳其人的發源地，也是文明的搖籃，世界大部分人口從這里興起。在這一過程中，捏造了許多完全或部分想象的理論。然而，這些理論當時在某些歐洲國家很流行，土耳其僅僅是其中的一支。阿塔圖克也高度重視心理學，認為幾百年來土耳其的失敗產生了一種民族自卑感，這可能阻礙新的土耳其國家的重生和發展。因此，同致力于發展事業一樣，他強調用過去取得的成就培養“自豪感”，并在未來建立一種新的“自信”和“信任感”。他可能認為，一定程度的幻想是國家傷痛必不可少的慰藉；他想參照“亞瑟王傳奇”（the Arthurian Legends）創造一種神話，即便它只能持續很短的時間。

如果說當代土耳其歷史研究達到了比先前更高的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阿塔圖克的推動。正如在其他知識領域，奧斯曼帝國時期的歷史研究大受限制，主要是奧斯曼歷史和伊斯蘭教歷史；后者集中于伊斯蘭教的誕生和穆罕默德之后的四任阿拉伯哈里發。其他主題，如世界史、歐洲史和奧斯曼帝國之前的土耳其歷史，完全被忽略；奧斯曼歷史的主題集中在戰爭和王朝更替。在第二立憲時期，人們已經開始注意到這一缺憾；由于阿塔圖克，這一小小的開始轉變為集中的努力，并產生了大量作品。作為這一努力的一部分，1931年4月15日，土耳其歷史研究協會（the Turkish Society for Historical Studies）成立，即后來的土耳其歷史協會（the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1932年7月8日，召開了第一次土耳其歷史大會，1937年召開第二次。

語言改革

有文化的上層階級使用的奧斯曼語中含有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詞句。一些奧斯曼宮廷詩歌與散文中滿是阿拉伯和波斯表達方式，以致人們很難發現土耳其字母。由于從本質上說他們的語言是書面語，奧斯曼帝國并不擔心大多數人不識字；因為，對大多數土耳其人來說，連學習閱讀和寫作的機構都沒有，更別說理解復雜的奧斯曼語言和文學了。結果，人們只說土耳其語。受過教育的少數人當然熟悉奧斯曼語，但通常不包括婦女，甚至上層社會的婦女也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因此，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對奧斯曼語一無所知，她們之間或同男性親人之間只能使用土耳其語交流，別無選擇。于是，占社會絕大多數的文盲，包括女性，使土耳其語存活下來，盡管它不是文化或文學語言。

隨著19世紀中葉新聞業的發展，一種更易理解的、土耳其化的奧斯曼語開始形成。在1897年的奧斯曼-希臘戰爭期間，穆罕默德·埃明（Mehmet Emin, Yurdakul）用土耳其語寫了一首至今仍很容易理解的愛國詩歌。盡管在第二立憲時期也取得了一些進步［格卡爾普為薩洛尼卡的《青年作家》（the Young Writers）期刊寫的文章就是這一時期不那么使用華麗辭藻的例子］，但像1927年寫成的《大演講》現在就不那么容易理解。將土耳其人從奧斯曼表達方式（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中解放出來，是20世紀30年代開始并仍在持續的一項偉大事業。土耳其語言研究協會（the Turkish Society for Language Studies）于1932年7月12日建立，后改名為土耳其語言協會（the Turkish Language Society）。它的第一次大會于1932年9月26日召開；成立后不久，它就號召民眾使用土耳其語做禮拜。阿塔圖克也加入了語言改革的工作當中。他甚至一度用完全土耳其化的語言寫公報和演講稿，以致到現在許多人都不完全理解他所使用的詞語。

關于語言改革及它采用的“極端措施”，有很多說法和評論。土耳其語很容易被大多數公眾理解，用它來替代晦澀難懂的奧斯曼表達方式也少受非議；但是，用一些土耳其語的新派生詞代替人們熟知的奧斯曼同義詞（例如，okul替代mektep,意指學校；betik替代kitap,意指書；dinlence是tatil的同義詞，意指假期）確實引起了保守派的批評。他們的理由是，這會使祖父母和父母無法同他們的子孫交流，并聲稱這是共產主義陰謀，將導致代際分歧并削弱土耳其社會。

受上述理由或其他理由的影響，政府時而會改變語言政策。例如，1945年，根據當時的標準土耳其語修改了1924年憲法的語言，此后憲法被稱為“Anayasa”。1952年在民主黨執政時期，又恢復到1924年的表述，“Anayasa”改回奧斯曼名稱“Teskilat-i Esasiye Kanunu”。

在某些政府時期，國家控制的土耳其廣播和電視（TRT, Turkish Radio and Television）曾試圖阻止一些土耳其語的使用。盡管大部分政府漠視甚至反對改革土耳其語，這一進程主要靠文學界的努力得以繼續。1980年9月12日政變前，土耳其語言協會是這一改革的最大推動者。

進行語言改革的動機有很多。第一個動機源于彌合政府與人民、精英與平民之間文化鴻溝的民主概念。當然，創造新土耳其詞語來代替人們所熟知的阿拉伯和波斯同義詞本質上是不民主的。第二個動機是希望創立一種精確和更易理解的語言。因此，改革不僅要尋找阿拉伯和波斯詞語的土耳其語同義詞，而且要尋找源于西方的詞語和概念的同義詞：bilgisagar對應kompüter（計算機），ilgin對應enteresan（興趣）。因此，人們希望土耳其語變成更加豐富和富有美學性的語言，以創作文學、哲學和科學作品。第三個動機是民族主義。很多土耳其人反對在他們的語言中出現外國詞語，如阿拉伯語、波斯語、法語和英語，這是左派民族主義或阿塔圖克主義的一個觀點。右派民族主義者漠視甚至敵視語言改革。第四個動機是希望解除土耳其語同東方的中世紀文化的聯系，從而將其從奧斯曼語中解放出來。很可能，保守派的敵意源于這種動機。

阿塔圖克對歷史學和語言學研究給予高度重視。顯而易見，他建立的歷史協會和語言協會是獨立組織而不是政府機構，政府不能干預它們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個人遺產捐贈給這兩個組織；這兩個組織也證明它們對得起阿塔圖克的信任，它們承擔了許多項目，出版了很多為其贏得國際聲譽的作品。非常不幸的是，由于1980年9月12日的軍事政變，這些組織變成了國家機構，并將阿塔圖克的遺產重新分配給政府各部；這違反了憲法權利，辜負了阿塔圖克的信任。很明顯，當時政府國有化這些組織的目標是阻止語言改革進程，并用它們自己的機構提出和支持的官方意識形態（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替代凱末爾主義。然而，這并不那么成功。

在阿塔圖克時期，土耳其不能在任何文化領域落后，從而興起了許多發展戲劇和西方音樂的項目。1924年11月1日，音樂師范學校（Musiki Muallim Mektebi）在安卡拉成立。有才華的年輕音樂家被派往歐洲接受進一步教育。1936年，在著名的德國作曲家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和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Bela Bartok）的贊助下，安卡拉國家音樂學院（Ankara State Conservatory）成立。來自德國的卡爾·艾伯特（Carl Ebert）建立了戲劇和歌劇系；1940~1941年音樂學院的畢業生開始走上舞臺表演戲劇和歌劇。在1941年的畢業典禮上，教育部長哈桑·阿里·于杰爾（Hasan Ali Yucel）祝賀安卡拉國家音樂學院創造了新時期的土耳其人文主義。1941年，芭蕾舞學校（School of Ballet）成立。

本文節選自 [土耳其] 悉納·阿克辛(Sina Aksin)  吳奇俊、劉春燕 譯，《土耳其的崛起》，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