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還窮，等我們有錢了，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我們也可以干各種想干的事了?！?/p>

無論是沿街叫賣的小販，還是學院里的知道分子，許多人都對此論耳熟能詳，并將其秉持為一條堅不可催的信念乃至真理。這種信念——或者說，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被稱為樸素的經濟決定論。

之所以用“樸素”二字作定語，乃是因為這一論述太符合大眾的日常直覺，以至于多說幾句都顯得多余。而之所以用“經濟決定論”指稱，是因為該論述暗示了一種假定，即一切問題都可以被還原成有關錢或資本的問題，廣義來說，也就是經濟問題。

簡言之，在大眾看來，首要之事就是“吃飽飯”?！俺燥栵垺奔此^經濟問題，所以首要之事就是經濟問題。

然而，著名社會思想家、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1886-1964）對此似乎頗有異議：符合直覺就意味著正確？難道直覺告訴我們這樣，我們就必須照單全收？

他提醒我們，所謂的經濟，只不過是社會的某個面向而已。經濟問題本身不是什么重大問題，只有當作為整體的社會出現危機時，經濟危機才會作為一個副現象呈現在我們面前。如同老年人因缺鈣而導致骨質疏松，關鍵問題并非老年人攝入的鈣不足，而是身體整體的衰老導致了吸收鈣的能力下降。

波蘭尼邀請我們去考察整個社會，而非作為單一面向存在的經濟領域，思考如何保持甚至提高吸收鈣的能力。這正是新近出版的卡爾·波蘭尼文集《新西方論》的核心要旨，即重回社會視角關照共同體命運。

以經濟視角看待自由，有何不足？

經濟由市場決定，市場有先天的正當性，這種正當性來源于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出于個人意愿的交換。正因為此，市場機制才被天然地假定為具有維護乃至促進自由的功能。人們渴望自由，所以人們堅信市場機制。

以經濟視角看待自由，我們只會將自由區分成“吃飽飯的自由”和“吃飽飯以后干點兒什么的自由”。市場機制賦予個體工作，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能吃飽飯。同時，市場能制造廣闊的物質前景和無限的可能性，能誘惑人們不斷去追求財富的積累。由此，個體的自由程度就與身家境況緊密連在一起了。

然而，波蘭尼卻發問：難道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自由？

自由確實有兩種，但它們有著超越經濟范疇的更廣闊含義。我指的兩種自由，所處的并非“吃飽飯”和“吃飽飯后”這樣的等級關系，而是某種相互依存的兼容關系。它們是：自我持存、不依賴外界的自由，和不受抑制、將自身向外部延展的自由。

關于自由，波蘭尼寫道：“自由的問題在于我們如何能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保持自由之遺產……我說的自由，意思是保障自由的具體制度，公民自由——眾多的自由——指遵循個人良知和擁有個人信念的能力：能夠辨別是非、堅持己見?！保╬.46）

他暗示，自由與解放是人類的根本問題，但它們是社會問題，而非經濟問題。正是出于對市場機制的崇拜以及對經濟學的迷戀，才導致人們對自由的誤解，才使我們降格了自由的意義。

要實現自由與解放，就必須以從社會視角看待它們，即把它們確認為社會要素，而非經濟要素。

何謂社會視角？

那么，何謂以社會視角觀看？

假設教室里兩個小男孩為了一些小事爭吵，兩人都覺得自己有道理，誰都無法說服誰，于是他們去找老師評理，希望老師能做仲裁。可老師嫌他們麻煩，不予理睬，讓他們自行解決。于是他們繼續爭吵直至互相叫罵，最終打了起來，打得鼻青臉腫。此時老師介入，宣布兩人都錯，批評他們動用武力、不友好，是壞孩子。

兩位小男孩之所以最后用武力而非講道理的方式解決沖突，并非因為道理講不通，而是當他們試圖通過講道理來解決問題的時候，沒有一個有效的中立者在場維持公平、使講道理這一方式發揮作用。

問題出在哪里？問題在于兩個小男孩所處的環境缺乏維持公平的機制。小男孩所處的環境，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社會”。在這里，正是社會出了問題。

波蘭尼提醒我們，戰爭形成過程就如兩小孩打架?！皟蓚€小男孩”就如兩個國家，“都覺得自己有道理”就是都覺得自己的利益正當；“老師”好比國際調節機制，“老師不負責”就像國際機制失靈；“尋求武力解決問題”就是以戰爭解決問題。

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會捍衛自己，因為誰都覺得自己無比正確，都認為自己掌握著善。然而，諸善之間總有沖突。當沖突不可通過說理獲得和解，那么戰爭就會被啟動。但是，和平總被假定為優于戰爭，和平擁有先天的正當性。

波蘭尼對此持反對意見，指出捍衛和平的這一正當性只不過是在捍衛一種幻想。戰爭如果是錯的，錯往往不在于兩國的動機以及訴求，錯在兩國所處的環境——即國際社會——缺乏維持和平的機制。

如同經濟危機是社會危機的副現象，和平也是社會良序的副現象，與其指責戰爭的殘忍，不如去思考沖突乃至戰爭是如何形成的。在波蘭尼看來，戰爭是一種國際社會的固有機制，其要么處于休眠狀態，要么處于激活狀態。

無論是小到班級的校園社會，還是大到全球的國際社會，都存在各種各樣的機制。因此，用社會視角觀看，就是對于社會運作機制的考察。

理解社會視角有何現實意義？

亞里士多德有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但是，這里的“政治”并非當下意義的政治，而需要做一種廣義的理解。在古希臘，政治生活指的是生活在共同體中，參與公共事務。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可以被擴展為：人是天生具備社會性的動物。

波蘭尼延續了亞里士多德的理解。

在波蘭尼看來，社會就是人類共同體，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方式。社會是一種集合態，社會狀態也就是群居或社群狀態。沒有一個物種或一個生命體可以擺脫這種狀態，任何物種都有賴于繁衍這一內在機制來維持延續。繁衍機制只能存在于組織中，組織即社會。

任何事物都有自身不可磨滅的內在屬性，這些屬性伴隨著事物的產生而來。人有諸如身高、體重、膚色等不可磨滅的自然屬性，同樣道理，社會也有不可磨滅的自然屬性。社會的自然屬性就是社會學家所言的社會運作機制。

波蘭尼警告我們，不要被眼前現象所迷惑，要理解隱藏在社會現象背后的運作機制。無論對于一國之內的經濟問題，還是對于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站在更高一級的社會層面去審視，即去考察社會中那些最基本的諸如自由、公平和正義等要素，而不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

畢竟，只有當這些要素處于“安全狀態”時，社會才能維持良序。如果忽視或誤解了這些要素，那么問題就會接踵而來。

【補充說明】：

《新西方論》的譯者將原文中的institution翻譯成“制度”，而本文將該詞改譯成“機制”。

在中文語境下，制度是人為建立的，可建立也可取消；但機制的存在，是先天且內生性的，是一種本體意義上的存在。根據波蘭尼的觀點，institution更像是先天存在、不可被避免的，所以筆者改用機制一詞作譯。

在現代社會學里，機制一詞的英文對應詞應該是mechanism，但在波蘭尼時代，mechanism這個詞尚未出現在社科領域，直到1990年前后，mechianism才被引入社會學。在這個意義上，波蘭尼可謂站在了時代的前沿，他想表達一個當時還未成熟卻非常核心的社會學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