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定山（1897-1989）是名小說家兼實業家天虛我生（陳蝶仙）的長子，他也寫小說，二十余歲已在上海文壇成名了，他工書，擅畫，善詩文，有“江南才子”之譽。他和父親陳蝶仙，人們常以“大小仲馬”稱之。

他原名蘧，出自莊周《齊物論》，因此又字小蝶。別署蝶野、醉靈生、醉靈軒主人，四十歲后改署定山。陳定山說：“我是杭州人，古籍錢塘，世居西湖……我的祖宅在瑞石山麓太廟巷口，相傳是南宋韓侂冑的南園一角，因此頗具花木泉石之勝。……我生之時，去古已遠，南園遺跡渺不可尋，但泉石的玲瓏、山林的位置，依然在目。先君把后園題名為一粟園，園中有個月波池，池畔有一座小軒，五色玻璃，朱欄四匝，迎面一巖，厓石壁立，有石竅，往往出云。先母燕室即依巖岫筑，故號‘懶云’。此軒據說原有趙子昂題匾，但早已失去，先君題名為惜紅軒，他第一部著作《淚珠緣》和《惜紅軒詩鈔》就在這里產生，后來做了我的啟蒙書館，我常常對著一窗五色斜陽，靜聽姊妹們咿呀的書聲，為之忘倦。”

陳定山說，他母親懶云女士（朱恕）出自書香門第，亦能吟詠。“在幼小的定山先生眼中，父親是個傳奇人物。他的身材頎長，戴副金絲邊近視眼鏡，絲羅長衫外常加一件一字襟馬甲，手上輕搖一把灑金畫牡丹的團扇。小定山常想：待自己長大，必要像父親一樣的風度。”小時候，堂姊讀《幼學瓊林》，妹妹小翠讀《詩品》，陳定山卻能把她們的書同時背出。八歲時才華已然早發，塾師講解王勃《滕王閣序》，全文未講解畢，他已能朗朗上口。九歲已能提筆為文，自成風貌。十歲能倚聲，又喜歡唱昆曲，其父蝶仙常為他弄笛。

據學者趙孝萱的資料云：“陳定山十四歲入法政大學，聽聞教員瑣碎談論律師之訴訟等費，乃曰：‘是非我所耐也。’之后赴上海另入圣約翰大學。入學后發現學生都舍國學而以英語相夸耀，又不悅而離去。當時其父蝶仙與父友鈍根正編《禮拜六》《游戲雜志》《女子世界》等，日日以小說家言相談。小蝶見而大喜，于是決定鉆研小說。先試譯著，仿林紓之法，由李常覺遍求英文小說，讀后口述。定山取歐西小說本意，以文言譯出。譯筆極為快速，據說每小時能寫2000字。惲鐵樵當時主編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愛定山才華，多次敦請他寫稿，時年十七歲的定山竟能與五十幾歲的惲鐵樵成為忘年之交。”

家人合照：坐者為陳蝶仙，后排從左至右，分別為陳次蝶、陳定山與其夫人張嫻君

陳定山的作品當時散見在上述各雜志，尤其是周瘦鵑所編的刊物，《自由談》固然不必談，《紫羅蘭》和《半月》，亦像沒有陳定山的大作就會減少銷路似的。即那本周瘦鵑一人所寫的《紫蘭花片》，亦時常有些定山的畫和詩。曾經被人目為雛鳳清聲，說定山的妙筆，更有過于蝶老先生。鄭逸梅說父子兩人合作的有《棄兒》《柳暗花明》，刊于《申報》，明星公司攝為影劇，此外還有《二城風雨錄》《嫣紅劫》《間諜生涯》《秘密之府》《瓊英別傳》《勃蘭特外紀》《旅行小史》《妍媸鏡》《各國宮闈》。陳定山單獨的作品有《塔語斜陽》《香草美人》《蘭因記》《余味錄》《菊譜》《畫獄》《江上秋聲》《定山脞語》《書畫船》《醉靈軒讀畫記》《醉靈軒詩文集》《湖上散記》《消夏雜錄》《蝶野論畫三種》等。

1917年，陳定山父子研發國產“無敵牌牙粉”有成。1919年，陳定山以積蓄下來的兩千元稿費，在杭州清波門學士橋旁，買下明末“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方的“墊巾樓”遺址作為別墅。

陳定山被譽為“以詩、書、畫獨樹一幟”的。據熊宜敬的文章云：“一九二〇年，陳定山廿四歲，見三姨丈畫梅極佳，興起學畫之念，姚淡愚告訴陳定山‘畫必自習字始，能寫好字始能習畫’，于是陳定山以所寫書法向其請益，姚淡愚一看，便說：‘子不羈才也，梅不能縛汝，其山水乎？’于是便傳授山水訣，是為陳定山正式習畫之始。”后來陳定山更以書畫名家，論者曾評曰：“其畫在蝶野時期，以冷雋勝，筆墨無多，盡得天趣。四十以后自號定山，其筆墨于洗煉以后轉趨繁復，千巖萬壑，氣韻無窮，蓋收子久、山樵、香光、麓臺為一家。又身行萬里，胸貯萬卷，故能變化于筆墨之外。詩書雅度，醇然自足。吳湖帆嘗稱蝶野畫仙乎，吳子深云吾平生于畫無所畏，獨畏定山，每一相見，必有新意，其造詣蓋如此。”

1934年，陳定山以世道紛亂，民不聊生，亟思對百姓生計有所奉獻，偶于浙江東陽之“定山”發現可廣種桐樹以濟民，便擬定了種桐二千余畝，三年為期，以收成來改善當地農民生活的計劃，他的父親陳蝶仙認為此舉緩不濟急，并不贊成，但卻對“定山”二字有感而發，對他說：“四十不仕，可以知止而后定矣。”于是刻了一方印章“定山一名小蝶”送給他。陳定山并于第二年在“定山”之巔筑了一座“定山草堂”。 

祖孫三代圖，自上至下分別為：陳定山、陳蝶仙與陳克言

1936年，陳定山并在杭州西泠橋造“蝶來飯店”。蝶來飯店坐落在棲霞嶺南麓的低坡上，朝南的店門隔著馬路對沖西泠橋，飯店西邊緊鄰著古剎鳳林寺，東邊卻接著廣東勞氏的一大片松林墓地，四周透盡恬靜。飯店占地近三畝，客房卻只有二十八間，裝修一流。飯店的建筑結構像個中西合璧的莊園，西式二層樓的客房散落在坡頂上，南面沿馬路筑有花式窗欞的矮墻，院中央植滿低叢和草坪，從店門大堂去客房，要經過蜿蜒曲折、花藤朱欄的中式長廊。飯店開張那天，來了一場“蝶來秀”，專門從上海請來頂級的電影女明星胡蝶與徐來，因為各取她們名字中的一字，正好是“蝶來”，一時整個杭城為之轟動，大家都追到西泠橋邊看“蝶來”。

1940年初春，父親過世后，上海已經淪陷，陳定山和母親、弟妹、妻小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金谷村；一日半夜，被日本憲兵偕同法巡捕及翻譯押至蓬萊市監獄，強指他為重慶分子。其二夫人十云女士，連夜趕到蘇州，找到好友影星徐來，“標準美人”徐來當時已改嫁給唐生民，十云請求徐來幫忙，徐來因此“命令”唐生民去向當時人也在蘇州的“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主任李士群求援，李士群礙于人情，“強盜生善心”，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十云女士轉上海“七十六號”的副主任夏仲明，歷經七天，陳定山終于被釋放。出獄時，憲兵隊長告訴陳定山從此不許用“小蝶”一名發表文章，于是陳定山從此以“定山”之名行世。

1948年秋冬之際，五十二歲的陳定山渡海來臺。先居北市連云街，再遷居新生南路，室名“定山草堂”。1952年6月，遷居陽明山，居名“蕭齋”。陳定山說：“從三十八年（1949）到四十八年（1959）我一直住臺北。為了生活，第一個拉我重為馮婦的是老友趙君豪兄，那時他和范鶴言、朱虛白兄創辦《經濟快報》，也就是現在的《聯合報》，我擔任副刊編輯《臺風》。第二位拉我寫作的，是吳愷玄先生，拉我為《暢流》雜志寫稿。第三位是葉明勛主辦的《中華日報》，趙之誠兄主編副刊要我寫長篇，而刊出了風行一時的《春申舊聞》和《黃金世界》二部。接著便是耿修業兄主辦的《大華晚報》，要我為他寫作長篇小說《蝶夢花酣》，這一下，我就在臺北寫作一年。住在陽明山，四時有花木之勝，早晚有良朋之遇，倒也逍遙的很。最快活的是，《中華日報》臺北版，本仰給臺南版，自《春申》發刊以后，北版銷數激增而南部版反仰給于北版的轉載。接著是耿修業兄不時報告《大華晚報》因連刊載《蝶夢花酣》而銷數激增，向我‘致敬’。”

1958年陳定山遷居臺中，1970年左右，因當時任臺中靜宜女子文理學院中文系主任的好友彭醇士身體不適，于是請陳定山代課，這是陳定山執教鞭之始，他在靜宜及中興大學教授詞曲課。1974年，在臺中居住十八年的陳定山遷居臺北永和，他說：“攜得晴空一片云，來看臺北雨紛紛。”因居永和，自號“永和老人”，又因住在凱旋大廈七樓，所以別署“七層樓主”。同年，因弟子于大成任淡江文理學院夜間部系主任，他在臺北市金華街的淡江城區部執教一年。

1976年，陳定山作八十壽，據張禮豪文章說：“正逢張大千回國，二人相會，大千說陳定山看似六十余歲而已，以后就稱‘小兄’，而自言須白髯長，以后便叫‘老弟臺’。知己重逢，自是歡欣，陳定山便作詩一首《喜聞大千歸國》以為記：‘近聞歸國喜如何，雙袖龍鐘淚漬多。白頭兄弟存余幾，青春鸚鵡尚能歌。廣留海外名千載，家在江南住永和。笠屣畫圖傳寫遍，無人不念志東坡。海外傳聞多病身，相看依舊健如春。蒼髯喜值蒼龍歲，白首重盟白水津。合具雙肩擔道義，獨留巨眼對乾坤。小兄老弟相稱謂，秉燭今宵最可親。’情意真摯，令人動容。”

1976年9月7日，陳定山元配張嫻君因病去世，失去奉獻一生的持家良伴，陳定山極為傷感。1983年8月30日，夫人鄭十云赴菜市場買菜，不幸發生車禍過世，享年七十三歲。十云夫人與陳定山結褵五十年，亦夫亦友，死后陳定山甚念，集唐詩挽之曰：“多情自古空余恨，報答平生未展眉。”1989年8月9日中午，陳定山以九十二歲高齡在家中安詳過世。

筆者多年前曾經訪問臺灣師大附中教美術的陳薌普老師，她在1979年時因畫家歐豪年之介，拜陳定山為師，學習詩詞。每周日早上在永和家中上課，定山先生不講格律，要她先多讀書，并指定《唐詩三百首》《世說新語》《白香詞譜》等書要她研讀，定山先生認為腹中要先有學問，再加上豐富的人生閱歷，方可寫好詩。中午時分，老師還要學生一起在家吃中飯。當時家中雖只有定山先生及十云夫人兩人，但仆傭準備的飲膳還是極為精致，這也印證了定山先生是個美食家。這使我想起當年在上海他發起“狼虎會”（狼吞虎咽的聚餐會）的情景，他在《春申舊聞》說：“尤其是發掘小吃館子，是本會的唯一工作。例如陶樂春發現時，僅為大舞臺對面一開間的四川抄手館子，靠扶梯三個賣桌，專賣榨菜炒肉絲，干燒鯽魚，和雞豆花湯。雅敘園是湖北路轉角靠電車軌道的一個樓下賣座，只賣油炮肚，炒里肌絲，合菜帶帽帶薄餅，小米稀飯。小有天是小花園里面的一家閩菜小吃，奶油魚唇，葛粉包帶杏仁湯，是他的拿手。……有許多小館子后來發現，直到勝利復原他們還保持著一開間門面的如：石路吉升棧對面的烹對蝦，醬炮羊味。六馬路的魚生粥，石路上的肉骨頭稀飯，油條。德和館的紅燒頭尾，鹽件。泰晤士報三層樓的蟹殼黃，生煎饅頭。霞飛路菜根香的辣醬飯，浦東同鄉會隔壁的臭豆腐干大王等等，直到我們三十七年（1948）來臺，它還是保持著原狀。至于梁園的烤鴨子，云記的臘味。喬家柵的湯團鋪，在敵偽時期還有了偽組織，那是王汝嘉的冒牌湯團，不是真正金家牌樓的分店。”定山先生真不愧是個老饕。

陳定山著作等身，早年與其父陳蝶仙合編《考正白香詞譜》。他的詩詞集有：《蝶野詩存》《醉靈軒詩集》《定山草堂詩二卷》《定山草堂外集》《蕭齋詩存》《十年詩卷》《定山詞三卷》等。又酷愛寫掌故，寫有《春申舊聞》《春申續聞》，因定公從父輩起，便長居滬上，嫻熟上海灘中外掌故逸聞，一代人事興廢，古今梨園傳奇，信手拈來，皆成文章，乃開筆記小說之新局，老少咸宜，雅俗共賞。至于小說集，有：《蝶夢花酣》《五十年代》《大唐中興閑話》《春水江南》《駱馬湖》《隋唐閑話》，以及號稱“黃金世界三部曲”的《黃金世界》《龍爭虎斗》《一代人豪》等。

但陳定山的文章不僅于此，他發表于報章雜志而未集結成書者，不知凡幾，因此我從老舊雜志《暢流》《自由談》《藝壇》《藝海》《中國一周》《文星》《中央月刊》《中國地方自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等刊物逐期翻檢，甚至找到香港的《大人》《大成》雜志，最后是利用上海圖書館制作的“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找到他早年在大陸時期所發表的三篇論畫的長文，共五六十篇，總數幾達三十萬言，內容除書畫外，更包括詩詞、掌故、戲曲等等，于是乃編成《陳定山文存》和《陳定山談藝錄》二書，陳定山重要的文論藝評皆在乎此。

《陳定山文存》封面

《陳定山談藝錄》封面

《文存》包含詩詞、掌故、戲曲三類，而最后更附上有關生平與家世的文章，以達其“知人論世”之旨。定公作詩填詞堪稱高手，各有詩集、詞集傳世，此書所編乃其論文或詩話甚至以詩詞當作紀游之作，十分珍貴難得。如《李義山錦瑟詩新解》，他從各種典故的考證來破解李商隱所設下的種種障眼手法，難度是蠻高的，因為自古有“一篇錦瑟解人難”之嘆，然而由于定公熟悉這些典故的正用、反用、明用、暗用，而最終指出李義山無題詩系為小姨而作，或許你也會猜出答案，但如何破解的過程才是精彩，難怪也是才子的詞人陳蝶衣讀過此文會贊嘆：“真可謂之獨具慧眼，一語道破矣！”杜甫一直是定公景仰的大詩人，他寫了多篇有關杜甫的文章，其中在《文星》雜志發表的《杜甫與酒》，分量頗重，他甚至將杜工部一生及于酒者，擇要編年，分十三階段，述其緣由，并正其視聽。而杜工部最后旅泊衡湘，喪亂貧病，交瘁于心，竟以死自誓，更無一字及酒者。定公嘆乎：“蓋公早已自知年命之不永，而致其嘆息于曲江獨坐之時。詩人之窮至于杜甫亦大可哀已。于酒云何哉？”定公善飲，又長于杜詩，考之年譜，“以詩證史”，確是少陵之知音也。他回憶幼年被父親責罵詩文輸給妹妹小翠時，說：“余避席曰：‘臣得其酒’。蓋妹不能飲，而余飲甚豪，酷肖父耳。父亦笑而解之。”因此善飲是其來有自的，有人曾為文說，陳定山八十六歲時，喝完白蘭地之后仍可作畫，并且談笑風生，現場有位酒友驚呆，心中暗自欽佩，此人乃武俠名家古龍。而古龍確實有張著名的照片，背景是副“寶魘珠鐺春試鏡，古韜龍劍夜論文”的對聯，便是定公所書。因此他大有以杜甫之酒來澆心中之塊壘之意！

再者宋人筆記提及黃山谷和蘇東坡時說：“山谷在戎州，聞坡公噩耗，色然而喜。因為從此詩名，無人再會益過他的了。”對此說法，陳定山十分憤慨，因為黃山谷終身推崇蘇東坡，可謂不遺余力，固不獨形諸詩句，且掛諸口齒矣。如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又跋東坡《黃州寒食詩帖》云：“東坡他日見之，乃謂我無佛處稱尊也。”因此定公怒氣沖沖地說：“不知蘇、黃交情如此之厚，推重如此之盛。這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傳說，也正是章惇、蔡京一般徒黨造出來的謠言，用以誣毀前賢的了。”于是他為文替黃山谷辯白，因為東坡之死，消息來得遲緩，當時黃山谷在戎州連噩耗都未接到，怎會“色然而喜”呢？相應地對渲染艷聞以博取知名度的作品，定公會大加撻伐的，如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他認為絕非“詩史”之作，尤其是對后《彩云曲》，他話說得很重：“其詩猥媟，格律甚卑，其事亦得之道聽涂說，不能引與前《彩云曲》并傳，以視吳梅村的《圓圓曲》，白居易的《長恨歌》，更不可以道里計了。但齊東野人反而津津樂道。”定公衡文、論詩自有尺量，不為世俗流言所左右，可見一斑。

掌故一直是定公的拿手絕活，此書所編均為前書所未收之作（因與上海“春申”無關），且更加精彩，因為這些都是有關明鄭及臺灣的。如《臺灣第一文獻——記沈光文遺詩》，還有《閩明一代孤臣黃石齋先生殉國始末》《明魯王監國史略》，均是前人所未道及者。戲曲亦是定公一生之所好，他亦可粉墨登場。其二夫人十云女士是唱老生的，在上海曾代過孟小冬的班。篇中的《歷史與戲劇》除談及許多戲改編自歷史，但也扭曲或捏造了歷史，另外，對來臺的京劇演員分生、旦、凈、末、丑，整理出一份名單，并留下他們在臺的劇話，可說是非常珍貴的梨園史料。

陳定山吹笛，旁為二夫人十云女士

《談藝錄》整本幾乎都是定公談書畫之作，他真正致力繪畫大約在二十四歲，不過對書畫有興趣倒是起源很早，他弱冠時看三姨丈姚淡愚畫梅而心喜之，曾問姨丈可否學畫，姨丈曰：“畫必自習字始，能寫好字始能習畫。”于是他以所寫書法向其請益，姨丈認為他是不羈之才，豈僅能畫梅而已，于是教他山水畫訣。二十五歲那年，他竟悟出一項道理，一心想走“四王”（王時敏、王原祁、王石谷、王鑒）的路子。四王中本以王時敏輩分最高，王原祁、王石谷都是其學生，定公說他最愛王原祁，因為他的畫在于“不生不熟之間”，不若王石谷太過甜熟。對學習國畫，他認為還是必須從古人入手的，博古而后知今；若想摒古棄今，單以天地為師，那是不可能的。至于其中的秘訣，在于“摹、臨、讀、背”。所謂“摹”不是刻板地一筆接一筆地勾勒，而是將畫掛起來，看清楚它的來龍去脈，然后在自己的紙上對著畫。“臨”則只取其意思及筆法，即古人所謂“背臨”，是活的，思考的。摹臨之際既已分析并熟悉其格局，便可以將畫中各種皴法、點法活用在自己畫面上，這是熟“讀”了的緣故。以后熟能生巧，進入組織、布局得心應手的階段，便是“背”的充分發揮了。他又說：“意在筆先，物色感召，心有不能自已，筆墨有所不得不行，然后情采相生，欣然命筆。”“作畫必須莽莽蒼蒼，深山邃壑，如有虎豹，望之凜然，似不可居；而仙巖秀樹，蒙雜其間，出人意表，乃為盡山水之性靈，極文人之筆墨。”這些可說都是他習畫的心得，原本是不傳之秘，如今寫出來也是想“金針度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畫必須講究筆、墨、紙、硯，定公也談到，如果沒有一支好筆，正如名將之無良騎，怎能使他畫出好畫呢？無好筆，縱有好紙亦是枉然。而在畫畫時“墨分五色”是極端講究的，他說民國以來，用青麟髓（道洗墨），其次用乾嘉御墨。到了臺灣，官禮御墨，也變了稀世之珍。斷墨一丸，輒數百金，畫家惜費，又不得不求之東京。他又說：“張大千早年學石濤、老蓮，幾可亂真。抗戰時，潛蹤敦煌石室中，勝利還滬，畫風為之一變。我埋怨他‘為什么去向墻壁學？’大千笑說：‘好墨好紙都用完了，只好刷了。’由于找不到好墨好紙，而去向畫壁討生活，這是大千的聰明，也可以說他是玩世。”

《文心雕龍》說：“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定公可說是做到了，因此他對前人作品的評論可說是精準的，甚至可以看出其作品脫胎于何人、出自于何派。當然這也歸功于他對整個繪畫史的鉆研，他的《中國歷代畫派概論》長文是擲地有聲的重要論著。同樣，他的《讀松泉老人〈墨緣匯觀〉贅錄》一文，幾乎把故宮典藏和私家收藏的名帖都看遍了，才能寫出這樣精彩的文章，他說：“或睹于故宮，或覯之藏家，無不精誠赫弈，千載如新。有宋兩代名臣真跡，幾盡萃于此，雖有二三僉壬，亦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矣。令人過目不忘，洵有以也。”

陳定山早在1920年即活躍于滬上美術界，籌辦美展活動、主編。而1935年故宮博物院要挑選文物參加英國舉辦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他被聘為負責書畫部十一位審查委員之一，可見也是借重他在書畫的鑒賞能力。據學者熊宜敬說：“1947年9月15日至28日在上海市南昌路法文協會展出‘中國近百年畫展’。配合這項展覽，上海美術館籌備出版了《中國近百年名畫集》和《近百年畫展識錄》，由陳定山、徐邦達、王季遷等執筆，其中《近百年畫展識錄》，詳載了每件展出作品的形式、尺寸、款識、鈐印和收藏經過，并附畫家傳略，全書數萬言，是1911年民國肇建后，第一本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畫展圖錄。”我因此又特別找到他早期的三篇畫論，讀者可比較其與來臺后的觀點有否異同。本書廣搜其有關藝苑散論，多達十數篇，均為他論及畫人畫事的不可多得之作。其中有畫史的源流、繪畫的理論、作畫的心得，更有畫家個人的傳記，例如《民國以來畫人感逝錄》長文，他就窮三年之力，四易其稿（本書采用他的四稿），方始完成。至于《樹石譜》更是畫國畫的基礎理論，得其竅門，即刻進階。最后定公對作畫的結論是：“多求古跡名本，或多讀書習字，或出觀名山大川，覺胸次勃然，若有所蓄，郁郁欲發，乃藉筆寫之。故畫者，只是寫自己一片胸襟耳。”堪稱至理名言，不二法門。

陳定山賞花圖

定公少多才藝，得名甚早。壯歲久寓滬濱，馳騁于文壇藝苑，輕財任俠。渡海來臺，除短期講學上庠外，勤于寫作，著述等身。然原本出于鐘鳴鼎食之家，突遭國變，衣冠南渡，能不無感！于是他發之于吟詠，有《十年詩卷》《定山詞》之作。人間何世，無限江山；聽流水于隴頭，見夕陽于故國。但定公一生原不只是詩人、詞人、小說家、書畫家，因此，茲書之編就，就是要讓讀者了解他多才多藝的各個層面，亦為后人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