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最常見的兩種狀態，是不茍言笑和開懷大笑。

這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院長素來低調，幾乎是躲著或擋著媒體的采訪。坐鎮學院十年，他做的唯一高調的事情就是促動了清華最熱門學院的教育改革。

錢穎一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1981年，他從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提前畢業，其后的25年在美國深造和執教經濟學，期間從未中斷與國內的聯系，事實上，他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參與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等2006年到清華大學擔任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他就毫不含糊地開始了教育改革——從那時至今，他沒有帶過一個博士生，沒有申請過一筆科研經費，也沒有主持過一個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所或研究院，他把所有精力用在了辦學上。

2016年12月4日，錢穎一帶著父母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57號的北京金茂萬麗大酒店，領取首次頒發的中國經濟學獎。他的獲獎理由是“在轉軌經濟中作用于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貢獻”，這是他在回國擔任院長之前所做的經濟學研究。

領獎當天，他的母親發現，兒子領獎的酒店地點恰巧是自己早年辦公的地方。而在離酒店不遠的地方，就是錢穎一曾就讀過的幼兒園、小學。

他至今還清晰記得幼升小的考題是，一口井八米深，一頭牛一次可以跳兩米高，跳幾次可以跳出來。標準答案當然是永遠跳不出來。“我答四次跳出來，也被錄取了。”錢穎一說著，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

多年后，當他面對教育改革中的瓶頸，又表現出“有行動力的理想主義”。他說：“我雖然拱不動大的改變，但我在學院這個層面，盡量往前推動一點”。

所有學位項目逐一改革

錢穎一不動聲色地推動教育改革，也在眾生喧嘩中安靜地出版了一套近90萬字的《大學的改革》（兩卷，分為大學篇和學院篇）。

2012年1月4日，歷時五年時間，清華經管學院完成了學院的教師人事制度改革，向學校系統匯報。當年6月，學院收到了學校高度肯定和予以支持的回復。他將回函原文附在他的新書里，記錄自己與時間賽跑的路徑。緊接著，清華大學啟動了全校范圍內的教師人事制度改革，直到2015年底完成。

在制度改革之外，錢穎一還逐一進行了學院所有學位項目的改革，每年都有側重點。“2008年是MBA改革，2009年是本科教育改革，2010年是博士項目改革，2011年是碩士項目改革，2012年是EMBA項目改革……我關注到哪個項目，哪個辦公室就忙成一鍋粥。”

“目前我們學院在讀的學位項目學生共有6464人（數據不包含非學位的高管教育學員）。單本科一個年級，第一學位200多人，第二學位600人，加起來就是每年800多人，占全清華一個年級本科生的四分之一。研究生（包括博士、碩士、MBA、EMBA等）的數量就更大了。我們的體量這么大，但我們學院的預算占全清華是很少的，學院也只有100多名教師和200多名職員。”錢穎一說。

清華大學在2009年春季學期，將經濟管理學院確定為全校本科教育改革的試點學院，這是他與主管副校長長談后爭取來的。而本科教育改革也是他花精力和時間最多的一個教學項目，比如他會親自給本科生講授“經濟學原理”，他也極力促成學院在清華大學中率先嘗試本科生的通識教育。

為此，他“想方設法”圈來了一批大咖教師為本科生授課。

彭剛，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系教授，就是被錢穎一“生拉硬拽”來講“西方文明”這門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錢老師在我的辦公室整整泡了兩個多小時。”

上述通識教育核心課程還包括“中國文明”、“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藝術與審美”、“心理學概論”、“中國與世界”、“物理學導論”、“生命科學導論”等。

第一次給經管學院的學生上大課，外面瓢潑大雨，彭剛講完看了下表，12點15分。錢穎一來教室看他，手里拿著的傘還不住滴水：“今天在城里開會，不過你第一次上課，我特地來看看”。回憶起當時情境，彭剛如今仍是感動。

今年，他又陸續請來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美國創業投資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等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人物來學院開課。

“我沒法說服學生不焦慮”

錢穎一會強調自己不是偏執狂，只是有時有點強迫癥。

《大學的改革》的策劃編輯吳素萍說：“他對學生寵愛有加，在學生面前總是滿面春風，但對工作人員的工作要求，尤其是跟學生相關的工作嚴苛只能用挑剔來形容。”

新書封面，錢穎一堅持己見，最終挑選了學生在校園里行走和在課堂上學習的照片，盡管這些照片顯得有些“不完美”：“放大看行走的學生有人拿著包子，課堂里還有人在摳鼻。”

他特意要求把自己從課堂里的那張照片中裁掉——在他看來，大學的改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學為學生”。

有一次彭剛在校園里遇見錢穎一，后者剛剛從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等高中聽課回來。錢穎一說：“我就想知道現在進到我們學院的學生，在中學時都學了些什么。”

清華經管學院的學生多對他的真誠、親近印象深刻。很多學生找他聊天，他也樂于跟學生在一起。

2014級經濟與金融專業學生劉夢非回憶，錢穎一會和他們聊天交流學習心得，常把他看的比較好的文章推薦給學生。

劉夢非念英語第二學位，錢穎一甚至會和她討論英語的遣詞造句和寫作結構。“當時（蘋果公司CEO）庫克寫了一封出柜信，錢老師說這封信寫得很有趣，就打印出來，跟我分析用詞和段落。”

錢穎一會感慨經管學院常被詬病有“功利”的風氣：“報考經管專業，確實其中有不少是因為學生或學生父母的功利心”。

有學生向他吐露焦慮，現在大三，轉專業還來得及嗎？也有學生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從高難度的課轉選到相對容易的課。

錢穎一曾邀請上世紀90年代親身參與中國經濟改革的人，來學院開課，講述改革歷程，結果到了提問環節，學生問的還是現時的股價和房價，而不是90年代經濟改革的歷史。

“我沒法改變學生對學分的追求，也沒法說服他們不焦慮……”錢穎一面有難色，回想起他在清華做學生時，“恨不得學最難的課，感覺時代在召喚”。

那么，是時代變了嗎？

“我們這一代有改革情結”

錢穎一回憶自己“沒有念過完整的小學和中學”，“文革”的時光絕大多數被荒廢，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給了我們一些批判性思維。”

高中畢業后，他在北京郊區的密云縣度過四年插隊時光，下鄉時他一邊干農活，一邊自學英語和數學。

“投入、專注、執著”，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錢穎一常想起年少時挖何首烏的場景，“剛開始看見何首烏的頭部時特高興，但是如果急著拽出來，弄斷了就沒了。但是你別弄斷，大頭在里面呢。”

恢復高考后，他考入清華“數七班”，班中最小的同學17歲，最大的31歲。

1981年他出國深造，幾度換專業，最后定在了改革和發展最需要的經濟學上。他先后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和耶魯大學運籌學碩士學位，1990年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我轉到哈佛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時候，跟我一起出國的同學博士都快畢業了。”

“那時沒人會那么精致計算時間成本”。他在采訪中說。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變世界的事，那是什么事？

在新書《大學的改革》中，錢穎一說，他無法改變整個教育體制，但他“可以集中精力于一所學院——清華經管學院。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他是個越交往越值得敬佩的人。有一年校長給畢業生講話說，希望他們未來成為有行動力的理想主義者，我想錢老師就是這樣的人。他不會因為理念不合或者暫時做不到而放棄改革。”彭剛說，“作為教育家的錢穎一比作為經濟學家的錢穎一更重要，他很開心。”

采訪中，錢穎一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引述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講過的一個故事：“三個石匠在鑿石頭，別人問他們在干嘛，第一個說我在掙錢，第二個說我在做城里最好的石匠，第三個說我在蓋一座教堂。”

而這個故事一一對應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獎獲獎講話中概括的科學探索的三種動機：“科學探索的動機有三個層次，短期功利主義、長期功利主義和追求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

他說短期功利主義不可取，因為急功近利不可能會有太多創造性。在科學探索上，他希望有更高的層次。

雖然難以抗拒制度的制約造成的尷尬，但他仍然很樂觀：

“我很幸運，改革時代給了我好的機會，我趕上了一段好時光。這些年來我心懷理想主義，盡力做事，干成了一些事。”在《大學的改革》的引言中，他如此寫道。

【對話錢穎一】

“大學改革相比國企改革落后15年”

澎湃新聞：近二十年來，中國教育改革經歷了哪些關鍵階段或時間點？

錢穎一： 1998年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1998年有兩件大事，一是高校開始擴招以及一些院校合并，二是國家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以及啟動985計劃。這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擴招是數量上的增加，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質量上的訴求，最先支持北大、清華兩所學校。

澎湃新聞：在國外求學、教學，當時是否埋下了對中國教育改革的思考？

錢穎一：還是在2002年以后，就是我到清華擔任特聘教授以后。在那之前我也常回國講學，但是只是到清華當特聘教授之后才對中國教育有深入了解。不過，從2002年到2004年期間，我讀了一些有關美國大學歷史發展的書。有關（20世紀）30年代、60年代美國大學的經典著作，都是我在那時候看的。

澎湃新聞：你之前說過，中國的經濟改革領先于教育改革至少15年。

錢穎一：中國經濟改革的不少環節我是經歷過的，比如國企改革，80年代搞承包制，90年代搞股份制，重組上市。在2004年時，我說過，大學改革相比國企改革要落后15年。我專門舉了建行的例子。建行最初是專業銀行，后來是商業銀行，后來重組上市了，它有一個改革過程。但是大學沒有這個改革過程，體制上還跟（20世紀）80年代時的體制差不多。企業可以通過引進外部投資者來改變治理結構。但是大學不能引進外部投資者，大學也不能上市。

澎湃新聞：當時就有使命感要做教育改革嗎？

錢穎一：應該說有好奇心。我1981年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1982年到耶魯大學讀書，1984年到哈佛大學讀經濟學博士。我在1983年在耶魯時結識了吳敬璉。1988年暑假期間我不僅在北京的中關村搞調研，還去了在湖北十堰的二汽，沈陽的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金杯汽車。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中國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全面展開，我更是每年都回國，參與到經濟改革的討論之中。

我在清華做特聘教授，就自然會對大學有近距離的觀察，發現我們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相差很遠。又由于我有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企業改革的經歷，所以就會自然思考大學改革的問題，希望能從經濟改革和企業改革中獲得啟發。

澎湃新聞：你也說到，改革時代給予你機會，具體是什么樣的機會？

錢穎一：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為教育改革提供了機會。中國經濟的增長與教育發展是直接相關的。2005年中國GDP占全球5%，到了2015年就是15%了。經濟發展既產生了對人才，尤其是高水平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時，經濟發展又為教育發展提供了資源。

澎湃新聞：什么激發你做教育改革？

錢穎一：我們這代人的改革情結是很重的。我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之所以從數學轉到經濟學，就是因為受到當時中國經濟改革的召喚。經濟改革是改革，教育改革也是改革，只不過是領域不同。我在院長這個位置上，就要做好本職工作，教育改革就是本職工作。

“干成了很多事，也有干得不徹底的”

澎湃新聞：這些年干成了哪些事？

錢穎一：有很多，突出的有MBA課程改革和招生改革，本科的通識教育。

澎湃新聞：干成了又退回去的呢？

錢穎一：比如，本科招生改革，干了一年就停止了。是這樣的。我在2013年曾經推動了本科招生改革試點。在當時的自主招生的框架下，學院可以有0~60分的加分權力。我們先讓兩個老師對學生遞交的材料獨立打分，然后再進行筆試。筆試題目是很有創意的，比如其中一道題是，“如果30年后你被評為中國年度經濟人物，請給自己寫段賀獎詞。”這是看學生的想象力。

試點一年后，由于國家對自主招生的政策調整了，所以就不能再做了。

澎湃新聞：干得不徹底的呢？

錢穎一：比如MBA+X。我們曾經開設MBA（工商管理碩士）+X的雙學位碩士項目，X就是包括清華大學范圍內的其它碩士學位。我們的初衷是探索跨學科、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模式。但是由于僵化的學籍管理制度，這個項目每年只有個位數學生畢業，本來是想一年能有三四十人的規模。

澎湃新聞：想干又不能干的呢？

錢穎一：有些事無法干，比如學生宿舍的安排，讓不同學院的學生混住，這樣可以增加不同院系學生之間的交流，也提高學生的溝通水平。但是在清華還做不到，因為從學校的角度來說，這樣的話學生就不好管理了。

澎湃新聞：做了什么開創性的事情？

錢穎一：清華x-空間（注：清華x-lab，清華大學新型創意創新創業人才發現和培養的教育平臺），這是在中國高校中最早創立的。我們是在2012年籌劃，在2013年4月創建，到現在已經三年半了，效果超出預期。

“教育是最有希望的事，也是做起來最辛苦的 ”

澎湃新聞：你怎么定義自己在清華的角色？改革先鋒？意見領袖？

錢穎一：都不是。我只能說自己是改革探路者。在探路過程中先做事，做事過程中形成一些想法，這些想法又有引導作用。思想引領是有的，但未必是意見領袖。我更多的是行動。

澎湃新聞：在探路的過程當中，你有碰到什么阻力和壓力嗎？

錢穎一：如果你知道你是對的，別人是不對的，別人反對你，這叫阻力。但現實不完全是這樣。改革在很多時候都是在探索。一些人跟你的意見不一樣，也未必就是阻力。我們做事的時候，自己也不很清楚。只有通過反復討論、征求意見，才能探出一條路。

一種情況是通過溝通，發現其實大家可以達成一致。

另一種情況是，未必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在彼此尊重的情況下，各自都妥協一點，可能這條路就出來了。比如說MBA的課程改革，課程改革里要有增課，就得要減課。減課老師可能不愿意，你就要溝通，比如原來三學分，那是不是可以減到兩個學分，你不一定非要把這個課取消。

還有一種情況是要想辦法繞著走。比如MBA招生改革。我們知道國外學校不少是主要依靠面試。但是教育部有規定，學生必須統一參加全國聯考。我們怎么辦？我們就先面試，根據面試成績打分，過了面試就給你一個條件錄取，所謂的條件就是你要考過全國聯考的國家分數線。這是在有制度約束的情況下，要想盡辦法在不違反規定的條件下，仍然發現改革的空間。

所以第一是溝通，第二是尊重，第三是變通。

澎湃新聞：有沒有印象當中干過最拼的一件事？

錢穎一：一直都很拼啊。改革總有起伏，總有高潮也有平靜的時候。MBA的改革也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先是課程改革，第二階段才是招生改革。教師人事制度改革先是有一個薪酬改革，然后是準聘長聘制度改革。教師人事改革，是要通過教師大會舉手表決的，所以要每一個系都征求意見，要分別征求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們的意見。

澎湃新聞：像教師人事制度改革，有沒有覺得民主效率很低下？

錢穎一：效率是以干成、干不成為判斷的。一件花了五天時間沒干成的事，同一件花了十天時間干成了的事相比，哪個效率高？效率是收益減成本。五天的成本是比十天的成本要小，我同意。但沒干成的事收益是零。你花的時間多，成功的概率就大。

澎湃新聞：你自己的個性在支配著你往前走？

錢穎一：我一直在做改革的事，經濟改革是改革，金融改革是改革，教育改革也是改革。這個是不變的。

澎湃新聞：可能經過苦難的人，改革和救贖的信念比較強。

錢穎一：我的書里寫道，教育是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源，教育也是解決問題的希望。現在想起來，這跟（美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主題是很一致的——人要抱有希望。教育就是最有希望的事，但也是做起來最辛苦的事。

（部分內容參考《大學的改革》，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