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 著，政大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

人所共知，當下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但對這一基本的國家構造形式是怎么來的，許多人并不清楚。也許有些人知道這種民族多元共存格局的前身是民國時的“五族共和”，但這樣的想法其實早在清代已經奠定，我們現在所說的“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晚清時隆裕太后則說“五族本為一家”。實際上，在中國各民族的創世傳說中，都曾有各族系出同源的故事，只不過這種觀念要變成現實，則需要政治實踐和政治理念的傳承。

在本書中，多年來專攻中國民族史的王柯把這種多民族構造的政治思想追溯到中國文明的源頭上去，旨在說明這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理念：“中國傳統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最高目標其實就是一個國家政權之下的‘多民族性’，而領土卻并不能代表第一義的價值”，這意味著一種天下觀所體現的普世理想：各民族集團都可以通過不同手段爭取讓自己成為主導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主體。

這呼應了美國政治學者白魯恂的一句名言：“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China wa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也就是說，最能體現中國傳統國家思想的“天下”觀，其本身意味著一種開放的普世性思想，其中文化的意味極強，而民族、國家的意義很淡。任何民族，一旦接受中國文化，即被視為“華夏”，他們也都自視具備與漢人平起平坐的社會身份，成為“中國”這個文化共同體的主體，由此，“這種強調只要掌握了中華文化，就有統治中國的正當性、合法性的說法，極大地影響了后世的非漢民族集團出身的統治者”。王柯所稱的“多重型天下”模式，為原本屬于邊緣的族群提供了進入“中國”的上升通道，并使中國文化的邊界隨之不斷擴張。這就為中國內部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互動提供了內在的動力，也使得民族多元構造在政治上成為不可避免的選項，而且這不是通過核心的擴張實現的，而是通過邊緣族群在文化上的不斷主動接納實現的。

在遼金之后，則出現了一種新的“多元型天下體制模式”，其差異是將漢人為主體的“中國”部分與這些北方異族統治者的民族故鄉在地域上隔離，造成一種地域、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多元化，其典型代表就是元代的宣政院制度、明清的土司制度和清代的蒙古藩部制度。王柯認為，這種新的多民族統一帝國構造正是近現代中國一些邊疆危機和民族問題的根源所在，不過，他較少考慮這與此前中國傳統羈縻制及“因俗而治”的延續性，也低估了這一治理模式對中國統一的貢獻。

彼得·蓋伊 著，劉北成、王皖強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上冊）、2016年6月（下冊）第一版

現代世界是啟蒙運動分娩的產兒。正是啟蒙運動造就了我們現在通常意義上對“現代化”的理解：那應是世俗化的、政教分離的，是一種“從信仰中解放的自由”（freedom from belief）；是反權威的、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是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這本身意味著與中世紀和古典傳統的斷裂，是繼文藝復興之后“人”相對于“神”的勝利。

兩卷本的《啟蒙時代》旁征博引，以流暢的文筆描述了這波瀾壯闊的“創造性破壞”，強調正是這樣一種新的“異教精神”的興起，才促使新的文明形態借由對舊文明的質疑、審視，直至最終掙脫決裂，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由此同步興起，這絕非偶然，因為他們與這個時代互為因果，相輔相成：正是世俗理性和科學進步賦予了他們批判中世紀道德的最強武器。

如今看來，啟蒙哲人們大多是有缺陷的先驅者，有些人脾氣古怪，彼此之間也常常意見不合乃至相互謾罵，但他們原本就不是要樹立為絕對正確的典范，相反都鼓勵質疑，因為就連科學也不過只是一種待驗證的假設。在科學取代上帝成為新的權威之后，就帶來了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世界的祛魅”——世界不再是一個有魔力和奇跡的世界，而是都可以用理性來測量、控制、驗證的知識對象，這就為人們的懷疑留出了正當的空間。沒有這一點，理性的曙光和社會的進步都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將意味著舊有的一切仍然繼續運轉且不容置疑。

值得注意的是，西歐的啟蒙哲人幾乎無不反對宗教，這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下，為了確立人的神圣性，就不得不反對神和神權的神圣性。這些世俗知識分子最主要的批判武器來自文藝復興以來重新發現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吉爾伯特·海厄特在《古典傳統》一書中對此有深入的探討，尤其是當時的“古今之爭”如何影響了現代人的自信與自我認知，因為這場爭論使現代人第一次擺脫了傳統的束縛，開始“厚今薄古”，從而相信面向未來的不斷進步是可能的。當然，“古今之爭”余波至今，迄今仍有不少學者傾心于古典（如施特勞斯學派），但其中的關鍵不在于某一定論，而在于這一爭論可以不斷激發思考與討論。

本書所談的“啟蒙時代”，主要是在西歐范圍之內（狹義的“啟蒙運動”），但后繼的學者已注意到更廣闊范圍內的啟蒙運動，甚至啟蒙運動內部就有一些不同的亞形態——例如，美國的啟蒙運動雖然同樣倡導理性、科學和進步，但卻不反教權（主要是沒有教權可反）。其影響所及，造成《宗教美國，世俗歐洲》一書所說的那種大西洋兩岸社會形態上的結構性差異。不了解啟蒙運動帶來的不同歷史經歷，是無法理解當今世界中的這些現象的。

《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

[加拿大]卜正民 著，商務印書館2015年10月第一版

本書別開生面，通過歷史細節的技術性分析，來討論抗日戰爭初期江南淪陷地區的社會秩序。卜正民撇開以往慣常的道德化的歷史敘述，強調在那樣的困境中，弱者的選擇通常很少，而一個道德圣徒也無法做到既想生存下來又能堅守原則；而且這很難解釋一些現象，例如南京淪陷后那個鉆營的王承典在通敵的同時卻又在庇護難民。他認為，歷史現實要復雜得多，很難僅用“好人/壞人”來一刀切。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征服成本”這一精彩的分析，認為日本的入侵從經濟上來說并不有利可圖，也由此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日本侵略者試圖建立的“新秩序”為何會失敗：它既缺乏一套能贏得人心的合法性說辭，又無法給合作者帶來更多機會和好處，甚至都不足以支付自己發動這場戰爭的成本，其結果，到后來就越來越依靠強制榨取，而這又進一步激起淪陷區人民更強烈的反感和抵抗意識。值得補充的是，這也給日本造成了陷入戰爭泥潭的困境：經費太少而無法收編太多地方的武裝，正規部隊又太少而無力鎮壓，兵力不足而又補充困難，在政治上要么無法找到談判對象，要么對方不肯和談，到頭來既不愿進行長期戰爭，又無法結束戰爭，不得不陷入對自己不利的持久戰中。

盡管卜正民的這一分析對中國讀者而言可能頗感新鮮，但他無疑受益于西方學者對二戰歐洲戰場德占區社會的深入分析（可參見《野蠻大陸》一書），也是他在《民族的構建》一書中所提出的“事仇民族主義”分析的延續，意在撇開那種非此即彼的政治化歷史書寫，而試圖深入到歷史細節中，小心翼翼地避開意識形態的雷區，讓那些難以歸類的記憶浮出地表。

對淪陷區人民的生活，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也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解釋框架，只不過，正如卜正民所表明的，現實中人們的行為往往未必可以簡單地歸入這三種類別之一，而完全有可能在不同的情況下采取不同的應對之道。不過，卜正民對日本侵略者“征服成本”的分析雖然很有啟發，但忽視了一件事：這些入侵者并不是從成本收益的經濟層面來采取理性行動的。正如戰前的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早就說過的，如果純從經濟角度分析，那么入侵中國本身就不見得是日本得到好處最大的選擇。

[美]托尼·朱特 著，李嵐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

這是曾讓托尼·朱特作為歷史學家一舉成名的名作，與《責任的重負》一起成為他對20世紀前中期法國知識分子靈魂的拷問。作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朱特既相信社會主義能為個人帶來一個有尊嚴的“體面的社會”，又質疑那些激進的運動（無論是極左的斯大林主義，還是極右的新自由主義），因此，他格外關注知識分子在面臨這些時代浪潮時所扮演的角色。

扉頁上所引的法國哲學家加繆的話是全書點睛之筆：“錯誤的觀念常常以流血而告終，但是無論何種情況，流血的總是他者。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我們的某些思想家會如此隨意地談論所有事情。”這在法國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和別處不同，這里的世俗知識分子自啟蒙運動以來就主導著社會的公共話題，在戰后初期的政治生活中更是扮演著無可取代的重要角色，他們對未來的主張也影響著大眾對政治議題的看法，然而他們并沒有善用自己的這份影響力。

在深入分析薩特等具有代表性的左翼知識分子的表現和言論之后，朱特既描寫了當時法國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矛盾，也展現了他們在道德上的失當：為了維護自己的激進理念，有時不必要地為蘇聯發生的一切辯護，而忽視其缺陷性的一面。這固然有特殊時代背景的因素（全書以1944-1956年斷限，就是因為1944年是法國解放之年，而1956年則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導致其神話破滅之年），但卻不能簡單地歸因于“時代局限性”，而是知識分子喪失自身獨立性的結果。

作為一個鉆研近現代法國史出身的學者，朱特對法國知識分子的境況極為嫻熟，對現代法國思想史及其背景也很了解，他并不想簡單地譴責這些知識分子選錯了站隊的一邊，而是指明：獨立思考并獨自負責才是知識分子所應做的事。一個人可以為自己的信念而死，但夸夸其談一些信條，最終卻是別人為之送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過，他解釋了這些法國知識分子傾向蘇聯體制的原因，卻遺漏了另一重因素——在只有美蘇兩邊可以選邊站的情況下，他們的思考無疑受到了法國歷史悠久的反美主義的影響，盡管二戰時在很大程度上是英美聯軍解放了法國。

當然，在那樣劇變的年代里，一個人要始終如一地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其實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但正如朱特所說的，這一悲劇的存在，乃是因為現代社會賦予了知識分子一種特權地位，他們相信自己能通過理論來指導實踐，由此給人類帶來福祉。現在看來，也許韋伯的主張才是對的：專業知識并不能指導政治實踐，知識分子應當具備抵御介入政治現實這一誘惑的自覺。

陳平 著，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年10月第一版

這是一度曾沉默多年的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人陳平的回憶錄，所謂“我方的歷史”（my side of history），是因為作為失敗的一方，他感覺現有的歷史書寫往往都是勝利者的證詞，即便是對他們不利的檔案，也很少被公開，以免讓他們在面對歷史反省時感到難堪。因此，他覺得有必要說出自己對那段歷史的看法。

盡管曾被潑了許多臟水，但他很犀利地指出了一個事實：在二戰日本入侵馬來亞期間，馬共游擊隊曾是英國在半島上所能找到的唯一抵抗組織，也得到了英國盟軍司令部的大力支持，因為當時他們面對著“共同的敵人”。然而，當敵人消失之后，他們的利用價值隨之不復存在，于是再度被指為土匪、進而是恐怖分子。在他看來，他只是呼應那個年代的夢想：消除馬來亞的英國殖民主義。這無可厚非，因為“每個時代，打造著屬于它的夢想。如果你渴望有所作為，你就需要對那個時代的呼聲作出回應”，但是，“你需對你的夢想付出代價”。

這本回憶錄的確如其書名所宣稱的那樣，提供了另一個視角，揭示了歷史的許多反諷之處，以及通常的歷史書寫所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與此同時也揭露了一個沉痛的悲劇：為何這些懷著驅除殖民主義這一良好愿望的年輕人，最終會走向內部分崩離析乃至自相殘殺。其中當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某些陳平為自己辯護的意味，但他至少坦率而不失有勇氣地承認了自己和同伴們曾犯下的錯誤。

失敗者之所以值得令人關注，就在于他們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聲音，以及讓我們思考他們曾提出的那種設想是否真的有可能更好。當然，書中的另一個看點是馬共歷史經歷的特殊性——有許多看起來是匪夷所思的，例如，其總書記萊特居然是個越南人，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竟然曾長期充當英國警察和日本人的雙重間諜而不被發現；而陳平本人在成為馬共總書記時僅有23歲。這都意味著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環境下的故事，從而挑戰了我們對歷史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