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研究方向之故，本年閱讀書目中最受教益的幾本著作，基本集中在晚明清初政治史方面。近年來明清政治史領域頗覺黯淡，學者反復呼吁重提政治史研究，這幾本著作或可為我們思考如何更新政治史的研究路徑提供一些參考。

鄧之誠先生的《清詩紀事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此前早已翻過，年初又仔細重讀一過。鄧之誠治史的理路大抵仍側重于傳統學術，也不僅限于某一斷代，但明清史，特別是明中期至清前期的歷史，則始終是其用力最多且成績最為卓著的領域。他在抗戰時期因仰慕義士與遺民苦節，遂留心收集清初集部，累積至七百余種，其中不乏罕密之本。這部《清詩紀事初編》，寫定于1950年代，是鄧氏生前手定的最后一部著作，可以說是積二十余年之功所作，而小傳部分尤其值得重視，考證、評論以及對重要史料的提示皆在其中。原書涉及范圍極廣，勝義迭出，無法一一舉述，在此僅以兩方面為例略為說明。

其一是遺民事跡的考訂，這是遺民研究中的基礎性工作，由于文獻禁毀，遺民事跡往往晦暗難明，特別是矢志抗清者，因其大多都是地下活動，尤難獲得確證。不過詩文集中尚有線索可循，鄧氏花費極大精力鉤沉發覆，如其最先注意到吳祖錫抗清始末，徐枋佯為隱居，而與祖錫配合，“實有大謀，用心良苦”（26頁）。順治十六年的魏耕通海案是清初東南一大案，大族被牽連者甚多，鄧氏據魏霞、楊賓、朱彝尊所撰傳狀及魏耕《雪翁詩集》詳考其事，舉凡魏耕行蹤、同謀之人及孔元章首告緣由，皆一一得其本末（247-248頁）。后來何齡修先生在此基礎上闡幽發微，網羅詩文集、方志與官書檔案中的史料，對通海等案進行了更為細致的研究，又發掘出李長祥、黃毓祺、楊鹍、陶汝鼐等人的抗清事跡（各文均收入何齡修：《五庫齋清史叢稿》，學苑出版社，2004年），東南抗清史的疑案方在數十年的學術接力中逐漸廓清。

其二是對清初中樞政治的考察。黨爭首先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在鄧氏看來，“清初政歸八旗巨室，順治一朝，政情杌臬，所由來也。康熙初元，四輔臣專政，賴索額圖以覆之。索額圖專橫，乃以明珠分其權。明珠富可敵國，與余國柱表里為奸，故授意（徐）乾學、（高）士奇，嗾郭琇劾罷之。”用徐乾學輩，不過“欲倚之為搏擊之用”（364頁），要之，“黨爭固烈，而操縱者則人主也”（940頁），這可以說是對清初政局演變極為清醒的把握。當然，黨爭并非政治史的全貌，如李天馥等政事鮮有建白的大臣，鄧之誠注意到他們是京師文人活動的核心，“結納名士、競尚詩文”（555頁），其社會網絡、交游唱和未嘗不是一個新的考量角度。政治史的曲折隱晦，必有待于詩文集中發掘，鄧之誠在《初編》中留下了很多未能完成的線索，如稱清初中書舍人權重，“多擢卿寺方面”（475頁）；康熙朝多以侍衛傳旨，“與南書房繕擬諭旨，同屬機要”（663頁）等等，均值得續作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說，《初編》所試圖呈現的，正是以政治過程中參與者“個人”的視角來觀察清初政治。

“詩文證史”或“文史互證”本是古典學術中常見的路數。鄧之誠的旨趣與厲鶚、陳田諸家專重藝文不同，他完全是以史家的眼光選錄詩篇，“但以證史、不敢論詩”，講求“以詩證史”而非“以史證詩”。相較于詩文的藝術性，鄧氏更看重其史料價值，“但取其事，不限名家”，甚至一度擬將此書更名為《順康詩史》，以配陳濟生《天啟崇禎兩朝遺詩》。

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出版的兩本新書也為“詩文證史”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首先是謝正光先生的《停云獻疑錄》（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作者長期從事明末清初史的研究，整理遺民文獻、考索遺民事跡，貢獻尤多（參見其前作《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此書匯集了作者自1968年至2012年間寫作的8篇文章，其中有5篇與清初史事密切相關，涉及錢謙益、吳梅村、姜埰、曹化淳等人事跡的考訂。錢謙益與僧人的交往，久為學者所矚目，然而牧齋因何奉佛，卻無定說，錢鍾書便謂出于“隱愧喪節”，事實上，牧齋的親族、鄉黨以及友朋中奉佛者不在少數，“晚明士人之風氣固已如此”（88頁），推而廣之，明清之際士人佞佛者，也未必盡是由于氣節的考量（112頁）。作者的旨趣不僅在于考證牧齋奉佛因緣，同時也勾勒出明末清初常熟地方士人與寺院、僧人復雜交錯的社會網絡。錢氏四世為破山寺檀越，住持鶴如與牧齋私交甚篤，順康之際，牧齋族人錢朝鼎謀逐鶴如以攻牧齋，而朝鼎為尚可喜姻親，寺院住持之爭，事實上是興朝新貴“挾其政治勢力，以威迫牧齋”（107頁），牧齋身后宗族之禍，實已暗伏于是。作者花費不少篇幅厘清了這一公案的始末，正可從地方社會及宗族的視角理解明清易代所帶來的秩序變動與權勢升降。

此書內另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是《新君舊主與遺臣——讀木陳道忞〈北游集〉》（179-215頁）。木陳忞的《北游集》本屬禪宗語錄，且于雍正朝遭禁毀，清人鮮有見者，經陳垣先生的重新發現，已為學者所熟知。不過由于木陳自述較為零散，除了少數治宗教史的學者，自陳垣以后，很少有人利用此書討論順治朝的時局與人物。所謂“新君”自然指清世祖，舊主為明思宗，遺臣則為崇禎朝的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清世祖對明思宗懷有一種極深的認同、同情式的懷思，順治十六年，世祖親祭思陵，據說在陵前失聲痛哭，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李清：《三垣筆記·補遺》，中華書局1982年，90頁）李清雖然隱居江南興化，這一記錄卻非空穴來風，親歷其事的王熙，便有“翠華憑吊處，也為一潸然”之作。晚明之“有君無臣”在清初士林中是相當流行的看法，不過此語從世祖口中道出，與士人所言，意義自有不同。作者在此文中引述木陳忞的記述，勾勒出世祖對思宗的認同與懷思（190-196頁），借用木陳的話，便是“異世知己”。稍有遺憾的是，作者的論述到此為止，清世祖何以同樣會有“有君無臣”之嘆、何以會對思宗產生如此深的認同，文中并未涉及。其實厘清此類問題，對于今日重新理解順治政局甚有裨益，譬如有學者便認為，世祖之嘆，與其晚年推行漢化改革失敗、遭到滿洲貴族的孤立有關（參見姚念慈：《評清世祖遺詔》，連載于《燕京學報》新17、18期）。此文的另一要旨是考訂曹化淳的事跡。張漢儒之獄，牧齋得曹氏之力而幸免，思宗亦因曹氏之奏而疑溫體仁。甲申京師陷落，皆謂由曹氏開門迎降，是以時人對其多無恕辭。但其生平卻不甚清楚，可以說是明清之際一個若隱若現的人物。作者通過《北游集》中的零散記錄，勾連以詩文、方志、石刻史料，詳考曹化淳于順治元年最先倡議修建思陵，并捐資董理其事。作為崇禎朝頗受信任的宦官，曹氏入清后雖十分低調，卻非默默無聞。其人“珠璣滿腹”（引木陳詩中語），世祖幼年未受到系統的漢文化教育，親政后乃從曹氏讀書（188-189頁）。曹化淳對佛教也頗為親近，甚至在宮中亦有“法社”，故木陳入宮后多與往還。不過，曹氏在順治宮廷的地位究竟有多高？木陳與曹氏唱和，詩中不乏虛譽，方志傳記，更不可全信，作者遂稱曹氏“儼然國師”（186頁），甚至認為世祖之奉佛，最早也是受到曹氏的影響（206頁），未免推求過當，事實如何，恐仍需討論。

另一本書是白亞仁（Allan H. Barr）先生的新著《江南一劫：清人筆下的莊氏史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作者系波莫納學院教授，治明末清初文學與歷史，對明清之際的江南文獻亦極熟稔，去年曾有長文，據臺灣藏《三岡識略》鈔本后所附揭帖殘文，考證其書刊行后險遭文禍，書賈割裂其文，造作《莼鄉贅筆》，便甚有發明（文載《清史論叢》2015年第1輯）。莊氏史案是清初為禍最烈的文字獄，大致從嘉慶年間開始，翁廣平、楊鳳苞、傅以禮、汪曰楨等一批學者便開始關注此案，有關史料也得到較為系統的整理，史案本末已大致廓清。近年的研究亦大多從史學史的角度，考察史案對清初私人修史的影響，討論史案本身的文章已很少見，似乎已是題無剩義。不過本書卻在題無剩義處追索新義，作者在前言中說，希望“為史案還原一較為全面準確的歷史圖景”，并且“力求讓讀者更多地聽到清人的聲音”（2-4頁），從全書來看，這兩點的實踐頗為成功。全書第一章述明清之際的湖州社會，第二章述莊氏修史始末，第十一章綜述清人評論及民間想象，中間各章則按照時間順序講述史案的故事，作者鮮有評論，完全以當事者的記述支撐敘述的展開。

今人談及清代文字獄，往往理解為政治威權與文化專制的迫害，這固然不誤。但如此簡單化與概括化的論斷，或多或少會忽略案中之“人”。涉案者、首告者、審訊者以及各自背后的家族、師友、僚屬等等社會網絡，都因其各異的利益訴求而產生不同的應對策略。雍乾以降的文字獄，因檔案俱在，供招、轉審大多歷歷可考，但行政文書的格套化書寫不免隱沒“人”的主體性，更不能排除審案官意志的作用，表面的“案情”似可一目了然，但其周邊與背后卻一無所知。就此而言，相較于檔案，詩文、筆記或可提供另一幅不同的圖景，這也是此書的價值所在。莊氏史案在現已公布的清代檔案中幾乎未存下片語，親歷者和清初地方史家卻留下或隱或現的記錄。如被莊氏列名參訂的范驤，其子范韓為救父奔走于京杭間，晚年撰有回憶一篇，對于整個營救過程有詳細的記述，如述及夜見巡撫朱昌祚一節，朱氏一方面對朝廷旨意揣測不定，另方面又對世族曲為保全、不欲興起大獄，此種微妙的情態，非由親歷者的記述絕不可得之。黃裳曾得其稿本，題為《私史紀事》，這篇文字在清代當然不可能付梓，民國時周延年纂輯南潯地方文獻為《南林叢刊》，始以《范氏記私史事》之名收入，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所著錄的便為后者。此文梓行已八十年，就目力所見，也只有白亞仁此書能夠系統利用，足見作者對清初江南文獻的熟悉。此外，作者大量引用了史案親歷者、幸存者以及眾多悼念者的詩作，雖未必在探明史事上有多少助益，但對于理解時人的“心態”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書引用清人別集、總集近百種，其中不乏稀見者，如中科院圖書館藏鈔本《范文白（驤）遺詩集》、浙江圖書館藏吳農祥稿本《梧園詩文集》、上海圖書館藏鈔本《査繼佐詩》等。另如作者所引張岱《喜査伊璜對簿昭雪》詩（110頁），僅見于本年剛剛公布的沈復粲鈔本《瑯嬛文集》，作者蒐求文獻之勤，由是可見。

在傳統的明清政治史研究中，“人”往往僅作為政治過程的被動承擔者而出現，近年有學者提出，讓隱藏在制度背后的官僚站到臺前，成為研究中的“主角”（參見劉鳳云：《觀念與熱點的轉換：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與趨勢》，《清史研究》2015.2）。如何突出政治過程中“人”的存在與參與？恐怕很大程度上應該仰賴于此前關注不夠的詩文史料。清代史料固稱浩繁，官方文獻存留較多，但實錄、會典乃至國史本傳，都不免對“人”的主體性有所忽略，即以國史館本傳而言，雖稱詳贍，但千篇一律的履歷表與政績錄式的體例，無法讓人看到傳主的生活世界與思想世界。其實，官員的政治選擇與決策，往往受到其交游、論學背景的影響，如樊鏵對王宗沐通海運議與其實學傾向關系的分析、劉勇對李材被劾與士人反應的討論，在方法上均不無啟發（樊鏵：《政治決策與明代海運》，335-363頁；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146-159頁）。就廣義的政治史而言，不僅僅要有處于核心位置的官僚，政治過程的邊緣參與者、輻射者，乃至旁觀者，他們的言論與選擇，同樣需要關注，而詩文通常是最直觀的取徑。近年來清史研究的新理論、新方法、新視角層出不窮，貢獻良多，但“舊學”的方法與訓練也需要繼承，鄧之誠先生開創的以詩文治清史的范式及其留下的線索，因而更加值得重視。

 

（本文原題《2016年讀書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