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變觀風”

我在大學里教了幾十年中國古代史，沒有沾上“王婆賣瓜”的心態，深知中國古代經驗不能“包治”現代病。近幾年，流行從中國古代去尋找現代化或中國崛起的“歷史優勢”，我不趕這浪頭。搞歷史學的，應該知道時空為決定歷史態勢的兩大要素，連戰國時代人韓非都懂“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

古代與現代之間，僅僅概念的轉換，就是件難事。有些人把它看得很容易，我卻常常感覺找不上“無障礙通道”。就像現在學界研討的“社會生態”，中國古代肯定沒這個詞兒。類似的意思，費力追索，“風氣”、“風俗”，似乎與此有一點親緣關系。

“風氣”這個詞，得益于柳詒徵的提示，我才領悟它或許可以轉譯成觀察“社會生態”的近義詞，古人則謂之“察變觀風”。柳先生推崇劉咸炘的話：“觀風之變，其于已成，則知將來之厭惡；其于方始，則知異時之滋長，是曰‘知幾’。”由此，我也可以說，研討當代“社會生態”，通過“察變觀風”，在“已成”與“方始”間，做有益于世的人生“幾何題”。最后研判的積極成果（對策），用一個很玄學的名詞做廣告，也可以稱為“知幾之學”。

位于江蘇昆山亭林園的顧炎武紀念館

在古代，用“察變觀風”方法做宏觀歷史解析的范例，我以為顧炎武的《日知錄》可當之無愧。亭林先生將一生平日積累下來的讀書札記，逐漸匯輯成書，至死未能定稿。看似盡為具體而微的事證鋪敘（參以檢索考據），一地“歷史碎片”，透出的卻是精辟犀利的、有關歷史變遷的判斷與精彩史識。他自己就非常看重這本集子，在與友人書信中多次說道：“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

說說該書的卷十三。先生以“周末風俗”起首，共收二十四條，從縱向（朝代更迭）與橫向（風俗表現）兩種維度，進退正反兩個方向，高度概述了兩千余年間社會風俗衰頹與亡國亡天下因緣相連的運行軌跡。著名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原話即出自第四條《正始》（實則為歷朝“風俗”之魏晉篇）。先生云：“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居然社會“風俗”的好壞與天下興亡高度相關，我們怎么能不認真研判“社會生態”呢？！

我不會因此將“社會學家”的光環罩在鄉賢頭頂。畢竟，老先生用的是老歷史眼光，壓根兒不可能知道后世會出一門叫做“社會學”的先進學科。相反，如果執著現代意識去看《日知錄》，有些人拿出上一卷《人聚》篇，可能還會拿陳腐保守的大磚頭砸將過去。

十二卷《人聚》篇也是講社會風尚的。先生從漢初直說到自己生活的當下，引證每代典型議論，以及名人詩描述的情景，呈現“風尚”或聚于鄉或聚于城，攸關人心聚散、王朝盛衰。短文的中心旨意，先生表達得非常清楚：“人聚于鄉而治，聚于城而亂。聚于鄉則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先生寫此條時很動感情，自云：“《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興言及此，每輒為之流涕。”

評論古代人物，最忌現代意識過強，脫離時空條件，望文生義，妄作是非功罪之斷。亭林此種觀念在中國古代極具代表性，在當時不惟無落后保守之嫌，且具針砭時弊、直指當下的批判勇氣。中國古代是一個典型的農本社會，即使工商的發展亦是以農業為基礎，以農產商品化為助力，社會穩定首先依賴于鄉村經濟的穩定。而且，細細品味先生所批判的，絕不是什么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城市化”現象，而是說兵戎迭興，賦役繁重，逼使農民離鄉棄耕，供應官府日不暇給，矛頭指向驅民叢淵的獺鹯之政。至于如何正確看待現在的鄉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化”有何隱患，亭林先生不及見此，即使如吾等目下亦時有迷惘于“有為不如無為”之惑，給古賢亂扣帽子，過分苛求了。

明清時代的“公務員手冊”

平日讀得的感覺，古代士大夫，在朝廷為君憂民，在江湖為民憂君，整肅社會風氣的議論與對策不算少。正因為是個典型的農本社會，以鄉村為基礎，省、府、縣治是負責治理鄉村的“碉堡”。純粹的官本位體制下，只能以士大夫為治理“天下”、“社稷”的樞紐。這就不難理解，在追究“天下”風氣變壞的責任及籌劃對策時，他們不會把重點放在“小民”身上（“民可使由之”）。宋儒羅從彥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則下有風俗。俗之美惡，其機固不在民也。”明中期最有治理地方經驗與識見的呂坤，在著名的“官箴書”范本《實政錄》里，便指著士大夫鼻子，直捷了當說過：“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者亦吾黨也！”（卷一“科甲出身”）

幾位我名下的博士生曾為寫地方財政的學位論文，把《官箴書集成》讀爛了。我不做論文，不為史料所累，讀得自在，所得的是層累的“歷史印象”。印象中，作者都是從業“名醫”。他們有在地方從政的豐富經驗，對習見的官場病、民間病，用心保存了許多真實的“病案”，并貢獻出自己精心制作的“處方”。我推薦給諸位社會學家，有空翻翻，看看中間有沒有算得上“中觀”治理“社會生態”的歷史資料，例如鄉保、保甲、宗祠、商會，以及鄉約、民約、族規、行規等等，能否算是尋求“中間組織”的最初歷史嘗試？

《官箴書集成》類似于“公務員手冊”，有不少亮點，但不乏灰暗沉悶色彩。此類書在明中后期、清中后期出得最多，甚至有泛濫之災（出版商頻相剽竊，粗制濫造）。所得的“印象”，在宏觀調治方面基本上是失敗的。體制百病難治，漸成沉疴，醫者搖頭。秦暉當年因闡述“黃宗羲定律”有幸為領導注意。后來讀得多了，發現這不是黃宗羲一個人獨具只眼，明清時代許多敢直面時勢、不說假話的，發過類似的牢騷很多；每一興革，政策微調，旨在增加國家財收，民間的負擔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比黃氏早二三十年，浙江海鹽的胡震亨在他主編的《海鹽圖經》里就這樣說：“法之弊，遂相為救，而漸調于平者（筆者按：此類改革當時動輒冠于“均賦”、“均役”之名，即所謂財政負擔公平合理），率漸觭于重。數十年來有一厘改，定有一增派，征斂之日繁，亦時勢所必趨也！”（天啟《海鹽縣圖經》卷十六）

照我的理解，研判“社會生態”著眼于社會的整體狀態，不是指某些個別的社會現象。如果從微觀層面觀察，單獨個體的人性，以全世界而論，依然善惡相兼，或善或惡，時善時惡，古今中外無甚大的差別。因此之故，任何社會，任何時候，社會上都有“病人”存在，帶“病”上崗是常態。在研討“提示”里羅列的“諸如冷漠、浮躁、空虛、嫉恨等負面情緒”，從個體來說，在中國古代都存在，非惟今天始有。無文化的人會犯病，有文化的人也會犯病；有權力的人會犯，無權力的人也會犯。中國古代非常注重個人品格與情緒的修養，針對個體“病人”，治理方案倒算得上是豐富的。

我不迷信道德萬能，但也深知改善個人的素養，道德宣教是任何社會所必不可缺的。古代縣官有一個職能，就是每年都要在“申明亭”宣教，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實行鄉保（保甲）制，規定每保都應有類似宣講鄉約的場所。我看到有些縣官深入鄉間，用白話文向父老宣講，語詞懇切，頗感人。我覺得，勸導官民人性向善、修養品行的那些宣教，宣講比不講好，講多了，會產生效果。“名士”言之諄諄，對聽講者而言，真如宋代理學家常說的，誠則信，信則靈。對不誠不信之人，任何說教都無救（于是，有人主張對貪官、刁民用重典）。

這些年接觸地方性史料多了些，覺得大凡王朝前中期，民間與地方官員的素養、品質，比晚期為好，貪官劣紳有，但沒有那么多；刁民暴徒井噴于王朝末季，在王朝中期以前不能想象。

我舉一個例子。松江張鼐是明末的一位副部級官員，天啟時主動提出辭呈，不待批準便掛印回鄉，躲過了魏忠賢的魔掌。他寫的《先進遺風》，收在被“四庫禁毀”的《寶日堂初集》里。全文篇幅不短，按人物出生前后，逐一記述了松江入仕朝廷的眾多官員。從明初一直到成弘、正德年間，無論在外做官，還是退休回鄉，都“保持一分秀才氣”，為人誠樸敦厚，風范高雅，深受鄉民敬仰。我相信他說的這些掌故大多是真實的（有其他文案旁證）。顯然，痛感自嘉、萬而后，風氣日趨惡劣，張鼐此乃是有感而發。在他的家鄉，嘉靖四十四年發生了“民抄董宦”這樣的惡性群體事件，聳動遠近。董宦當時一口咬死是“士抄”，不是“民抄”，欲置“天真”的諸生于死地。張鼐帶頭聯合進士、舉人兩級鄉紳介入調停，保護了反感董宦之品行不端、卷入事件前期、富有正義感的“五學”生員。“民抄董宦”似乎一風吹過，董宦照樣仕途得意，但到了明清易代之際，松江、嘉定地區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奴變”，眾多富豪之家平白無故被抄、被焚，比之當年恐怖得多。彼時不用心根治惡德惡行，對無論是劣紳還是惡奴均嚴懲不貸，到了此時，歷史的“報應”，亡國亡天下諸種亂象，就不召而至。

儒家圣賢的教導，普適性的光芒照耀后世，那就是人性的向善，即“仁者，仁也”、“仁者愛人”云云。然而圣賢對利、欲于人性的關系，始終只把惡的后果看得透徹，對利與欲的動源之深、能量之大，缺乏足夠充分的估計（先秦荀子、韓非算是難得的異數，故不入孔祠）。漢代以后兩千余年里，為此困境連連，且戰且敗，直至今日，猶未見有窮期。

“制民之產”，“有恒產始有恒心”，是儒家教義里極重要的核心思想，甚至是整個學說的阿基米德支點。在農本社會里，只要“輕徭薄賦”、“使民有時，不奪農耕”，儒家的道德宣教有效，社會風氣不難治理。孟子“仁政”的經濟指標不算高，五畝之宅，百畝（合明清三十余畝）之田，黎民無饑無寒。貫穿漢唐宋元明清，這低標準清平之世大致還容易做到。明清起，雖然鄉民大多已為租田，亦尚能“無饑無寒”。士大夫家有“百畝良田”（食租），就可隨時甩烏紗帽，表示對時政不滿，悠游江湖之上。據查考，“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顏回，除陋巷之破宅外，還有“五十畝郭外之田，十畝郭內之圃”。宋儒將他尊為“定”得住的典范。然而，到了明代，《明儒學案》所述第一位儒者吳與弼康齋先生，家貧無產，為恪守“敬”、“誠”，常以打坐“定”住吾心。但他坦承，當欠了鄰居幾斗米，又將討上門來時，心就亂，“定”不住。自云：“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可見，“無饑無寒”是守住“恒心”的底線；經濟上失了底線，要一般的人守得住道德底線，極不容易。

“太史公難題”

恰恰不是儒家圣祖周公孔子，而是史家太祖司馬遷，把風尚變遷深層的經濟動因看得比較透徹。《史記·貨殖列傳》里有這樣的陳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下面的話更讓人吃驚：“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如果把“刺繡文”比喻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倚市門”擴展引申為大商場乃至造幣廠、銀行、交易所、股市、網購，那我們不能不驚嘆太史公確乎超越時空，是兩千年前就已誕生了的、“經濟物理學”的天才預言家！

位于陜西省韓城市芝川鎮的司馬遷祠墓博物館

博物館中的司馬遷墓

學界有所謂“李約瑟難題”、“克魯齊難題”，詰問的興味不減，近年來還開了好幾個研討會。照此比方，我說在中國古代則有“太史公難題”，解決難度比前兩命題大得多，可學界幾乎無人問津，不亦冤乎？！

《史記·貨殖列傳》起首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引論，全文錄于下：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長話短說。太史公給出的命題，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來，“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沒有因時間的往后推移，解決得更為成功和有效，反而越來越捉襟見肘，甚或背道而馳，地方當局多取與民爭利之下策。這并非是人性發生了什么根本性變化，而是經濟時勢大演進，GDP飛速增長，使人對財富積聚的多寡特別敏感，滿足的欲望愈加急迫，“動心忍性”的能力也益加衰弱，上層下層、君臣庶民皆所不免。因此之故，基于農本社會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期望與社會規則，面對工商業的發達和貨幣經濟的活躍，舊藥失了時效；精英除了詛咒悲嘆“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之外，幾乎籌劃不出什么良藥，不知道怎樣去彌合日見擴大的社會感情裂縫。

近代學人常喜歡說“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然而，他們畢竟沒有親眼看到農、工、商、服務“四業”結構性地如此顛覆倒轉，農業的式微到了極限，實業經營之慘澹，鄉村田野之凋敝，不忍目睹。基于此，我不僅堅持古代“資源”不能包治“現代病”，也坦率地表示對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不抱奢望，因為這些議論終究缺乏鮮明的當代針對性，并未徹底擺脫“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的尷尬。因此之故，只能期望于經濟學、政治學、法學，以及諸位社會學家，能從當代經濟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倫理秩序等規則的重建入手，為“太史公難題”作出更有效率的當代解答。

法鼓寺中的三只斑文鳥

最后送一段小花絮來結束我的文章。臺中“法鼓（寺）影音新聞”發布了一段視頻，說的是2012年夏，斑文鳥的鳥窩，被臺風從數公尺高的香樟樹上刮下，重重摔落地上，四只雛鳥命在旦夕。經一眾佛家子弟愛護照料，三只平安長大，其中一只取名為“寬大”的，日與眾僧為伴，居然最后學會了念阿彌陀佛，且聲調多變，抑揚頓挫（我聽起來，帶有濃重的臺灣普通話口音），事驚臺灣全島。斑文鳥不具有鸚鵡發聲的條件，連鳥類學家也嘆為奇觀。“寬大”經常飛到常超法師的肩膀上，與她親昵對話。該寺果理法師對這奇觀的解釋是：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皆有可能。關鍵是須有一種善的環境，善的種子才能發芽。比較起“眾生皆有佛性”，我對“善的環境”的說法更有親近感。我想，治理“社會生態”，也一樣要在營造“善的環境”方面發力。這環境可以是宏觀的、中觀的，以及微觀的。如果營造宏觀環境難度大，那先從微觀改善做起，直做到中觀層面，讓人們體會到成功的希望還是在人間，靠人，不是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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