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主編斯蒂格·阿貝爾

2016年5月，《太陽報》的八〇后總編斯蒂格·阿貝爾（Stig Abell）接替彼得·斯托瑟德爵士（Sir Peter Stothard）就任百年老牌文學刊物《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的主編一職時，業內一片竊竊私語。很快斯蒂格就雷厲風行地證明了自己：新版網頁迅速上線，新版播客內容大大豐富，他本人在推特上亦十分活躍，比如推介讀TLS能夠學到的知識：“普魯斯特在鴨館里看饑餓的老鼠在籠子里打架來達到高潮。”——小報伶俐和高眉逸事無縫銜接。點滴新舉措逐漸提高了刊物的能見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多年來首度銷量攀升，網絡點擊和播客收聽都穩步增加。在斯蒂格同意接受采訪后，我發去了采訪提綱，不到兩個小時便收到了回復，其高效風格可見一斑。斯蒂格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歷任主編一樣，堅持將讀者放在首位。

澎湃新聞：在全球紙質媒體不斷衰落的大環境下，不少報紙會首先考慮縮減文化版面。但我聽說《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最近銷量/訂閱不降反增，打破了多年來的瓶頸。您是如何在上任半年里做到這一點的？

阿貝爾：我覺得《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與當下的關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緊密。我們目前身處的世界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技術變革，這種變革將速度和便捷性置于深度和專業性之上。在叫賣式吸引點擊的標題黨橫行的新媒體世界中，我認為《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可以成為另外一種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姑且稱之為“逆流文化”（counter-culture）。就像1980年代快餐催生了慢食運動，網絡快餐也反向滋養了一種對深度文化的向往。當人們不想再為可輕松復制的大眾市場內容付費時，他們會轉向定制的、有深度有思想的長文章。目前英國的嚴肅刊物正在悄然復興，可以說《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恰好搭上了順風車。

澎湃新聞：我一直收聽你們的播客節目“TLS之聲”，新版本比以前有趣了許多。在您心目中，一個理想的播客節目應該是怎樣的？您自己平時喜歡聽哪些播客？

阿貝爾：錄播客節目是我最喜歡的一項工作內容。理想的播客節目應該溫暖而有趣，就像TLS本身那樣，介紹一些你可能在別處不那么容易碰見的書和思想。我喜歡它還因為我們會采訪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請他們談對我們來說不那么熟悉的書和戲劇。我個人很喜歡聽的播客是“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內容非常多樣化，但都一樣精彩。

澎湃新聞：《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既有只在智能設備上閱讀的千禧一代讀者，也有根本沒用過手機、現在還在用手寫支票支付訂閱費的老年讀者（聽說你們的老編輯里有一位JC就從來不用手機，給新聞集團的現代化門禁管理添了不少麻煩）。你們是如何做到同時滿足這兩類讀者的需求，從中找到平衡的？

阿貝爾：這正是我們的目標，要達到也極為困難。在我看來，我們的讀者都是非常開明的，熱衷于優秀的寫作和有趣的思想，這一態度超越了年齡和技術。我們特意做了每日更新的網絡內容，適于在手機或類似的設備上閱讀，但其語調和內容廣度也一樣適于任何讀者在任何介質上閱讀。有一點值得指出：我們網站上最受歡迎的內容往往是名作家或是思想家為我們的紙質版撰寫的長文章。2016年點擊前五名的文章里就有寫維特根斯坦和克爾凱郭爾的特稿。

澎湃新聞：高眉文化刊物如果要在數字時代生存下去甚至活得更好，應該注重哪些方面？

阿貝爾：文章的思想性和風格質量。專業性和深度是新“逆流文化”的兩大美德。

澎湃新聞：您覺得社交媒體是深度思考最糟糕的敵人，還是一種能夠傳播深度思考的工具？

阿貝爾：社交媒體會分散任何思考的注意力，我認為它們還動員了人類一些最惡劣的傾向。不過……我還是經常上推特，雖然這讓我充滿了自我厭惡。社交媒體是一種聯系人群和分享思想的巨大中介，應當得到相應的認可。然而我的確很擔心技術入侵的長期影響和對自我的集體感的沖擊。二十年后我們大概可以知道技術是否造成了真正的危害。

澎湃新聞：《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剛剛發表了一篇頭條長文《互聯網地獄》，分析了互聯網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在網上，私人信息被竊取、買賣；新聞被小道消息和精心炮制的謠言淹沒；人肉、人身攻擊、網絡霸凌司空見慣；任由國家機器干預……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多年來互聯網巨頭通過免費服務的甜頭來馴化用戶，如今他們已經大到不能倒，而全球性的數字災難幾乎可以預見。現在是否已經到了每一個人重新審視生活選擇的關鍵時刻？是為換取網絡服務和便捷而不惜將隱私拱手他人，赤誠上網，還是選擇一種更隱私也更安全的線下生活？

阿貝爾：我們的確在面臨重估時刻。我們需要重新考慮技術在生活中的角色，考慮大公司、國家和個人在網絡世界中的行為。但你已經無法回到過去，英特網已經被創造出來了，所以好像我們還是得茍且過下去。

澎湃新聞：您從《太陽報》到《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感受肯定特別不一樣吧？一份是呼風喚雨的小報，一份是高眉但小眾的文學刊物。您個人對這一工作調動有何看法？

阿貝爾：我在《太陽報》的同事既可愛又投入，我很享受在那里工作的時光。到《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后我也非常幸運，因為和這里的同事共事也非常愉快。我很興奮能夠編一份像《泰晤士報文學增刊》這樣的刊物，希望能夠成為見證并參與它復興的一分子。每天我都能讀到最好的作者寫的很有啟發的文章，我樂于相信我能幫助他們獲得最廣泛的讀者群體。

澎湃新聞：《衛報》登過長文說英國退歐是多年來日漸失勢的英國小報的一次成功復仇，您同意這說法嗎？今天小報在英國生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它們的影響力到底是在增加還是減弱？

阿貝爾：這個問題三言兩語不容易講清楚。像《太陽報》這樣的小報，比起主導公眾情緒，可能更多是反映公眾情緒而已。在不列顛有不少人非常強烈地感到我們的最佳利益在歐盟之外，而且又常常與他們生活中遇到的移民問題（無論是真實存在的還是他們自動腦補的）糾纏在一起。在美國大選中，支持特朗普的也是類似人群，他們中的許多人拒絕全球化、都市專業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現代潮流。在許多方面，小報的角色是代表了這種世界觀。我個人覺得報紙的影響力一直都被夸大了，但不斷宣布它們的衰亡也有點過頭了。

澎湃新聞：您覺得文化刊物應該有清晰的政治立場嗎？如果是，《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立場如何？在英國退歐、特朗普當選、右翼席卷歐洲政壇的當下，您覺得《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會更傾向左翼嗎？

阿貝爾：我認為一份文化刊物應該刊登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內容。我不太情愿讓《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站政治隊，而希望我們能提供各種立場的觀點辯論的舞臺。真正的考驗在于文章的觀點是否有道理并且有意思。

澎湃新聞：《紐約書評》的主編羅伯特·西爾弗斯說過：“我不會發表任何我不贊同的文章。”《倫敦書評》的主編瑪麗-凱·維爾梅斯則說：“我不會發表任何我不樂意寫的句子。”如果一定要有一句主編格言，您會說什么？

阿貝爾：我希望讀者愉快地汲取信息。我的品味永遠為讀者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