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玉鳴鏘鏘——商代婦好玉器特展》在廣東省博物館開幕，展覽集中展示婦好墓出土的716件（套）玉器，從“國”、“家”、“生”、“死”、“迷”的策展視角，結合豐富的圖文資料以及視頻、多媒體、互動游戲等多種輔助展示方式，勾勒出玉器背后所反映的婦好形象及其事跡。

與展覽同期舉辦的“夏商玉器與玉文化學術研討會”，邀請到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以及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30個海內外研究機構及高校的近50位研究中國古代玉器的學者，就展覽展出玉器的相關議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1976年，在舉世聞名的安陽殷墟，商代“中興之主”武丁之妻、傳奇王后“婦好”之墓發掘出土。墓內數量龐大的隨葬器物，猶如商王朝的一座寶藏，向世人敞開大門。這其中，除了能與甲骨卜辭資料相印證墓主身份、史料價值重大的帶銘青銅器外，最引人矚目的莫過于750余件精美絕倫的玉器，這是中國古代玉器的一次重大發現。

在婦好墓發現四十周年之際，2016年12月27日至2017年3月26日，廣東省博物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聯合舉辦《玉鳴鏘鏘——商代婦好玉器特展》。本次展覽是婦好墓出土玉器的首次集中展示，同時也是廣東省博物館所舉辦的規模最大的玉器專題展覽。玉器數量共計716件（套），類別主要包括琮、圭、璧、環、玦、簋等玉禮器，戈、矛、鉞等玉儀仗兵器，斧、錛、刀、紡輪等玉工具，調色盤、梳、耳勺等玉生活用具，各種人物、動物形象的玉藝術品，以及笄、鐲形器、柄形飾、墜飾、圓珠等玉裝飾品等，種類齊全，造型多樣，形態優美，線條流暢，雕刻工藝極為講究，雖在地下埋藏了三千余年，其光澤大多依然晶瑩溫潤。其中如白玉簋、玉戈、玉戚、對尾玉鸚鵡、玉鴟鸮、龍形玉玦、玉人、玉梳等，堪稱精品。

展覽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發現婦好”，介紹婦好墓的發掘情況以及婦好身份的釋讀；第二部分“參與國事”，通過莊嚴而凝重的玉禮器以及玉儀仗武器，展現婦好參與祭祀、征戰、內政外交等商王室的事務；第三部分“繽紛生活”，通過大量雕飾精美的玉裝飾器、生活用器及藝術品，反映了婦好的繽紛精致生活以及高貴的審美、收藏情趣；第四部分“香消玉殞”，展現婦好的離世以及致喪、落葬、祭奠的情況；第五部分“好玉之謎”，介紹婦好玉器相關的材質、工藝方面尚待研究的問題。整個展覽圍繞婦好墓出土玉器，從“國”、“家”、“生”、“死”、“迷”的策展視角，結合豐富的圖文資料以及視頻、多媒體、互動游戲等多種輔助展示方式，全面勾勒出玉器背后所反映的婦好形象及其事跡。

與展覽同期舉辦的“夏商玉器與玉文化學術研討會”，邀請到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首都博物館、北京市藝術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館、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震旦博物、南京大學、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博物館、山東大學、荊州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陜西省文物局、陜西歷史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臺北故宮博物院、臺南藝術大學、南華大學，以及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30個海內外研究機構及高校的近50位研究中國古代玉器的學者，就展覽展出玉器的相關議題進行演講及深入的探討，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轉載廣東省博物館官方微信號關于這場商代玉器研究的盛宴以饗讀者。

黃翠梅（臺南藝術大學）

《牙璧的起源與發展：從殷墟出土的牙璧談起》

通過梳理殷墟出土的數件牙璧，發現這些牙璧不僅形式多樣，尺寸亦頗有差異，各牙之間齒飾或有或無，每組齒飾的數目和形狀也不一致，各器之間缺乏發展脈絡，顯示其不僅來源紛雜，制作時代也不甚一致，從其突牙和齒飾的表現推斷，它們極有可能分別源自新石器時代晚末期階段的遼東、山東和晉陜地區。通過梳理不同時代出土的牙璧，發現牙璧在新石器時代發展最為興盛，春秋時期以后已基本消失。自商代中期開始，遺留自新石器時代的牙璧或其改制器經常出現在中原和長江中游地區的貴族墓葬之中，其中又以殷墟地區最為集中。到了西周時期以后，牙璧的分布雖然擴展到山東半島和四川盆地，但數量已經相當稀少。而且發現牙璧的主體一般為圓環形，然而無論時間先后、地域區別，環體有粗有細，中孔亦可大可小，唯有機牙是牙璧設計的主要核心，并且隨著時間的發展而逐步出現變化。機牙的設計原型，應是源自側身的蟬形，其中牙根是知了頭部的位置，而牙頸和牙冠則代表知了的身軀。新石器時代至春秋時期出土的牙璧大致可以依據機牙上齒飾的有無被概分為甲（有齒飾）和乙（無齒飾）兩類，隨著時間的發展，甲、乙兩類的機牙都從初期拱背平腹、中段突出的寬闊形式，逐漸變得細瘦規整；牙冠內緣刻劃也由深變淺、機牙與環體間的區隔消失。關于其起源，她認為相較于山東半島出土牙璧的制式化表現，遼東半島出土的牙璧外形相對原始，變化也較為豐富，顯示它們在牙璧的起源與流傳過程中起步更早。

江美英（臺灣南華大學）

《二里頭遺址與婦好墓出土玉雕紋玉柄形器研究》

二里頭遺址約出土有柄形器16件，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長江中游制作，另一類為受長江中游影響制作。出土的具有分節、花瓣、榫頭、凸弦紋的雕紋柄形器共有兩件，認為均是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文化）制作的遺留物，來自于長江中游，不是二里頭時期制作的器物。通過二里頭與肖家屋脊文化雕紋柄形器的對比，發現它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二里頭柄形器上的獸面紋就是由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中的神祖面紋演變而來，其中一件雕紋柄形器下端為虎頭，其紋飾來源也是肖家屋脊文化。這種紋飾的來源應是承襲自良渚文化神人獸面紋的組合，影響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柄形器，進而傳播到二里頭，影響夏、商、西周柄形器的形態和紋飾。且除柄形器之外，二里頭遺址還有其他類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遺留。

婦好墓出土的玉器中，除玉鳳外，還有玉雕紋柄形器及其他類玉器也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遺留物。婦好墓出土多件雕紋玉柄形器也是具備二里頭時期與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分節、花瓣、榫頭、凸弦紋等特點，認為婦好墓部分柄形器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兩件柄形雕紋玉器相同，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文化）遺留物。婦好墓出土玉柄形器承襲自二里頭、石家河文化晚期，影響西周柄形器，夏商玉柄形器在此類玉器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承先啟后的作用。

郭靜云（臺灣中正大學）

《從石家河玉質禮器看殷商玉器淵源》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響力非常大，其所隱含的精神與信仰要點，既保留于本土商文化之中，同時又往北、向西、向東傳播。殷墟有許多源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其中大部分也經過盤龍城文化的傳承，而再見于商周文化之中。

石家河文化玉器體量不大，但是它制作技術十分高超，遠高于紅山、凌家灘、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普遍采用陽起減地技法以及彎曲細線陰刻技法。認為當時人只有使用金屬砣才能制造出這種效果，細線條刻紋也不可能用繩砂磨出來，需要用金屬鉆；并且這不可能是硬度不足的紅銅器，而至少是與鄧家灣發現的性質相同的青銅或比其更加成熟的合金材料。羅家柏嶺玉器制作坊應該已采用小型的青銅工具，該地點曾經發現過五塊銅片，可能是玉器作坊的工具殘件。這種玉器加工技術被后來的商文明所繼承，日后又被殷商傳承。

商代銅器和玉器上出現的饕餮紋、扉棱，及一些器類，如玉蟬、玉鳳、玉虎、柄形器，傳承自石家河。她認為柄形器應該稱之為“祖形器”，它歷經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盤龍城文化，然后達到殷商時期。石家河文化的祖形器的來源是屈家嶺文化中的陶祖，其形體較大，是因為它所蘊含的概念是社會共同體公共性的始祖。

殷商以來的玉祖禮器具有多樣化，可分為四組：1、為石家河遺留物；2、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應該代表玉祖牌位傳統的繼承；3、在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紋；4、保留與玉祖相似的形狀，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較多，而創造出新作用的禮器。

許曉東（香港中文大學）

《殷墟婦好墓改制玉器及其他》

婦好墓中出土了數量不少的玉璧、環、璜、圭、刀、琮，但尺寸明顯變小，而且較多經過改制，其作為裝飾功能的意味明顯增強，暗示著新石器時代以祭禮用玉為顯著特色的玉器功能的式微。

璧、環、琮、璜等最基本的方、圓造型，對晚商佩飾類玉器的造型起到了重要的影響，直接造就了大批璜形佩飾的出現。利用舊玉改制，適應舊玉固有造型，可能是出現上述各式璜形佩的重要原因。以璜為主體，組合其他珠、管、動物雕飾而成的兩周時期的組玉佩，其濫觴應追溯到商代晚期。可見，商晚期是新石器時代玉器的祭禮功能，向兩周時期玉器的政治禮制功能轉變的一個重要時期。而且婦好墓中所見的的“金玉同盟”（即玉器鑲嵌綠松石），這種牙、骨與玉、綠松石并重的情況，繼承自二里頭時期中原綠松石文化，并開啟了兩周青銅器、帶鉤鑲嵌綠松石的先河。

宋建（上海博物館）

《婦好玉（石）人的辨形與溯源》

婦好墓發掘報告稱共使用玉人13件，可以將這些玉石人分為幾種不同的種類。從身形姿勢上，可分為三類：半蹲姿、踞姿和跽姿。根據頭飾與發式，玉石人像有戴冠者和不戴冠者之區分，冠又有高冠、低冠之別，不戴冠者有長辮、短發之別。綜合以上分類標準，這些玉人明顯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戴冠、雙臂屈折向肩部、踞姿，另一類是無冠、雙臂下垂、跽姿。婦好墓人像身姿的起源可以到距今5000年前后，中國東部地區的凌家灘文化、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發現了玉人，婦好墓玉人的姿態均可追溯至這些文化的玉人身上。

婦好墓雙性玉人上肢采用了不同的姿勢，男性為雙臂下垂，女性為雙臂環抱于下腹部。江蘇朝墩頭M12的玉人可算作是這件雙性玉人雙臂環抱的雛形。良渚文化先民的社會分工已經相當細化，那些玉工、陶工有高超的藝術表現能力，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在二維載體上表現三維圖像，甚至一、二千年后的商周時期依然如此。因此，所謂“作彎曲狀，抬臂彎肘”，實際上要表現的是“雙臂環抱”，只是二維圖像不能顯示清晰的立體感。

婦好墓人獸合一圓雕中的獸面和圓雕玉人胸腹部的獸面也是神靈，它們同良渚文化主神具有很深的淵源。

通過人像的性別（單性和雙性）、身份，分析人獸合一的內涵，并追溯商代人物身姿的起源，進而探討良渚文化以來人、獸、神的相互關系，使我們從中看到了中國精神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綿綿不斷的傳承。

許杰（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系：以玉石器為例》

玉器研究很難，在于時代的跨越非常大、內容很龐雜、地域很廣泛。研究玉石器，首先要掌握材料，尤其是玉質需要實物觀摩才能掌握和辨認，不能依靠圖片和線圖，這也是有難度的原因之一。玉器的加工制作也比較復雜，對具體的制作工藝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另一個有難度的原因是我們看到的很多玉器是零部件，而非全貌或完整的組合。

定義三星堆文明最重要的就是青銅雕像，也有與其他文明相同的青銅容器部分。而在玉石器方面，玉戈和有領玉環也見于其他文明。三星堆文化歷經的二里頭、二里崗、安陽三個時期相互關聯，在此時期，中原與三星堆之間的器物流轉問題、玉工流轉問題，微痕的研究就十分必要而且重要。通過這些研究，進而可以延伸至貴族遷徙和人口遷徙的問題。

以長條形玉刀為例，三星堆、二里頭、湖南桅崗出土的玉刀都有網格紋，說明它們之間存在某種關系，但是這些玉刀體量差別巨大，那么這種關系卻很難判定，牙璋同樣如此。兩地或多地出土同類或同樣的玉石器，第一要看材質是不是相同，二從微加工看是不是具有同樣的制作技術，只要這樣才能判定到底為何關系。通過對三星堆玉石器的觀察和研究，認為三星堆和長江流域文明受到了二里崗商文化的影響，到了安陽時期，兩地文明獨立發展、互有影響。

喻燕姣（湖南省博物館）

《商代祭祀用玉探討》

喻燕姣研究員通過對甲骨文記載的祭祀用玉和考古所見祭祀用玉的分析，得出相關重要的認識：

商代甲骨文有不少關于商代“玉”的記載，在祭祀時所用物品中，玉是非常重要的祭品，但使用數量和次數遠遠少于物牲和人牲，一般只用于祭祀規格較高的先王或山川等自然神祇。在甲骨文中，用玉祭祀主要有“燎玉”、“沉玉”、“坎玉”、“剛玉”等幾種方式，另見“奏玉、爯玉、尊玉”等祭祀名。

原商文化中心區出土的祭祀用玉主要分布在宮殿區和王陵區。商代在一些重要建筑開始營造之前往往有舉行奠基、置礎、安門等營造儀式作為祭祀活動的行為，也屬于商代先民祭祀遺跡的一種。商代早期玉器直接用于祭祀的情況并不多見，多數與祭祀有關的玉器發現都是屬于墓葬中的隨葬品。中商時期發現了少量祭祀坑，可能是用來祭祀各種自然神祇的。殷墟王陵區的祭祀遺址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大墓范圍內的腰坑、殉人、人牲等祭祀遺址，其中部分身份地位較高的殉葬者隨葬有玉器；另一種是在王陵區內的公共祭祀場所舉行祭祖活動遺留的祭祀遺址，一般通稱為祭祀坑。

中原商文化中心區以外相關的祭祀玉器中，祭祀坑出土玉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遺址，宗教祭祀區出土玉器主要發現于金沙遺址，青銅器窖藏玉器目前大部分集中在湖南湘江和資江下游一帶。

商代祭祀用玉的特點有以下特點：一是祭祀用玉品種無明確規定，似乎所有的玉器都可以用來祭祀。二是祭祀用玉方式多樣。三是用玉祭祀的對象有限，主要是自然神和歷代先公先王，對自然神的崇拜隨著時間的退役有所減弱，但對祖先神的陰陽卻貫穿整個商王朝。

葉曉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晚商玉器陰刻技術研究——以婦好墓為例》

縱觀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時期玉器，陰刻工藝呈持續發展狀態。最為突出的是商代晚期，玉器的禮制功用式微，陰刻工藝反而呈盛行之勢，精美、流暢、變幻多端卻又存在一定對稱性和規律性的陰刻紋飾成為極具時代特色的玉器裝飾風格。商代玉器在繼承史前玉器傳統的基礎上，深受青銅文化浸染，具有重復性和對稱性特點的陰刻紋飾逐漸發展成為其主流裝飾風格。這不僅對之后的玉器藝術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對一定時期內玉器技術的選擇性發展起到了明顯的導向性作用。

通過對婦好墓出土玉器進行微痕觀察，發現傳統的手持石制工具除了被用于少量陰刻紋飾的細節制作，很大程度上已被攜帶解玉砂的旋轉砣具所取代。此外，我們觀察到砣具在該時期尚未用于切割、打磨等技術。說明早期砣具在玉器技術體系里的應用存在選擇性和局限性。就中國玉器技術史而言，砣具的應用是加工技術從純粹手工到半機械化的分水嶺，而晚商時期正處于這個極為重要的變革階段。

到目前為止，考古出土材料中并未出現早期砣具等關鍵材料，目前的認識僅從實驗考古和微痕的對比分析判斷獲得。由于殷墟晚商時期制銅、制玉、制車等關系到國家實施有效統治的根基，殷商人采取家族管理模式，牢牢控制手工業技術的傳播，嚴防技術流失。磨石類工具在殷墟發現較多，但其他制玉工具鮮有出土，推測可能正是與嚴格地管理有關。

吳棠海（震旦博物館）

《商代玉器形紋設計研究》

器物是以人工方法將某些質料轉化成具有特定造形、紋飾、用途等的物件。“質料、工法、形制、紋飾”四項，是匯聚成器物的基本要素，也是研究器物的主要路徑。然而，在料、工、形、紋之表象下，許多潛在復雜的內涵仍亟待發掘，因此在還原商代玉器的形紋設計概念，必須從基礎的分項研究逐步進階到整合研究。

通過對殷墟婦好墓玉器的研究，認為商代以“環形分割法”切割玉料：首先將玉料切磨成圓形，取出中間芯料，形成一厚環形器；其次運用“旋轉切割法”將厚環形器分制成一件凸緣環及兩件玉璧，凸緣環和玉璧仍可再進一步進行分制，形成手鐲或及其他璜形玉飾，而取出的芯料則可制成小型蟠龍玉飾。如此消耗，從而形成層層利用的關系。商代玉器的藝術風格具有以下特點：商代玉器紋滿身，夸大眼睛臣字眼，剛勁有力在紋飾，凸顯造形邊鏤空。以上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還原當時的實際情況，進而成為器物史料。

林繼來（香港理工大學）

《繼承與創新——殷墟玉器符號與合雕風格剖析》

歐洲新石器時代及青銅時代，X光透視風格的動物藝術以表現骨架為主。這種特殊的透視式藝術方法，西方學者稱為X光線風格或骨骼式藝術。通過觀察殷墟玉器，發現其中一些玉器的刻紋以X光透視方式表現，如下頜及四肢關節、頸椎、脊椎、胸腹、背、羽翎及肛門等，是表示身體各部位之符號。另外，婦好墓玉器紋飾中有以X光透視風格表現人或動物骨骼，除具裝飾性美感外，亦含重生之意。通過對扉棱的觀察，認為呈C字形之扉棱，實為簡化之禽鳥造型。此外，以兩種或三種動物、禽鳥、人等元素組成之合雕象生玉飾，造型神怪荒誕。

蔡慶良（臺北故宮博物院）

《規范與傳移——晚商玉器的風格化特征及其對西周玉器的影響》

殷墟時期的玉器有很多種不同的種類，但是它們之間不是千差萬異，而是遵循著較為一致的制作規范。這些規范主要通過加工、制作技藝表現出來，如商代的使用桯鉆制作動物形玉器的耳朵、穿孔，桯具制作頭角的手法，使用桯具鏤空的手法、鏤空的單位和變化。這些規范部分被西周繼承并有所調整而繼續向前發展，對西周時期的玉器制作影響較大。造成商和西周風格調整的原因是藝術目標不同。

以往的研究多從器類、器形、紋飾等方面直接入手進行研究，但是這些方面未必是最好的切入角點，風格化的規范技巧有時比母題相似更為重要。

徐琳（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藏商代玉器綜述》

故宮藏商代玉器的具有以下特點：1、數量多，總數約1400余件，大多數沒有對外發表；2、清宮舊藏所占比很小，僅有不到30件；3、新收玉器1300余件，占絕大多數，來源復雜，但多數為民國以后出土的商代玉器。

清宮舊藏的商代玉器常被改制，做為他器，或加刻紋飾，亦多被盤玩，包漿滑熟。新收的商代玉器多為出土。種類不僅包羅了目前考古發現的各種商代玉器品類，還有不少獨特品種，除一些較大的玉兵器外，大多是小型玉器。材質多樣，但基本以閃石玉為主，也有綠松石、螢石、大理石等其他材質。工藝上無論是研磨、切削、勾線、浮雕、鉆孔、拋光，還是玉料的運用和創作造型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谷嫻子（上海博物館）

《館藏商代玉器述略——兼與殷墟出土玉器的比較》

商代玉器是上博館藏玉器中的一個大宗，大約有400件，其中57件在上博玉器展廳常年展出。全為傳世品，沒有考古出土品。種類較為豐富，既有常見器形，也不乏少見精品，還有與殷墟出土玉器類似的圓首玉圭、玉熊、玉虎、玉戈、玉梳等。通過對館藏商代玉器的整體梳理，和玉器材質的科學鑒定，上博館藏商代玉器具有以下特點：1、最大化使用玉材，采用分料加工，改制玉器常見。2、玉器多附著朱砂，部分器物局部受沁；主要為透閃石質軟玉，極少數為石質（硅質巖）；個別器物潔白溫潤，留有皮色，有新疆和田玉料特征；地方玉料仍有相當占比，部分玉料有西北特征；未見河南獨山玉、孔雀石、大理石；綠松石僅見于鑲嵌。

高大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金沙玉器比較研究》

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中兩處最重要的遺址，兩處遺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但是許多論玉的文章都把兩地的玉器作為同一時代的遺存來看待，而他將兩處遺址區別對待并對比研究，將三星堆和金沙作為兩個地理單元來看待。

通過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玉器比較，發現在主要器類、器物型體、玉色和工藝方面都存在差別。從堆積范圍、堆積方式、堆積包含物、器物被人為破壞等方面看，金沙遺址實際上是一個祭祀坑，是古蜀文明的第三號祭祀坑。三星堆和金沙的差別來自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金沙當處于古蜀文明開始走下坡的時期（相對三星堆一、二號坑的時期而言），按以上文化特性分析來看，兩者間并不是時間上的直接承接關系，相差可能在百年以上。因此，可能還會有介乎三星堆和金沙之間的古蜀文明高級別遺址，也可能還會有祭祀坑發現。

王方（金沙遺址博物館）

《夏風西漸試——論夏商玉器對古蜀玉器的影響》

夏商時期的成都平原出土了數量巨大，種類繁多的古蜀玉器，無論在玉材的選擇、玉器的形制，還是玉器的組合、用玉的規模等方面都明顯區別于其他地區，極具鮮明地域特色與個性。通過初步的整理與分析，發現古蜀玉器從緣起到發展的過程中又曾受到其他區域多元文化因素的影響，從器物的類型、組合造型以及裝飾特征等方面都明顯繼承并保留了許多外來文化因子。而在這些多元文化的影響中，認為又以中原夏代二里頭和早商二里崗文化的沖擊與影響最為明顯與深遠。

楊瑾（陜西歷史博物館）

《商代玉器模仿金屬器現象及外來影響》

考古發現的商代玉器在數量和質量上有著明顯的前后時間之分。早期玉器主要出土于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遺址及墓葬中，數量較少，種類單調，工藝簡單，玉器制作業比較落后，而晚期不僅數量很多，而且在種類和制作水平上都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她認為在商代玉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多元文化的特征和淵源，主要表現在器型、技術、風格和裝飾母題等方面，似乎與北方系青銅文化有聯系，或有廣義的游牧民族“漂移”文化的某些元素，主要表現為對北方系金屬器的模仿，包括青銅和金銀等，這一點目前基本被青銅和金銀制造技術的非中原傳統所證實。對青銅器造型模仿的器類有玉兵器戈、鉞、戚、刀等，簋、盤、觶等器皿類。對青銅器題材的模仿有動物造型和文物紋樣，其中以鳥紋造型最為豐富，且有很多變體。對青銅器裝飾元素的模仿主要是卷云紋與云雷紋、扉棱裝飾和瓶狀角。

商代玉器模仿域外器物的世界歷史背景為，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至公元前十六世紀以后，來自北方的以戰車為武裝的各個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對古代亞歐大陸整個農耕世界進行長時段的入侵。殷商取代夏朝統治者也是這場全世界范圍內游牧民族取代早期農耕民族的戰爭的一部分。在這種錯綜復雜交流融合的歷史背景下，商代玉器及其文化中的外來性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周婀娜（山東博物館）

《山東博物館藏蘇埠屯商代玉器》

山東博物館于1965年—1966年在山東省益都縣蘇埠屯調查并發掘了一批奴隸殉葬墓，共出土文物2528件套，其中包含一批精美的商代玉器，共計138件。器類有玉魚、玉鳥、玉虎、玉蟬、玉璧、玉環、玉琮、玉戈、圓臺形玉飾、玉管狀飾、筒狀器、六孔梯形玉飾、蛇紋菱形玉飾、方形玉飾、挖耳勺、玉柄形器、綠松石等。

其中對玉魚、玉鳥等主要器類進行了型式劃分。玉魚可分五型，A型直條形，B型弧形，C型細長型，一側平直、一側弧形，D型尾部刻刀型，E型直線細條狀。玉鳥可分為兩型，A型鳥身為三角形，應為俯視正面形象，單面雕刻；B型雙面雕刻，鳥身為側視形象。

張緒球（荊州博物館）

《湖北葉家山曾國墓地的商周玉器》

葉家山墓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隨州市，是目前在南方所見最早和最完整的西周早期墓地，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等單位在此發掘了140座墓葬。其中包括了西周早期三代曾侯夫婦的墓葬。據研究，第一代曾侯墓在成康之際，未出玉器。第二代在康昭之際，第三代在昭王后期或昭穆之際。玉器主要出于第二、三兩代的七座墓葬，數量相當多，對于研究西周早期玉器的特征、年代及與商代玉器的關系，有較重要的意義。   

出土玉器的墓葬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際和中期，然而里面相當部分玉器的年代應為商晚期后段和西周早期。商代晚期后段的玉器有玉虎、玉璜、玉龍、玉燕鳥、玉兔、勾云形器、有領璧、柄形器、鸚鵡形璜、玉蟬、鳥人、玉鳥、虎柄玉器（其他學者稱為玉觽、玉弭）。部分玉鳥具有大螺旋紋、小道工藝，為商代晚期后段或西周時期，有些玉鳥為西周早期后段遺物。

曹芳芳（廣東省博物館）

《廣東域內玉器與用玉的嬗變——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

廣東新石器時代晚期用玉遺存的特點，大體可劃歸為兩類：一是石峽文化用玉遺存，二是環珠江三角洲非石峽文化用玉遺存。石峽文化玉器種類較多，可分為禮儀用玉、裝飾用玉兩大類。禮儀用玉有玉鉞、玉琮、玉璧，剩余器類則屬于裝飾用玉。非石峽文化用玉遺存玉器種類以玉石環和玉玦為主，器類較為簡單，并發現有制作環、玦的半成品或副產品如石芯。石峽文化玉器主要集中在石峽遺址，非石峽文化遺存所見玉器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石峽遺址石峽文化玉器具有明顯的時代和等級特征，而非石峽文化遺存所表現出來的時代特征和貧富、階層分化不明顯。

廣東青銅時代早期所見玉器種類有可劃歸為禮儀用玉、裝飾用玉、武器、工具用玉。禮儀用玉有牙璋、石鉞、玉圭、玉璧，裝飾用玉有環、玦、璜、管珠墜飾等，武器是玉矛。其中以裝飾用玉和禮儀用玉為主，禮儀用玉主要是牙璋。廣東青銅時代早期玉器主要分布于粵東、粵北、珠江三角洲地區，粵西地區較為少見。從出土玉器的墓葬資料看存在貧富分化、等級分化。器形特征是以體量較小的玉環玦為主，數量最多。中孔多為單面鉆，正反面區分清晰。

廣東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除卻外來因素的玉器，剩下就是以玉石水晶玦、環（小環）為主，包括加工制作這些產品的副產品及余料，普遍使用玉石水晶玦、環是廣東域內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延續不斷的用玉傳統。而外來玉器，隨著時間的變幻而不同。

青銅時代早期從北方傳播而來的牙璋、有領玉石環以石質為主，并不是直接來自于北方，多為當地制作。它們都是承載有夏商時期中原王朝禮制與政治觀念的禮器，這也是它們能夠傳播至南中國的原因，在廣東它們依然發揮著禮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