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晚清、民初的名人張謇去世九十周年。在科舉試場上，他狀元及第，結果張謇卻沒有沿襲學而優則仕的慣例，反而異乎尋常的投身商海，而以“狀元實業家”留名史冊。他的商業帝國一度欣欣向榮，最終卻徹底傾覆，令人唏噓不已。

狀元下海

1853年，張謇出生在江蘇海門直隸廳的常樂鎮，但他的父親是通州人，所以今天被稱作“張謇故居”的地方至少有四處：海門市常樂故里、通州區西亭祖宅、南通市濠南別業和濠陽小筑。至今通州與海門兩地還在為他的籍貫筆墨官司不止，畢竟國人對于“搶奪名人”的熱衷，如果不是自古以來的話，也是歷史悠久。

張謇16歲中秀才，21歲開始在地方擔任幕僚。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軍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并撰寫《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論文章，名震一時，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爭相禮聘，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回鄉讀書。1885年，張謇終于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但此后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以失敗告終。自1868年以來，張謇在科舉道路上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就有120天，最后終于在1894年考中狀元，登上了科舉金字塔尖。

但張謇已志不在此。中了狀元的當日，他卻在日記里寫道：“棲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楊轅駒，久倦風塵之想”，雖名為狀元，卻對在朝為官失去了興趣；連參加這一次中了狀元的會試，也只是為了不違父命。

早在1886年，張謇就產生了“中國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思想。甲午年中國戰敗和次年馬關條約簽訂更是給了他強烈的刺激，張謇對清政府允許日本在內地設廠深為憂慮，認為“一旦盡撤藩籬，喧賓奪主；西洋各國，援例盡沾”，其后患必然是“以我剝膚之痛，益彼富強之資；逐漸吞噬，計日可待”。因此他主張：勸工惠商、振興實業；如此“不僅為御侮計，而御侮自在其中矣”。這是張謇實業救國思想的明確表達。

另一方面，清政府既在馬關條約中允諾日本可以在中國內地投資辦廠，自然也就不好再禁止本國人士投資辦廠。于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張之洞奏委丁憂在家的張謇總理南通一帶的商務。“狀元辦廠”的壯舉就此拉開帷幕，但當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思想仍舊是社會主流，從“士”到“商”的轉變并不容易，后來張謇形容當時自己的心情“捐棄所恃、舍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

張睿的實業生涯是從1895年創辦通州大生紗廠開始的。“大生”兩字出自“天地之大德曰生”，寄托了他“沒有飯吃的人，要他有飯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夠逐漸提高，這就是號稱儒者應盡的本份”的美好愿望。

張謇雖有狀元之尊榮，然辦廠畢竟不同于寫詩賦文，未有實效難樹信用，因而擁資者大多持幣觀望，故其當時集資過程之艱難，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千磨百折，忍侮辱譏，首尾五載，幸未終潰”。前后五年，張謇奔波于滬、通、寧之間，求助于達官貴人與富紳商人之所，耗盡心力，費盡唇舌。在依靠賣字所得支付路費和生活費的慘淡經營下，終于籌集到一定股金，使“大生”得以將機器設備安裝完畢。1899年陰歷四月，紗廠正式開工。這時，實收資本僅44.51萬兩。其中官機作價25萬兩，而商股只籌到19.51萬兩。在此同時，由于民智未開，工廠招工都遇到困難，南通民間居然盛傳進工廠要“童工祭煙囪，女工被洋鬼子割乳房”，今人觀之，實在是不可思議。

棉紡巨頭

張謇選擇開辦紗廠作為實業的起點自然有其道理。乾隆中期，南通的棉花已成為高度商品化的經濟作物。當時的海門、通州“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之二三，圖利種花者則有十之七八”。而出產棉花的質量更是夸稱“力韌絲長，冠絕亞洲”。在此“產棉最優、收棉較廉之區”就地設立紗、絲廠，可以壓縮成本，“生貨便入，熟貨便出，獲利非他處可能比”，自然事半功倍。

何況，南通土布生產正處于方興未艾之勢，“通海兩縣土產關莊布向銷東北三省，年額在一千萬元以上”。而大生紗廠所產機紗全用優質通棉制成，質量好，特別是可以就地供應農民織造，一出廠就廣受歡迎。大生紗廠建成后，當年即獲純利3. 87萬兩。以后利潤總額逐年遞增，投資入股者自然增多。隨后張謇又分別在海門、崇明設置大生分廠，至1923年短短20余年中，發展到擁有紗錠16萬余枚，布機1300余臺的紡織業巨頭（超過著名的無錫榮氏家族），使南通成為長江三角洲僅次于上海的第二號工業城市，達到了近代歷史上發展的頂峰。南通被稱為“近代第一城”，張謇的貢獻可以說是居功至偉的。

大生紗廠始終是張謇實業的核心，紗廠需要自己的棉花原料基地，如此才能不受制于人。當時的蘇北沿海，正具備了這一條件。清代的江蘇，素來被稱為“人文淵藪，財富奧區”，但這只是指舊屬兩浙路的江南部分。“自揚州以北，風景與江南大別”，其濱海地帶大片土地屬淮南鹽場，人口密度僅為每平方公里僅有三人。隨著黃河南徙奪淮入海，蘇北海岸線快速淤進，范公堤以東海涂不斷淤寬，成為一片“積百有余年”的“窮海荒涼寂寞之濱”。

張謇選中了這片南起呂四，北至響水的灘涂地帶。而當時海門一帶又提供了足夠的人力。自從清代逐漸成陸以后，大量崇明農民移居這片“北沙”（包括1929年前尚屬崇明縣的啟東），與當地土著涇渭分明，至今仍以“江北人”、“沙蠻”互斥。到清末民初，海門、通州一帶的“沙地/里人”已是崇明本島人口的3倍，使得這里成為人地矛盾最為突出的地區。

1901年開始，張謇建立“通海墾牧公司”，于1901 -1923年間從大生企業集團抽取用于墾殖和移民的經費多達200萬元以上，組織通海兩縣農民（通稱“海門人”）北上墾荒。這里的黃海灘涂土地貧瘠，含鹽量高，每逢狂風大潮海水遠入內陸，凡被淹沒之區，三年之內不長草。經過2至3年的蓋草、淋洗等土壤改良后，仍只有3至5分耕作層，鹽墾公司曾用牛犁田，“一耕就是六英寸深，本來鹵質已經降下，反而把它翻了上來，以致顆粒無收”。最合適的辦法反倒是使用人力對鹽堿地進行改造。到1925年，近20萬通海墾民共圍起可耕地達110萬畝的棉花生產基地，以致“全國棉田，蘇省占四分之一，墾地又占蘇省二分之一”。

這是多贏的結局。張謇的商業帝國獲得了棉花基地；通海兩縣在短期內減少了十分之一的人口而大大減輕了對土地的壓力；而原本荒涼的灘涂地帶隨著海門人的到來出現了一個個集鎮，張謇甚至計劃墾區每個市鎮“有街道長約五六里，公園兼運動場”。直到今天，沿海仍有大量地名以當時的墾牧公司名稱命名，包括今天鹽城市大豐區，墾區至今仍有許多操持著海門話的飛地。

盛極而衰

清末民初，張謇一介書生，竟成為中外聞名的“中國第一個實業大王”，為歷代中央政府所垂青倚重：清政府聘其為農工商部一等顧問，孫中山聘其為實業部長，袁世凱聘其為農工商部長兼水利局總裁。誰知，就像張謇自己擔心的那樣，“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1922年后，狀元實業家的事業從輝煌的頂峰猛然跌入黑暗的谷底。

一方面，晚年的張謇被連年的成功沖昏了頭腦，失去了昔日的冷靜與穩健。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他一心想把南通建成一個模范地區，因而大力擴展一系列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地方事業，而其經費來源仍是大生紗廠：創辦淮海銀行，又從兩廠調撥余利70萬兩；為了創辦中比航業貿易公司，又一次截留兩廠的余利72萬兩。這些新企業多數也是只蝕不賺。如此一來，新廠辦的越多，地方事業發展越快，大生紗廠的經濟包袱就越重，也就越發制約了大生的發展。

更根本的原因是，大生紗廠成功的基礎，在于通海地區農村織布業的發展。而大生所產機紗，又有70%是專供以東北為銷場的關莊布為原料的，“向視營口布市暢滯為升降”。日本勢力對東北的入侵，使得通海關莊布銷路大減，日本對東北侵略步步加深，關莊布所受威脅也就越來越大。日本在東北口岸進口棉布的價值指數，若1913年為100，則1922年已上升到124，；而關莊布1920年產量為157400件，1922年輸往東北量則降為104348件。關莊布被擠出東北市場，直接導致了大生系統各紗廠的虧損：當年，大生一廠虧損39萬余兩，二廠虧損31萬兩，張謇的商業帝國從此走向衰落。

這并不完全是日本產品具有大機器生產的優勢。事實上，早期的日本產品是依靠仿造“通州大布”、“松江標扣”才得以進入東北市場的。關鍵在于，“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著侵略野心，把持壟斷，一切交通運輸、海關捐稅、金融物價等等，都在它的掌握之下，哪里還有通海一隅所產土布的地位”！一位日本學者曾將張謇與“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進行過比較。他認為，澀澤榮一在日本近代化事業中能夠較順利地取得成就，而張謇則在推進中國近代化事業中困難重重，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日、中兩國近代企業的“經營風土”不同。在澀澤榮一可經常得到政府的幫助，反觀張謇，卻很難從政府得到保護和幫助。關莊布在東北的失利及大生紡織系統因此受到的災難性影響，是當時的政府不能保護民族市場的直接后果。

盡管張謇作了不懈努力，但已經無濟于事。到1925年，大生資本集團由于資不抵債，只好提出清資償債。是年7月，由上海方面的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的債權人團，全部接管了大生各廠。此后，張謇雖仍在名義上留任董事長，卻完全喪失了對企業的實際控制權。30年的心血付諸東流，張謇心情可想而知：“謇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時代……”

參考文獻：

林剛、張守廣：《橫看成嶺側成峰 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軌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

汪圣云：《張謇與大生紗廠的興衰》，武漢科技學院學報，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