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6”在北京舉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做了演講，討論了最近熱議的企業“死亡稅率”和企業家赴美開廠話題。劉尚希表示，“當前企業負擔重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稅負的問題，是綜合負擔的問題?！彼J為，宏觀方面社保體制、金融體制等都需要改革，而企業方面也需要提高附加值，來應對難以避免的成本上升。

劉尚希稱，一方面，營利艱難的傳統行業正在“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尤其是傳統企業，因為自身附加值不高，面對日漸上升的成本，利潤越來越薄，難免覺得稅負壓力沉重，但降稅解決不了虧損的問題。

另一方面，劉尚希在調研中發現，融資成本在企業的成本中占比相當高。壟斷的金融體制下，市場資本熱衷于“錢生錢”的游戲，不肯向實體經濟注入資金，推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壟斷行業比如電力行業中，一邊電廠產能過剩，一邊是電價高加重企業成本。這和物流、人工、土地等成本的上升，都需要通過體制改革來解決。

劉尚希認為，中國企業還面臨著一些難以避免的成本上升，包括人工、環境成本的上升?！叭绻べY不漲，那么經濟的發展目的就丟掉了。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居民收入的增長是低于GDP增長的，這兩年有了一些補償性的增長，增長的是比較快的，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環境方面，一部分原本由社會承擔的污染治理成本，現在企業也逐漸承擔起來，在成本方面會有所體現。

因此，劉尚希認為，企業的成本負擔不僅僅是稅負的問題，而是綜合負擔的問題。降成本僅僅依靠現有的降低稅負，比如稅率下調，社保繳費適當的下調，階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稅、社保繳費使企業有利潤。

劉尚希談到，在企業繳費方面，社會保險繳費采取了一些措施，階段性的降費，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企業現有的眼前的負擔。但是由于人口老齡化，調研中發現很多地方的養老收支已經收不抵支。這就涉及到養老的成本在政府、企業、家庭、個人之間怎么分擔。如果更多依靠政府，而政府收入來自于國民經濟和企業，社保體制何去何從，也是問題。

劉尚希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一方面通過改革使企業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降低五險的成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同時通過金融體制改革降低融資的成本。通過物流體制改革降低物流的成本，通過行政性壟斷的改革降低現在用能成本，通過土地制度的改革來降低這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通過企業自身不斷的創新，提升自身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來擴大消化成本的能力。

全文實錄如下：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來參加研討會。財經戰略研究院五年了，我們說五年計劃，五年規劃，過得很快，這五年財經戰略研究院取得的成績確實是非常突出，由原來的所變成了院，到成為國家的重點智庫，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地方也變了從原來的月壇北小街到了這樣一個非常寬敞的地方，這表明了在不斷的進步。我看人也開始變了，培勇要到經濟所去，又去開拓新的領地了，德旭到了這邊當院長，人員又有一個大的變化和調整，我相信財經戰略研究院會越辦越好。

我剛才聽了幾位的演講，蔡院長、曉求、汪部長的講話，都是從不同的側面闡述了今天的主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實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從不同的角度探討，聽了像剛才幾位的報告，我覺得是深受啟發。我在這里換一個角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線，但具體操作上是“三去一降一補”。剛才汪部長講了去庫存，我講降成本，降成本要和當前熱議的一個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就是稅負問題。大家也知道，前不久李煒光教授提出企業死亡稅率的問題，引起了熱烈反響，傳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后來我們一個大企業家曹德旺接受媒體的采訪，他也講到了中美之間辦企業的成本的比較，其中也談到了稅。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掙不掙錢，其實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制。如果創造附加值的能力很強，他能創造高附加值，那么他的企業就會很有競爭力，哪怕成本高一點也能承受，當然成本的控制能力也很重要。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對企業來說也是一個考驗。成本的控制既取決于企業自身，也取決于他的環境、體制機制，有的不是完全由企業能控制的，與我們發展的階段，經濟形勢的變化都是聯系在一起的。

當前企業、行業及整個經濟都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也可以說處在爬坡過坎的時候，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一個突出的特點，我們創造附加值的能力還不是很強。我們在全球產業鏈里、價值鏈里，整體來看我們是處于微笑曲線的底端，不是在兩側，也就是說我們的企業、我們的行業基本上都還是附加值不算高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意味著我們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要掙錢就相當困難，因為利潤會比較薄。掙錢主要體現在你創造的附加值上，這種能力還不是很強。而另一方面我們的成本又升得比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過政府的努力可以解決的。比如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經濟進步的一個表現，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提高，當然收入水平要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工資就要提高。如果工資不漲，那么經濟的發展目的就丟掉了。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居民收入的增長是低于GDP增長的，這兩年有了一些補償性的增長，增長的是比較快的，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對整個國民經濟擴大內需，平衡供需之間的關系，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從微觀來看，企業的成本上升了。還有環境成本，過去對環境成本相當一部分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沒有內部化，一些企業在排放方面沒有達標，有的污染物就直排了，對企業來說成本省了，這個成本體現在社會的成本，環境變糟糕了。現在對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前幾天的霧霾，大家已經是深有感受了，我們不能一邊發展一邊污染，必須要控制污染，控制污染對于企業來說毫無疑問，治污的成本就得上升。原來由社會承擔的一些環境成本內部化，表現為企業的身上，像這種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我們這個階段，可能這種環境成本的上升是比較快的，如果企業不能消化，就會擠壓企業的利潤空間。這些都是在這個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帶來成本的上升。但是還有一些成本的上升是與體制機制有關，不展開細說。比如融資成本的問題，與實體經濟或者金融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不順導致的。

剛才曉求談到了金融的問題，我們看到現在資金進入實體經濟比較難，在金融體系中自己在轉，變成了錢生錢的游戲。首先要考慮為什么，它不愿意進入實體經濟，或者說它不能進入實體經濟。這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與金融體制有關，金融的壟斷性還沒有完全打破，盡管我們的市場化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但金融的壟斷性依然存在。再一個就是金融的監管，我們都是分業監管，這種分業監管帶來的監管套利可能就會吸引相當一部分資金在金融體系中轉圈。如果說這種監管套利能獲取利潤，何必要去帶到實體經濟領域，帶給實體企業呢？金融企業低風險、高回報，什么掙錢干什么。在這種體制下，玩錢生錢的游戲，風險更低、收益更高，何必到實體領域中冒更大的風險去貸款。融資成本高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不到位密切相關。我們根據調研，這個在企業成本中的占比相當高。

還有一些運營的成本，比如電，對于傳統的制造業來說，這個成本比較高，但是電價居高不下。調研中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一邊是電廠產能過剩，另一邊電價很高，搞職工電試點，電廠高興、企業高興，但是這種環境就難以突破，電網是壟斷的。電價的成本居高不下，導致了企業的成本上升。而且這種運營成本不但沒有下降的趨勢，還有上升的趨勢，這就與我們的行政性壟斷聯系在一起，這說明改革是不到位的。

還有物流的成本也是上升的。最近兩年采取了一些措施，因為最近降成本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融資的成本雖然沒有在上升，基本上是平穩了。再就是社會保險繳費采取了一些措施，階段性的降費，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企業現有的眼前的負擔。但是這也與人口老齡化是沖突的，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在加快，意味著養老保險主要是靠養老繳費支撐的，財政要貼一塊，而且缺口越來越大。調研中發現不少地方當年的養老收支已經穿底，也就是說收不抵支。老本能吃多少？有些省可能到2020年老本就吃光了。階段性的降低社保的繳費有約束條件，并不是一味的降低，大量的問題就涉及到社保體制的問題。鄭老師可能還會講到這個，這就涉及到養老的成本在政府、企業、家庭、個人之間怎么分擔，怎么樣合理分擔，這就涉及到養老體制的改革問題。如果都要靠養老保險來承擔，就要多繳費，如果更多的靠政府來承擔，那么財政就要補更多的錢。毫無疑問，政府自己是沒有收入的，它的收入都是來自于國民經濟，來自于企業。所以從這一點來看，這里也涉及到改革的點點問題，就是社會保障體制何去何從，應當建立什么樣的社會保障制度。

這些都是與改革相關聯的企業成本問題，怎么去均衡。其實還涉及到大家最關心的稅，我為什么要先講，成本稅也是成本的一部分。我們調研中發現稅收占企業營業收入的比重變化不明顯，但是稅收占利潤的比重的變化非常明顯。為什么？因為利潤變薄了，企業虧損了，從行業來看，利潤大幅度下滑，這種情況下稅占利潤的比重自然就上去了。我這里講的稅主要是流轉稅，增值稅，以前還有營業稅，現在營業稅已經取消了。所得稅是有收入，有所得就有所得稅，如果你是虧損就沒有所得稅。所以我這里講成本，這些硬性構成企業成本的主要就是平常稱之為間接稅的這一塊。企業利潤變薄了，稅負看起來就相對加重了，其實我們要想到為什么企業利潤變薄了，利潤的空間在收窄，實際上是企業整成本的上升。企業整成本的上升擠壓了企業的利潤空間，企業的利潤空間變小相對負擔就加重了，顯然要解決當前企業負擔重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稅負的問題，是綜合負擔的問題。為了解決企業綜合負擔重的問題，顯然不僅僅是降稅，還必須要推動各個方面的體制改革。比如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的，社保體制的改革、金融體制的改革，其中還有國企體制的改革，這些體制機制的改革不全面推進，這個降成本僅僅依靠現有的降低稅負，比如稅率下調，社保繳費適當的下調，階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稅、社保繳費使企業有利潤。

所以這個事情兩面看，一方面通過改革使企業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降低五險的成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同時通過金融體制改革降低融資的成本。通過物流體制改革降低物流的成本，通過行政性壟斷的改革降低現在用能成本，當然還有土地制度的問題。土地作為生產要素，也是構成成本，所以也是通過土地制度的改革來降低這方面的成本。但其實土地在地方來講，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對企業造成的負擔有，尤其是對工業企業和制造業來說不太重，對工業園區很多土地表面上招拍掛，事后都返回了，可能作用的就是房地產企業，那是真正的招拍掛，這也是地方重要的一塊收入的來源。這就要分開看。所以轉型實體經濟，就要轉型制造業，降成本，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最重要的就是推進改革，只有推進改革，有了更好的營商環境，有了更好的體制機制，企業的綜合成本就會下降。同時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企業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不斷的增強，企業創造附加值的能力增強，我們全球價值鏈的位置是上升的，企業的利潤空間就會擴大。

一方面要政府全力推進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綜合降成本。另一方面通過企業自身不斷的創新，提升自身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來擴大消化成本的能力。有很多不可避免的要上升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創新能力不增強，創造的附加值沒有提高，還是處在低附加值的狀態，你是低附加值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辦法的。所以不是降成本，不僅僅是一個政策問題，更重要的是改革問題，同時也是需要企業真正的提升自身的能力。兩方面使勁，宏觀和微觀結合起來，企業才能真正的轉型升級，我們的產業才能真正轉型升級，整個中國的經濟才能真正的轉型升級。這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真正的收到成效。現在當前一些輿論，包括過分的聚焦在稅的問題上，我認為有失片面。即使稅降到零，企業如果還是虧損，那就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必須整體全面看問題，而且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我們降稅的空間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的降下去。所以最終要靠企業自身能力的增強，打鐵還要自身硬了，有了能消化成本的能力，稅負就不會那么重了。

現在看傳統企業和新興產業一對比就知道，新興產業的利潤空間大，對現有的稅負相對來說不會覺得越來越重。傳統產業產能過剩，銷路不好，虧損加多，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感到現有的成本是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所以就呼吁政府減稅，政府應當給予支持，我覺得這是應當的。僅僅減稅很容易，怎么改革是更難的問題，應該引起社會各界更多的關注，真正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動下去。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