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的稅負到底高不高？最近經濟學界關于這個問題的辯論可以用“白熱化”來形容。

上半年，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帶領課題組先后赴貴陽、武漢、杭州、大連等四個城市進行民營企業稅費負擔社會調查，并在11月提出“中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接近40%的水平，而這對絕大企業意味著死亡”。這一結論剛一發布，便在經濟學界激起了巨大的反響。12月中旬，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的一番言論可謂“火上澆油”，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自己計劃投資10億美元在美國建廠，并特別指出“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認為這是中國“現在制造業踟躕不前”的原因之一。

那么中國企業是否真的面臨著“死亡稅率”的威脅？世界銀行統計出中國企業“總稅率”為68%，這一數字含金量如何？稅率給中美兩國制造業實際造成了多大的影響？澎湃新聞（www.kxwhcb.com）12月23日整理出圍繞著“制造業”和“稅負”兩個關鍵詞的8個核心問題，連線4位學者進行了解答。

這4位學者是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教授樊勇；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管理系教授胡怡建；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教授李煒光；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興元。他們中有“死亡稅率”的提出者，也有“死亡稅率”說法的質疑者。可以說，這是一場匯集辯論正反兩方的圓桌討論。

焦點一：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如何？

樊勇：宏觀稅負有幾個口徑：稅收除以GDP是最小口徑；稅收加上政府收費收入是中口徑；最后大口徑還要加上社保、土地出讓金，這些在中國是比較特色的，因為社保在國外是在稅里面的，中國的社保是沒有在稅里面的。大意上講他應該說的是第三個口徑，就是全部加起來。這以前我們有研究，現在也有人研究，中國不算高的，或者是中等偏上一點點，但是不是那么高的。中國是36%、37%的樣子。這是政府名義上拿過來的所有錢，正式的，有法律依據的。稅收，也就是最小口徑，可能在18%左右，近年都差不多，不會超過20%。

馮興元：計算中國的不同口徑“宏觀稅負”，需要看看“四本賬”（一般公共預算賬、社保基金賬、政府性基金賬、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以及國有企業利潤。

我們可以計算三種口徑的宏觀稅負。以2015年為例，第一種屬于窄口徑，它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其值為22%。第二種屬于中口徑，它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之和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其值為35%。第三種屬于寬口徑，它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和國有企業實現利潤之和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其值為38.5%。考慮到以上五個因素，寬口徑的宏觀稅負約為38.5%，再加上估計2%的“三亂”收入，1.4%的CPI，最終合計約為41.4%。如果再考慮由于目前霧霾問題嚴重，或者為了迎接大型活動，有關地方關閉工廠、工地或者市場，或者限制開工開業。對于企業來說，其蒙受的損失，至少也算是一種“稅費”。這種“稅費”可以至少按GDP的1%計算。這樣得到寬口徑宏觀稅負44.4%。上述口徑還沒有考慮這么多年來各地往高虛報GDP增長率所導致的GDP虛增造成的宏觀稅負計算公式中GDP分母偏高問題。也沒有考慮我國2015年一般預算赤字23551億元（即赤字率達到3.48%），更沒有考慮到其它政府負債的凈增狀況。把這些因素折進去一部分，宏觀稅負就會更高。很簡單，結論是宏觀稅負總體不低。無論如何，我們要特別關注這一點，不要拿小口徑論定我國宏觀稅負輕。

焦點二：宏觀稅負中，企業要承擔多大一部分？

胡怡建：現在我們沒有一個企業稅負的指標，只有一個大概的國家總的宏觀稅負的指標。我們總的稅收占GDP比重大概是30%不到一點。但是企業普遍反映比較重。是不是就有一個結構上的問題。在我們國家，企業是作為繳稅主體，所以它的稅負比較重。

李煒光：宏觀稅負的官方數據是將近30%，學界一般認為將近40%，我計算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在37%左右。其中企業繳納占比90%，這個數據是沒有爭議的，官方應該也同意。

樊勇：企業承擔整個宏觀稅負的90%，我不知道他（李煒光）怎么算出來的。企業交的稅并不等于它承擔的稅。納稅人不等于負稅人。比方說企業這個東西原來賣1000元，就收增值稅170元，但是在正常情況下，這1170元，是下家買東西的人付的。稅170是企業交，但是從下家那里拿1170，企業拿1000元的銷售額。理論上是可以轉嫁的，當然實際上也可能轉嫁不出去，所以實際情況很復雜，要看供給彈性。企業可能承擔一部分，但不可能說全部都是企業承擔。

焦點三：世界銀行2016年世界發展指標中的企業“總稅率”（稅收+強制繳費/商業利潤）一項，中國為68%，遠超世界平均水平40%，請問這個指標在多大程度上反應了中國企業稅負的真實情況？

樊勇：世界銀行的數據、《福布斯》排行榜，在指標選取上都有很大的主觀性。世界銀行是除以利潤，宏觀稅負國際上一般都是除以GDP的。中國主要是以增值稅，間接稅為主，西方國家是以所得稅，也就是直接稅為主。所以西方國家用這個“所得”比例，也就是利潤就比較合適。用利潤作為分母的話，一個就是中國的企業利潤較少。中國企業的整體盈利水平肯定不如發達國家，高附加值的產業并不多。所以分母不一樣。另一個就是它現在用了哪一部分的企業數據也不能確定，現在沒有一個數據能說明中國企業利潤的整體水平，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的利潤數據基本上是沒有的，樣本的代表性可能不夠。這個指標的客觀性是不足的，不能拿來做簡單比較。

胡怡建：世行這個指標，就和《福布斯》的稅收痛苦指數一樣，很多時候是把企業可能收的稅的最高邊界加起來，它算出來的比例可能比較高，但是不能反映真實情況。

李煒光：如果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指標來衡量中國企業所承擔的稅負，即用企業繳納的稅費除以凈利潤。2013年到2016年，中國企業總稅率分別為68.7%、68.5%、67.8%、68%，這個數據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且世行這個結果并沒有將流轉稅（即增值稅）算進去。

世界銀行這個指標中有一項叫做“勞務稅”，2016年的總稅率68%中，48.8%是勞務稅，而2016年勞務稅的世界平均水平僅為16.3%。中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勞務稅，勞務稅說白了就是“五險一金”。現在很多人將五險一金當作職工福利，但其實五險一金是企業的一個稅費。在國外，只要是企業主為員工繳納的保險，這都屬于勞務稅。

焦點四：如何解讀李煒光提出的40%“死亡稅率”？中國企業實際的稅負情況如何？

樊勇： “死亡稅率”從學術上講是沒有這個詞的，實踐上也沒有。流轉稅在理論上是消費者承擔的，企業是不承擔增值稅的。大部分應該是消費者承擔的。理論上只要企業的產品賣出去了，就轉嫁給消費者了。美國沒有流轉稅，沒有中間環節的稅，消費稅就是消費者承擔。營改增后，增值稅可能要占到企業稅一半左右。其他的所得稅，虧本是不用交所得稅的。企業怎么就“死亡”了呢？

胡怡建：我們必須看到企業稅里面有一個是稅，還有一個是收費。總的加起來比較高，不一定是稅本身比較高。企業收費、土地出讓金啊、社保等等加起來的各級負擔比較重。這里面就有一個關鍵性問題，是稅重還是整體負擔重？我們是減稅還是稅以外的收費？

馮興元：李煒光教授今年上半年的調研報告得出結論，“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的比例達到87%。”企業的負擔是各種主觀感受的成本綜合起來的結果，包括稅費、勞動力、資金成本、產權問題等。企業家覺得這么稅費很多，利潤少甚至負，這種主觀感受很重要。

中國企業在利潤為負還要納稅，那是切切實實的成本，談不上轉移出去。重得經營不下去了，談稅負轉移沒有意義。如果其它成本高了，稅負降低一點，企業就活下去了。很多企業因為總負擔重，很多產品就不選擇接單生產。這個是事實，這種感受很真實。稅負轉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一般總是有部分稅負轉嫁不出去，部分稅負可轉嫁。市場競爭厲害，產品價格低，需求彈性低，稅負的一大部分就轉嫁不出去。對增值要納稅，17%或者其它稅率，但是企業三角債問題嚴重，貌似掙錢，如果回款出問題，就虧損了，增值稅是提前付出，沒回款也要付。虧損了也納稅，還要優先保證員工工資的支付。

優質幼兒奶粉，需求剛性大，即彈性小，賣方可以加價賣出，就可以把稅負轉嫁給買方。但中國的大量制造業產品，供給彈性大，不容易把稅負轉嫁給買方。稅率必然是企業生產時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我國企業所得稅率25%，增值稅率最高17%，如果建筑企業的進項是農民提供的砂石料，由于農民提供不了增值稅發票，企業進項就沒有什么抵扣的了，這個時候，增值部分傾向于營業稅額，所得稅應征的去掉一些人員和辦公成本低于營業稅額，兩者加起來接近營業額的30%以上，這是完全可能的。這里也解釋了為什么建筑企業叫苦最厲害。

李煒光：我參考了中金公司易峘、梁紅的研究報告。他們在最新的報告中提出，“資金流量表顯示，（不包括社保繳費的）中國企業部門稅負占其稅前收入的40%以上，而美國則不到30%。盡管中國的部分間接稅理論上可以轉嫁給終端消費者，但其最初的納稅仍由企業承擔。”

而且，企業是不能將所有稅負都轉嫁出去的。除了增值稅理論上是可以轉嫁出去的，但是也不是全不能轉嫁，企業要承擔轉嫁不出去的增值稅大概占三分之一，這會影響企業的利潤。

稅負高，成本也就高了，企業理論上可以在定價環節將之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但是，現實情況是，假如你是企業家，你能隨便定價嗎？市場上商品是有平均價格的，定價太貴了你東西能賣出去嗎？

焦點五：稅負如何影響了我國的制造業企業生存現狀？

樊勇：決定企業經營的根本還是企業產品的競爭力。稅收只是個楔子，不是決定性因素，在所有國家都一樣。世界制造工廠是哪？是美國嗎？不是，是東南亞啊。曹德旺去美國建廠，不代表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就在美國。為什么全球的制造重心近幾年起先向中國，后來向東南亞轉移，是因為稅嗎？現在遷移到東南亞，也主要是因為人工成本，這都是有公論的，不是因為稅收啊。

李煒光：當然是存在有的企業本身競爭力不夠，利潤少不能全怪稅負多，但是稅收因素到底在影響企業競爭力中起了一個什么作用，這要具體分析了吧。如果稅負過重影響了企業不能進一步投資、創新，它競爭力自然也就弱了。

胡怡建：主要突出的矛盾是，現在有經濟下行壓力，企業的利潤下降了，但是我們的稅收沒有相應跟上，從而導致在利潤率好的時候，稅收矛盾沒有這么突出，利潤下降后這個矛盾就比較突出了。

馮興元：稅收絕對會成為決定因素，比如美國特朗普正式就任總統之后，第一步把所得稅降低到20-25%左右，以后慢慢繼續降稅，同時維持美國對海外企業的35%所得稅率。那么制造業在發生美國第一步稅改之后就會開始大量回流美國絕對可能。這個時候，當然全球會跟進減稅，試圖對沖美國“新政”的影響。稅收既可能發揮決定因素，也可能被其它因素對沖。所以中央才決定在明年供給側改革中把減稅、降負、降成本聯動考慮。其實今年社保費率已經開始允許有所松動。社會繳款在中國是政府統一管理，很大長度上現收現付，其實就相當于稅收，不能不放在政府稅費之外。這與19世紀英國大量存在的合作保險或者互助保險完全不一樣。

焦點六：如何看待曹德旺說的“中國綜合稅負要比美國高35%”？

胡怡建：他說這個，肯定有他的依據和來源。但他的依據和來源怎么算，可能就有一個口徑問題。那么到底怎么算他們的稅負，我們沒有看到計算公式。所以我們沒辦法下一個結論，他說了一個35%，這個35%是怎么來的，這是從他的直觀來看，這是從他企業的調研來看，他認為中國的企業稅比美國高，這是肯定的，但是高多少，沒看到他的計算公式和數據。從每個企業來講，沒有說稅不重的。企業希望輕稅減稅，所以會說稅負重。

樊勇：國際比較要有可比性才能比，不然不能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在學術研究方面，比較法雖然是一種方法，但因為現實條件約束，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與美國做一個國際比較。我們和美國的稅制結構不一樣，具體的國情不一樣，單純從比較法得到一個結論不是很嚴謹。曹德旺說的是一個個案，他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這是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還是值得質疑的。

馮興元：可能啊。他作為企業家對他的投資項目是可以計算出來的。我們中國的財政學家只是遠距離觀察。

焦點七：中國也正在進行稅改，其中將如何為企業減輕稅收負擔？

胡怡建：一個就是減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費。第二是減少社保基金這元。第三就是營改增，也是減稅嘛。在減稅過程中特別重視稅制結構。也就是我們要盡力減輕企業的稅負。因為我們現在的稅收重點是在企業身上。可能在商品銷售啊生產過程中比較重，但是在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中沒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出現了一些財產、收入非常高，但是納的稅并不多；依靠生產績益說并不多，但承擔稅收非常多的問題。

樊勇：第一在流轉稅方面，就是增加企業的稅負轉嫁能力，盡可能把稅負轉嫁給下游。第二在所得稅方面，就是增加企業的盈利。所以這兩個因素核心依然在于提高企業的產品競爭力，還有改善宏觀經濟環境。當然必要的一些稅率、稅基的下調，也是可以考慮的。

馮興元：中國的宏觀稅負不低，“死亡稅率”或者準“死亡稅率”要正視，“死亡利率”和其它致命成本因素也要關注。不在于糾結于討論個別學者對“死亡稅率”的判斷是否完全準確，而在于基于有關民企稅費負擔總體上較重、需要減稅降費這一上下共識，真正去落實減稅降費的改革，最后走向低稅模式為上策。

焦點八：如何看待美國候選總統特朗普提出要將企業所得稅由35%大幅削減至15%？這對美國的制造業競爭力有多大影響？

樊勇：大幅下降稅率肯定能提高企業競爭力，增加美國對全球投資的吸引力。但在美國，一個企業關鍵的成本不僅僅是稅收，還有人工成本、原材料，都在里面。美國它人工成本比較貴，制度運行成本也很高，比如勞工的福利保障，比如對環境的管制。原材料里面能源成本比較便宜，其他可能要貴一點。所以特朗普真的要減稅，出來的效果也是要看的，要從綜合成本進行評估。

胡怡建：特朗普是企業家出身，對企業可能比較感同身受，他認為經濟要振興，企業要發展，肯定要減輕負擔。美國企業所得稅35%很高，他要降下來減輕企業負擔，振興經濟，應該說這個出發點肯定是沒問題的。但是也要看他有沒有減稅的條件。目前，美國的財政收入存在很大的壓力，如果大幅削減稅收這元，特朗普首先得想到辦法在其他方面進行彌補。

馮興元：低稅模式對個人和企業創收的正能量是不可估量的，對創新的推動力也是不可估量的。美國完全可以分步搞減稅。只要美國朝著這個方向切切實實走了一部，比較會發生一場全球低稅革命。美國搞的話，估計會維持對海外公司較高的所得稅，但是對國內企業落實低稅模式。這是一石兩鳥，因為特朗普的還有一個目的就是促進制造業回流美國。美國的一些高支出是可以轉嫁的，比如軍事支出，以后其盟國要承擔更大的費用份額。我們學界應該特別重視美國的動向。也要重視如何協助政府提出的減稅、降負、降成本的聯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