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筆下美國總統格蘭特與李鴻章的交往

在晚清時期，到過中國的前美國總統，惟有格蘭特（Ulysses Simpson Grant）一人。這位“南北戰爭”中的北方統帥，總統任期結束后，攜妻環游世界。1879年，格蘭特來到中國，受到晚清重臣劉坤一、李鴻章等人的接待。李鴻章更是與格蘭特結下了“英雄相惜”的深切情誼，并希望格蘭特居中調停大清國與日本國的矛盾。據General Grant’s Tour Around the World（直譯為《格蘭特將軍環游世界之旅》）一書記載，格蘭特在天津參加李鴻章的歡迎宴會時，并盛情邀請后者回訪美國。

格蘭特隨后前往北京，參觀了美國來華傳教士丁韙良（W.A.P. Martin）（丁韙良，1827—1850年來華，1869—1894年任同文館總教習）主持的同文館，并與恭親王奕?會面。與總理衙門大臣相熟的丁韙良，成為格蘭特與清廷高層互動的中介。丁氏也在其《花甲憶記》一書中，記錄了格蘭特此次造訪的情形。據其記載，同文館的中國學生以英文向格蘭特致頌詞，并送給他一把精美的團扇；而后者則改變素來沉默寡言的形象，回以長篇答詞。

更為重要的是，奕?在第二天回訪格蘭特時，就中日關系咨詢了后者的意見。尤其希望格蘭特在中日關于琉球群島（Loo-Choo）的爭端上，盡一切可能維護和平，主持正義。在格蘭特從天津赴日本前，李鴻章再次叮囑格蘭特居間調停。

格蘭特將此事記在心上。在與日本天皇會面期間，格蘭特堅持說，中國和日本兩國應在沒有外國干涉的情況下，就琉球以及其他問題，達成完全而友好的諒解；事情只能在兩國之間解決，外國列強不會處理得更好。格蘭特言辭懇切，然而人走茶涼，在野心家面前，此種努力亦是付諸東流水。

格蘭特雖然未能調和中日矛盾，卻贏得了李鴻章的信任和友誼。“甲午”之后的李鴻章，已是狼狽不堪。1896年，借著參加沙皇加冕禮的契機，這位搞了半生“洋務”的政治家終于得以游歷歐美。據美國來華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李傅相歷聘歐美記》記載，1896年8月28日李鴻章一行乘輪船抵達紐約。第二天，時任美國總統克利夫蘭（Stephen Grover Cleveland）率外部大臣等馳抵紐約。林樂知記錄說，當時美國正是盛夏之時，國會休假，總統亦在消暑之中，“蕭閑無事，覓涼爽之地以逭暑。今聞中堂至美，將遞國書，不欲使嘉賓有跋涉之勞，即日纖尊遠至。似此情親意摯，實屬得未曾有。然非中堂至賢，其何以得此于民主哉？”作為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林樂知，樂得在筆下描寫美國總統對中國來客的善意，順帶恭維李鴻章一番。

在李鴻章與時任美國總統賓主“暢然意滿”的第二天，又來到前總統格蘭特在紐約的墓地，憑吊這位老朋友。林樂知如此描繪：“至前民主格蘭德寢園，有宿草矣，為愴然者久之。從者以鮮花進敬懸墓門。循西禮也。富德立公子迎于松楸之外，陪同行禮既畢。中堂即造其家，答謝迎于舟次之盛意，兼請見其母格夫人。”二人之間的友誼，有格蘭特遺留給李鴻章的手杖為見證。此手杖伴隨李鴻章最后人生，形影不離。

林樂知在記述李鴻章游歷美國的書中，尚提及數日之后，李鴻章在華盛頓拜謁“開國民主華盛頓山陵，并訪其故居，觀其留名閣，皆以雨阻，不克出城”。在林樂知筆下，描述了晚清重臣李鴻章與美國總統們的掌故，實際希望當時的中國士大夫以李鴻章為榜樣，在面對外部世界時懂得“通權達變”。

梁啟超在評價李鴻章作為政治家的功過時，也注意到李鴻章與美國總統格蘭特最為知心。“格蘭德游歷至津，李鴻章待以殊禮，此后接見美國公使，輒詢問其起居。及歷聘泰西時，過美國。聞美人為格蘭德立紀功碑，即贈千金以表敬慕之情”。（梁啟超：《李鴻章》，新民叢報社第十三版，1906年，第144頁。）梁啟超對林樂知及其《萬國公報》頗為關注，此處介紹李鴻章與格蘭特之間的過往，應是參考了林樂知前書。

傳教士譯筆下美國總統的“明君”形象

通過林樂知的譯筆，晚清中國人認識了美國總統格蘭特、克利夫蘭，以及第一任總統華盛頓。而在其他傳教士的譯著中，更多的美國總統進入了時人視野。如廣學會曾出版《美國大總統林肯傳》，述“林肯一介子民先為商，后為弁；見黑奴立釋放之志；且善體人心，既合眾人心，則全省人信；既信于全國矣；再敘其一生事跡”；1903年又出版由英國人馬林（W.E. Macklin）口譯，金湘儒筆述的《美國民主翟斐森傳略》，此書先是在《萬國公報》上連載，譯介美國第三任總統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生平。

1904年廣學會又編校歷任美國總統生平事跡，以《美國明君言行錄》為題發行。該書記述“從華盛頓至廬思福，凡二十五總統，考其言行治理之道，并精印肖像，如見其人”。傳教士在譯介美國總統時，總是以晚清政治為關懷，希冀中國亦有如此“明君”。

可以說，在傳教士的譯著中，美國總統實際代表了美國的共和民主制度，傳教士們為其形象著墨，不免帶有為晚清政治變革提供借鑒的動機。如文章開頭提到的格蘭特，林樂知在早期主持《中國教會新報》時，曾在1872年第170期上如此評介：“美國民主之國也，傳賢不傳子。凡立君，則臣民集議選于眾；眾服其賢者，立為君。其為君以四年為期，屆期又選于眾，擇賢立之。舊君遜位，退處如凡民；使舊君，而眾仍愛戴也，可展期再為君四年。今美國皇帝御名格蘭德，已為君四年矣；大約眾服其賢，仍愿其為君，再為君四年。”

民國時期，譯介美國總統，重在社會教化

“辛亥革命”后，民國建立了共和政體，中國社會對獨立、共和、立憲等政治議題的討論，以及對民族和國家未來的關注，則成為傳教士繼續在譯著中為美國總統們作傳的動機和出發點。

如廣學會1914年出版“世界政治家列傳”系列叢書，有《美國開始大總統華盛頓紀事本末》一書，原書為Dr. A.P. Parker編輯的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Statesmen美國卷中的一本，英文題名為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由美國傳教士勵德厚（H.K. Wright）和時任崇信中學主事的徐翰臣合譯，徐氏在序言中，道出了他的翻譯動機，“勵君德厚，美產也，東游于中華，相處久，相愛深。見中華民國成立，脫離專制，建設共和，拔數千年奴性之壁壘，拯四百兆奴種之沉淪，是能于黑暗域中，放絕大光明者。不禁有感于其新焉。爰述其手創祖國之華盛頓，如何崛起，如何進取，如何提倡獨立，如何組織合眾國”；這是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對民國政治和社會的意義，“中華人士，俾覽是編者，身處共和時代，心往先進典型，而獨立之毅力、合群之熱誠，得以感奮于無形”。（徐翰臣：“緣起”，《美國開始大總統華盛頓紀事本末》，上海廣學會，1914年。）其實在民國元年，勵德厚等人即編譯的《美國林肯》一書，立意與上書也大抵相同。

除了推動政治改良的用意外，在傳教士看來，美國總統作為歷史名人中的政治家一類，其行為和功績，對于教化社會，激勵人心也有所助力。如英國來華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翻譯的《地球一百名人傳》卷三政治家中，列有華盛頓和杰弗遜的傳記。此書不僅限于政治人物，也有如摩西、孔子、釋迦牟尼、保羅等宗教家，以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至康德等哲學家，總意在于“考察歷代名人，所效法的，就是好善惡惡”。（李提摩太編輯:《地球一百名人傳》，上海：廣學會，1923。）

可以說，在民國時期，傳教士的譯筆中的美國總統形象的政治意味有所降低，更為偏重其英雄化、人格化的社會教化意義。如賈立言（A.J. Garnier）與中國基督教學者謝頌羔合編的《世界人物》一書，共記載古今中外三十三位人物的傳略，包括海倫凱勒、南丁格爾、貞德、牛頓、愛迪生、福特、林肯、托爾斯泰、甘地、孔子等人，最后一個為基督。該書在1919年初版至1946間共版6次，合計印刷7000本，影響頗廣。

《世界人物》編者說明

在教會看來，名人傳記具有社會教育功能。他們認為“故事與傳記是教育家最好的二大工具，用他們去發展青年的天才——想象力、好奇心與模仿等的習慣——是最會奏成效的；而且人格的造成，更靠著有偉大而慈良的人格來做我們的模特兒”。（“世界人物小言”，《世界人物》，上海：廣學會，1946年，第2頁。）林肯有這樣的教育作用，因為林肯廢除黑奴制度的功績，“使美國實現了一個真正的民治國家”。（同上書，第156頁。）

傳教士們筆耕不輟的譯介

晚清來華傳教士在其譯介西學的活動中，也對西方政治制度作了介紹。隨著民國時期基督教會更加注重對社會民眾的教育事業，美國總統與其他宗教家、政治家、哲學家的傳記，都承擔了這種引導青年人格建立健全的功能。再者，傳教士漢語文獻中不僅對歷史上的美國總統給予譯介，對彼時在世的有影響力的總統也不惜筆墨，如在美國“大蕭條時期”大力推動改革，及“二戰”中起到巨大作用的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美華書館出版有《羅斯福自述我怎樣改造美國》（李國欽譯），廣學會出版有《羅斯福小傳》（清潔理編，谷德屏譯）。

彼時的中國社會，認識美國總統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渠道，也日益多樣化，不再局限于傳教士的譯著活動，視角也逐漸多元，且具有批判性及主動性的時代特色。

總得來說，傳教士筆下的美國總統們的形象，從晚清到民國，其中蘊含的政治改良功能逐漸弱化，社會教育功能則逐漸上升。

此外，梳理傳教士漢語文獻中的“美國總統”，或許對于當下的我們認識美國政治和社會也有所助益，畢竟傳教士們于一百多年前即雙向傳播了各自的“形象”，有必要予以反觀。如林樂知在144年前介紹的美國總統選舉過程，對于當今的中國人來說已是常識；不久前，部分國人甚至以某種“自娛自樂”的形式“參與”到最新一屆美國大選之中，給予高度關注。而當今的當選總統特朗普，已通過新媒體快速為中國人所熟知。其為“名君”已無疑，而能否成為一個多世紀前傳教士筆下的“明君”，則需“聽其言而觀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