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份非常獨特的學術期刊，發表過如下似乎不大相干的一批杰出學者的文章：朗之萬（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馬勒（諾貝爾生理學獎得主），貝爾納（物理學與科學史），霍爾丹（生物學），李約瑟（科學史），霍布斯鮑姆（歷史學），斯威奇（經濟學），多布（經濟學），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很長。這就是創刊于1936年的《科學與社會》（Science & Society），今年85歲了，是到現在為止歷史最悠久的馬克思主義雜志。

在《科學與社會》創刊的時候，英美世界正處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之中，社會主義蘇聯的成就跟資本主義世界的敗落場景形成鮮明對比，此時人心思變，很多人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感興趣。美國共產黨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開始作為一支新的力量進入美國政治。事實上，美國共產黨在1919年建黨之后，其黨員數量長期徘徊在兩萬人以下，在20年代中后期，黨員數量一度折半，在1930年，黨員只剩下6800多人。在大蕭條時期，黨員數量開始出現迅速增長，在1939年超過6萬人。美國共產黨的主要根基在東北部的工業區和大城市，尤其是紐約市，有差不多四成的黨員都聚集于此。【1】美國東北部大城市活躍著大批馬克思主義者和同情社會主義的人士，這就出現了一份馬克思主義理論刊物存在的社會基礎。

與此同時，美國（也包括英國）長期沒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雜志。不管是第一國際，第二國際，還是第三國際，其主要的活動場所都不在美國。到了20世紀30年代，在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雜志的空缺就顯得愈發刺眼，而現存的主流學術雜志當然不會把重要的空間留給馬克思主義。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者和同情者中間的一部分優秀的知識分子，就開始謀劃創辦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份刊物。

這部分創刊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基本以紐約為活動中心，里面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Bernhard Stern，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哲學家Albert Blumberg，亨特學院的哲學家V.J.McGill，紐約大學的文學評論家Edwin Berry Burgum和語言學家Magaret Schaluch，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家Dirk Struik，哈佛大學哲學家William Parry，以及紐約高中教師與語言學家Henry Mins。于此同時，雜志還專門設立了國際編委，這里面包括前面提到的英國的貝爾納，李約瑟，法國的郎之萬，美國的馬勒（當時在蘇聯工作），也包括倫敦政經學院的動物學家Lancelot Hogben，倫敦帝國學院的數學家Hyman Levy。

這些編輯人員跟共產黨有很深的關系。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長期把《科學與社會》看作共產黨的一個陰謀（后文詳述），實際上，雜志創立與陰謀無關，但是雜志的創建者和作者群里，的確有很多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的同情者。比如創辦者之一的哲學家Albert Blumberg于1937年干脆辭去了他在約翰霍普金斯的教職，專職公開從事共產黨的政治工作。【2】

盡管跟“美共”有著密切的關聯，但是《科學與社會》從一開始就沒有成為一份黨的內部刊物。在雜志剛剛創辦的時候，“美共”文化部門的領導人，作家V. J. Jerome跟編委們進行了同志式的交流，他提議《科學與社會》可以成為一個黨的理論雜志。編委們進行了認真嚴肅的探討，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并不覺得這個提議是惡意的，而且現實的說，共產黨擁有廣泛的發行渠道，這對于一個新生雜志來說非常有益。但是編委們還是決定不接受美共的提議，以此來保持獨立性。【3】我的理解是，這種獨立性有利于在西方反共的大環境里面有限的維持雜志的安全，相對減少來自黨內政治變化帶來的沖擊，也有利于在非馬克思主義群體和非黨員群體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后來的歷史也多少說明了，這種獨立性對于《科學與社會》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在李森科的問題上，《科學與社會》就并沒有盲目的跟蘇聯的宣傳保持一致，而是堅持了科學的原則，也避免了之后李森科丑聞曝光之后對雜志的負面沖擊。

雜志的風格

新生的《科學與社會》迅速在英美左翼知識分子和普通讀者里產生了影響。不同于教條的在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所限定的范圍內討論問題，雜志一開始就決定要打通科學與社會之間的區隔，要以馬克思主義來科學的理解社會，也要以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各個科學門類。

應該說，《科學與社會》實現了這個目的。比如雜志的第一期發表了四篇論文，分別為“美國教育和社會斗爭”（Theodore Brameld），“語言學的社會基礎”（Margaret Schlauch），“對邏輯實證主義的一個評價”（V.J. Mcgill），以及“論數學”（D.J.Struik），雜志的涉獵之廣可見一斑。由于雜志的讀者和作者來源于各個不同的學科，《科學與社會》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的狹隘學科界限，真正的推動了建立在整體科學上的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和發展。

同時，雜志也充分的體現了兼容并包的辦刊風格。除了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雜志也接受那些并非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有興趣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探索的文字。正是在這樣的方針下，《科學與社會》發表了后來被譽為現代社會學奠基人默頓的文章，也發表了后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茲的評論，既有時任“美共”總書記白勞德（Earl Russell Browder）的文章，也有非正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Oskar Ryszard Lange）以及左翼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Joan Violet Robinson）的文章。可以不夸張的說，20世紀以來幾代英美馬克思主義和左翼學者都在《科學與社會》上進行過討論。

《科學與社會》關注的議題兼具廣度和深度。這一方面表現在雜志積極地參與到主流學術界的討論中，比如早期對于弗洛伊德和凱恩斯主義的批判和對蘇聯模式的討論，冷戰時期對于卡爾·波普，羅斯托等諸多風光一時的反馬克思主義人物的批判等。另一方面，雜志積極支持各種超越主流學術圈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早在創辦初期，雜志就發表了史學家Herbert Aptheker具有開創性的對美國黑人奴隸起義的研究，以及一系列的來自杜波伊斯，Ralph Bunche（后來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等主要黑人進步學者的文章。盡管作者往往來自歐美，雜志仍然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視野，從從初期就開始介紹和探討巴西、中國、印度、伊朗、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國的社會狀況和革命斗爭情況。雜志以馬克思主義出發，鮮明的與各色種族主義、歐洲中心主義劃清了界限。

值得一提的是，《科學與社會》在其85年歷程里，通過特刊和論壇的方式，推動了幾次有廣泛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大討論。我在這里簡要的介紹其中兩次討論。

在1950年代早期，冷戰開始不久，《科學與社會》刊發了兩位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文章。美國學者，《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創辦者斯威奇（Paul Sweezy）撰寫了一篇對英國學者多布（Maurice Dobb）的著作《資本主義發展研究》的評論文章，其中提出了從封建到資本主義轉型的動力問題【4】。斯威奇認為西歐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內部并沒有特別強大的動力來實現生產關系的革命性變化，而是貿易、市場以及新興城鎮的發展提供了歐洲封建社會在危機之后轉型的關鍵契機。多布在同一期進行了回應，認為歐洲封建社會內部的階級斗爭，使得舊的生產關系無法延續，這樣的內因才是第一位的，盡管作為外因的貿易和城鎮無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兩位學者都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但是他們的討論激發了一批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興趣，于是歷史學家開始入場參與討論，斯威奇和多布又進行回應，由此往來幾次，歷時數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直到現在，討論資本主義起源和社會轉型問題，都往往需要從這場大討論出發。這場交鋒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盡管是在從學理上探討社會轉型的問題，但是能在此時引發廣泛的討論，不能不說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競爭的大背景相關。雖然說的是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的轉型，作者們也未必有這個意思，讀者們卻可能也是在借此思考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型的當代問題，比如，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能否自己出現社會主義革命，還是要靠薄弱環節——第三世界的革命性變化來推動。

另一場討論發生在1990年代初期，這是一個風雨如晦的時候。隨著蘇東國家紅旗落地，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的總結，自然成了世界馬克思主義者共同探討的話題。《科學與社會》組織了一期特刊，探討各種社會主義模式，尤其是從理論和歷史來分析市場和計劃兩種手段對于社會主義的意義。【5】其中包括以市場經濟和經濟民主為基礎的模式（David Schweickart），以參與式計劃為基礎的模式（Michael Albert and Robin Hahnel），以及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的模式（David Laibman），也包括批判性回顧前南斯拉夫的企業自主管理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成績和教訓（Diane Flaherty）。這幾種理論模式的討論具有前瞻性，在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之時具有重要的意義，為蘇東變局之后的社會主義理論探討提供了基礎。

在不利的環境中生存

在帝國主義腹地辦一份馬克思主義學術雜志是極為不易的。經濟上的壓力一直存在。《科學與社會》沒有雄厚的財力，沒有資本家扶持，全靠訂閱的費用和一些讀者的小額捐贈支持，連辦公的地方也是輾轉幾次，很多寶貴的資料都遺失了。而美國當局長期對雜志的打壓和對編輯人員的迫害更是真正的障礙。

根據現有的FBI披露的部分材料，美國政府最早是從1942年開始調查《科學與社會》的編輯人員開始的。根據FBI的早期報告【6】，情報人員收集統計了在雜志上出現的所有作者名字，并給每個人都寫了小傳。而且FBI也整理了所有在雜志上發過廣告的實體，在1940年代早期的報告中列出了37個廣告贊助商（包括主流的機構如哈佛大學出版社和蘭登書屋，也包括共產黨的各種群眾雜志）。除此之外，FBI也調查了所有愿意售賣雜志的書店和出版社，以及與雜志合作的印刷廠。

到了“二戰”之后的冷戰時期，雜志生存的環境愈發惡化了。美國政府對各種疑似同情共產主義的人進行審查迫害，讓他們丟工作、坐牢都是日常操作，更不用說《科學與社會》這樣明確的馬克思主義刊物了。幾乎所有的編委都丟掉了在大學里的教職，只有一位還保留了臨時代課老師的位置。在這個時候，不管是雜志供稿，還是訂閱雜志，都成了一件高風險的事情。雜志編輯不得不自己寫稿子，以不同的化名發表來填充版面；雜志的銷售量也大為縮減，從創辦初期的一萬份，跌到了50年代早期的不到2000份。【7】

這是一個漫長的黑暗時代。雖然我們不掌握完全的材料，但是到了1950年代后期，美國政府依然把《科學與社會》作為一個威脅，而且試圖從一切可能的角度來清除這個威脅。比如，日本學者都留重人在1957年春季訪問哈佛大學期間，就被政府命令到美國國會接受質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在19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在哈佛讀博士的時候，參與過《科學與社會》的討論和組織活動【8】。都留重人在40年代早期日美開戰之后就被遣返回日本了，而美國情報部門居然多年來一直等著他回到美國的機會，來進行審訊，其對《科學與社會》的重視，可見一斑。

這樣的巨大壓力并沒有能摧毀雜志。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堅持了下來。到了1960年代初期，意識形態環境寬松了一些。此時西方新左派開始興起，比如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國，《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于1960年創刊。《科學與社會》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刊物應該是沾了些光，雜志的境況開始改善了。這可以從雜志在1961年底的編輯說明中看出，從第二年第一期開始，雜志從96頁擴充到了128頁，雜志的訂閱價格也隨之上漲【9】。在19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雜志引入了一批青年學者加入編委，這基本構成了第二代編輯團隊，其中的David Laibman于80年代接任主編職位至今。

政治環境變化對雜志的影響，還可以從雜志編輯的細節里看出。在創辦早期，雜志會列出所有作者的簡介，后來則只有名字和某個通訊地址（或者就是一個城市名）。雖然沒有說明，但是估計是跟防止美國當局的情報調查有關系。

此外，雖然雜志的名字一直沒有變過，但是副標題則是變動了好幾次。在創刊的時候，雜志有個副標題叫“馬克思主義季刊”（A Marxian Quarterly），到了1941年這個副標題被去掉了。不清楚這是否與美國1940年通過了反共的史密斯法案直接相關，但是應該與美國意識形態環境惡化脫不開關系。到了1962年，雜志重新添加了副標題，這次叫做”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刊物“（An Independent Journal of Marxism）。能夠把馬克思主義點明是一件好事，但是”獨立“一詞似乎又透出些許無奈，獨立于誰？又有誰不獨立？按照現任主編David Laibman的回憶，雜志一向有獨立的編輯政策，美國共產黨對于雜志根本就沒有施加壓力，但是在冷戰大環境里，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就被默認為是某種被共產黨和國際社會主義陣營控制的產物，而1960年代的美國新左派也往往是跟現存的共產黨保持距離。“獨立”估計就是在這么一個特殊年代下的詞語選擇。這種特殊年代的選擇，到了后來就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了。在蘇東劇變之后，所謂“獨立”一說更是無從談起，在David Laibman的主持下，雜志最終在1999年把副標題換成了更準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分析的雜志”（A Journal of Marxist Thought and Analysis），并沿用至今。【10】

雜志與中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科學與社會》與中國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有著很深的淵源。雜志早期的一位主要作者和國際編輯是李約瑟。李約瑟對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的重視舉世聞名，他在《科學與社會》上發表了一批的學術研究和評論，其中就有對中國和西方科學和數學的歷史比較。李約瑟還對前共產黨員魏復古（魏特夫）對于中國所謂東方專制主義的著作進行了嚴謹的批判，指出其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在雜志創刊早期，一些旅美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就在《科學與社會》上發表了文章。比如旅居紐約的社會學家陳翰笙1939年就發表了關于日本侵華的書評，而任教于美國卡爾登大學的經濟學家浦壽山（后來改名浦山）也于1948年發表了一篇批判福利經濟學的評論。【11】這兩位后來回國之后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里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科學與社會》也通過文章、書評和通訊的方式刊載了很多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研究和信息。早在1938年，雜志就刊發了對斯諾《西行漫記》的嚴肅的評論。在1945年，1946年，雜志還連續發表了兩篇Yung-Ying Hsu對于延安模式的詳細研究，其研究之深度，在那個時代的西方學界是罕見的。在新中國建立后，雜志刊發了著名作家愛潑斯坦對于新中國工人的介紹。在這個之后，雜志上陸續發表了對中國近現代各個方面的研究文章，除此之外，雜志還發表過對費孝通，馮友蘭，何炳棣等中國學者著作的評論。

到了90年代以后，隨著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學界的交往增加，《科學與社會》上面也刊發了程恩富等當代國內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著作。就像新創之時一樣，雜志對于世界范圍尤其是西方之外的社會主義探索，一直是高度關注并給予同志式的支持的。

總而言之，《科學與社會》在其迄今85年的歲月里，通過幾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堅持在資本主義中心讓一份馬克思主義理論雜志堅持下來了。跟隨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起伏，《科學與社會》也是熬過了諸多波折。雜志維持的兼容并包，不直接介入現實政治，而是聚焦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的這個編輯方針，無疑是讓雜志能夠減少來自惡劣政治環境所帶來的可能沖擊，無論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是蘇東劇變，都沒有能打倒這份馬克思主義雜志。《科學與社會》到現在仍然非常活躍，在國際馬克思主義學界和社會主義者里擁有崇高的聲譽。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在政治環境相對好轉的時候，這樣相對“逍遙”的方針是否也會影響一份老牌馬克思主義雜志能發揮的作用？這樣的矛盾，自然不限于《科學與社會》一家，而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雜志需要不斷思考衡量的問題。到了現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又是風雨飄搖，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矛盾不斷激化，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希望《科學與社會》能夠再次出發，做出一點獨特的貢獻。

注釋

【1】相關數據見此，http://depts.washington.edu/moves/CP_map-members.shtml。

【2】參見Investigation of Un-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 United State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7487

【3】基于對雜志現任主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David Laibman的訪談，以及Parry, W. T. (1986). In the Beginning... Science & Society, 321-323.

【4】Sweezy, P. M., & Dobb, M. (1950).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 Society, 134-167.

【5】可見Science & Society, Vol. 56, No. 1, Spring, 1992

【6】詳情可見Price, D. (2004). Theoretical Dangers: The FBI Investigations of "Science & Society". Science & Society, 68(4), 475-482.

【7】Goldway, D. (1986). Fifty Years of" Science & Society". Science & Society, 260-279.

【8】Suzumura, Kotaro. "Shigeto Tsuru (1912–2006): Life, work and legac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3, no. 4 (2006): 613-620.

【9】Science & Society , Dec., 1961, Vol. 25, No. 4

【10】David Laibman, Editorial Perspectives, Science & Society , JULY 2011, Vol. 75, No. 3 (JULY 2011), pp. 289-294.

【11】Chen Han-Seng, Reviewed Work(s): Japan in China by T. A. Bisson, Science & Society , Spring, 1939, Vol. 3, No. 2 (Spring, 1939), pp. 277-279. Shou Shan Pu, Reviewed Work(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Welfare Economics by Melvin Warren Reder, Science & Society , Fall, 1948, Vol. 12, No. 4 (Fall, 1948), pp. 45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