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周欣瑜 華爾街見聞

這周土耳其里拉又雙叒叕崩了，自年初至今兌美元貶值已接近50%！

11月的通脹也飚上了21%！

！

總統甚至為了降息，不惜先后罷免了3位央行行長和3名央行投票官員。

就連財政部長都因此請辭。

埃爾多安堅信只有降息才能對抗通脹。

這位“新時代的蘇丹”曾一手締造了土耳其的奇跡經濟，使其在戰火紛飛的中東傲然而立。

而如今卻眼看土耳其深陷通脹、貶值和債務泥潭，卻充耳不聞。

一意孤行的埃爾多安在“奇葩操作”的道路上將奔向何方？

01

國中土耳其和救世埃爾多安

土耳其，橫跨歐亞大陸，北臨黑海，南臨地中海，東南與敘利亞、伊拉克接壤，西臨愛琴海，與希臘以及保加利亞接壤，東接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伊朗。有著極為重要的地理和地緣政治地位。

1453年奧斯曼帝國的蘇丹默罕默德二世攻下君士坦丁堡后，將自己的國旗改為星月標記（君士坦丁堡的標志），底色改為大紅（羅馬帝國的顏色），表示自己是東正教的延續，是羅馬帝國的后繼者。這面國旗傳承至今依舊是土耳其的國旗。

奧斯曼帝國的鼎盛時期，地域上統治橫跨歐洲、亞洲和非洲，君主蘇丹更視自己為天下之主。

然而承載著太多記憶的國家，對于其往后的領導者都是一個沉重的考驗。輝煌的歷史在身后，顛沛的現實卻在眼前。

冷戰結束后土耳其享受了發展紅利，可好景不長，土耳其的經濟再度陷入崩潰，通脹失去控制，里拉變成廢紙。

如同很多救世英雄一樣，埃爾多安就在這樣災難性的背景下登上歷史舞臺。

1954年埃爾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爾的一個不算富有的家庭。27歲時他加入了主張政教合一的福利黨，正式征戰政壇，但始終政績平平。

1994年已邁入不惑之年的埃爾多安迎來了他生命中的轉折。首先他當選了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的市長。當時的土耳其剛剛走出持久的內戰，民生經濟重創未愈。然而在埃爾多安上任后不久，整個城市就煥然一新。他清除了發國難財的貪腐勢力，整合了臟亂沒有秩序的街道，為自己打下了深厚的民意基礎。

其次，他認識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大他13歲的居倫。后來居倫便和埃爾多安確立了政治同盟，用自己強大的政治號召力，開始扶持他平步青云。

2002年底在人民對主流政黨完全失望的情況下正發黨贏得大選。埃爾多安也在居倫的幫助下成功進入內閣，榮升總理。

曾有人說居倫不僅是埃爾多安的強大盟友，也是埃爾多安的精神導師。

但事實證明，居倫只是埃爾多安爬上權力巔峰的臺階。

02

安納托利亞之虎

埃爾多安也遠不是一個沒有經歷過通脹、貶值、經濟一地雞毛的人。相反，他經歷的太多。在他上臺之初面對的土耳其就是如此。

1999年和2001年連續經歷了兩次經濟危機后，土耳其通脹接近40%，100萬里拉只能兌換1美元，使得里拉成為全球最不值錢的貨幣之一。銀行利率一度高達1000%，但依然無法阻止大量的資本外逃。

而經濟崩潰時軍隊習慣性干政，也讓骨子里奉行教權主義的埃爾多安明白，政治集權的背后必然要有經濟的保駕護航。于是，埃爾多安執政后開始韜光養晦的先解決國內經濟問題。他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10億美元緊急援助方案，同時也堅持推動私有化、全球化、自由化改革，重塑經濟體制和政府機構職能。

“自由主義”與“改革、出口紅利”雙輪驅動

2003年5月埃爾多安政府啟動“土耳其私有化戰略”，將幾乎所有的國有資產都列入私有化或拍賣行列，涉及能源、交通、銀行、工業、煙草、橋梁以及衛生、教育、住房等等。2003-2012年的9年間，土耳其私有化總收入已達535億美元。“改革紅利”短期帶來私人投資和外資流入的大幅增加，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顯著增強。

同時土耳其與歐盟等西方國家的關系也進入蜜月期。背靠歐盟制造實力強大但勞動力成本過高，而東南面俄羅斯、伊拉克、沙特等渾身流油但不擅長制造，土耳其無疑成為了再理想不過的制造業出口市場。

埃爾多安一邊積極推動土耳其入歐，向西方國家靠攏。一邊主動與伊朗、敘利亞等國往來貿易，使得國內制造業得到迅猛發展。大量的歐洲資本因此流入土耳其，推動土耳其的汽車、造船、紡織、鋼鐵等制造業躋身全球前十的制造出口國家。

2002-2008年期間，埃爾多安不僅成功地將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8%左右，還讓土耳其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3%，速度超過俄羅斯、巴西和韓國。土耳其的人均GDP從3100美元增加到11000美元以上，翻了約四倍。一度如喪家之犬的土耳其搖身變成安納托利亞之虎，逐漸在戰火紛飛的中東地區傲然而立。

2011年美國《時代》周刊年度人物投票埃爾多安當選。“盡管不是中東人，但他是最受中東人歡迎的世界領導人。他的外交使團迎來的歡呼聲會使一個搖滾明星感到嫉妒。”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甚至稱之為：“新時代的蘇丹”。

不過，私有化改革對資本實力有限的國家來說，也是一把“雙刃劍”。它給土耳其帶來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因將經濟過度綁定外債和加劇貧富差距失業率，給土耳其當前的劫難埋下了伏筆。

03

“土耳其建造”和權力巔峰

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之下，土耳其的經濟也陷入衰退。像大多數國家一樣，土耳其開始實施財政刺激加寬松貨幣。但在需求不振的背景下，流動性毫無例外的流向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土耳其房地產市場一路高歌猛進。政府將從中獲得的收入又大搞機場、道路、橋梁、舊城改造等基建項目。埃爾多安帶領著土耳其走上另一條發展經濟的道路：“土耳其制造”讓位“土耳其建造”。

房地產和基建對政府而言從來都是甜蜜的毒藥，其特征便是刺激強見效快，于是唯GDP論的埃爾多安毫不吝嗇的飲下了杯毒藥，對背后債務和風險視而不見。因為每當談到伊斯坦布爾新機場、博斯普魯斯新大橋；黑海與馬爾馬拉海的新運河；亞洲區的曼哈頓這些輝煌的政績工程時，不僅意味著更高的GDP，埃爾多安的人望也逐漸如日中天。

2014年8月埃爾多安以51.79%的得票率遠超另兩名候選人，當選土耳其第12屆總統。對此，全球很多金融市場看好土耳其未來，伊斯坦布爾股市甚至在當天上漲5%。

這個時候著名發展經濟學專家羅德里克曾提出過反對意見。“這一切都是埃爾多安的策略，埃爾多安態度上和西方有抵觸，與ISIS關系也不明確，因此其當選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羅德里克認為埃爾多安很可能實行民粹主義和專制，不料此言一語成讖。羽翼豐滿的埃爾多安終于露出他的真面目，開啟了一系列安內攘外的行動。

第一件便是清除異己。他的政治抱負本就和居倫截然不同，更何況一山怎能容二虎。居倫的“影子政府”讓埃爾多安如鯁在喉，終于這一年友誼的小船徹底翻了。埃爾多安直接宣稱居倫是國家的敵人，解職了超過6000名疑似“居倫運動”成員的警察、法官等國家公務員。一時間，“居倫運動”元氣大傷。沒了昔日盟友同臺搶戲，埃爾多安在政壇可謂風光獨好。他也被追隨者鼓吹為凱末爾之后的“新土耳其國父”。

同時埃爾多安也開始對外擴張他的奧斯曼帝國夢。歷屆中東戰爭中，土耳其就像個旁觀者。埃爾多安卻想要改變這一切。土耳其逐漸試圖利用中東變局謀求其在中東事物的主導權，高調強硬介入埃及、敘利亞等國事務。

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曾評價：“在埃爾多安的英明領導和遠見政策下，土耳其繼續穩定發展，并在區域和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不斷提升。”2017年，埃爾多安也達到了權力巔峰。

04

經濟不行，那就打安全牌

就在埃爾多安的權力達到了頂峰的時候，土耳其的經濟也走到了繁榮的頂點。2016年的政變雖然沒有成功，但卻改變了許多事。

首先它讓埃爾多安明白歐盟終究沒想帶他入伙。在歐盟精英的眼里，他不過是一個異類。本質上高度自由化的歐洲，容不下土耳其這個帶有濃厚的宗教觀念殘存和一個表面上推行世俗化骨子里是教權派領導的國家加入歐盟。除了難民問題，如果沒有更多的籌碼，埃爾多安想要入歐大概只是黃粱一夢。

這場政變也讓埃爾多安懷疑是美國在背后耍花樣，并庇護政變主謀居倫。沒多久土耳其便指控美國傳教士安德魯·布倫森為“間諜”，將其逮捕入獄。布倫森事件則成為美國制裁土耳其的主要“導火索”。

埃爾多安知道了自己只不過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工具人后，開始和曾經劍拔弩張的俄羅斯打得火熱，并與阿薩德實現交往。當然了，這并不妨礙土耳其繼續摻和混亂的敘利亞局勢。

只是埃爾多安倒戈俄羅斯卻讓美國更為惱火。2018年8月特朗普將土耳其鋼鋁關稅提高了一倍，并在得知土耳其采購了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后，馬上暫停了美國F35戰機出口土耳其的計劃。

正當土耳其被美、歐整的慘兮兮的時候，埃爾多安卻抓住一個關鍵的機會。2018年10月土耳其在“卡舒吉案”上大搞文章，成功離間了美國與沙特這對死忠盟友，鞏固了與俄羅斯、卡塔爾的革命友誼。11月埃爾多安又以此為談判條件與特朗普見面，達成了向美國購買35億愛國者導彈的生意。

當然埃爾多安和俄羅斯的友誼小船也從不牢固。敘利亞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烏爾蘭危機又對土耳其和俄羅斯形成考驗。就在安卡拉向基輔出售戰斗無人機后，俄羅斯對其公民前往土耳其的旅游實施了限制。

不負“中東攪屎棍”之名，埃爾多安在中東地區四處出擊，既想控制敘利亞，又想控制利比亞。通過強硬軍事外交刷存在感，并借此在各個大國之間搖擺周旋。

當然，這也導致2018年至2020年土耳其的國防開支翻了一倍，平均年增長32.8%，在GDP的貢獻中明顯提升。

“過去將近5至6年，土耳其經濟都沒有出現明顯的好的轉機，內部增長動力也不足，在未來會是非常大的挑戰。那就打安全牌。”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所長孫德表示。

土耳其內部的經濟結構的負面影響逐步體現。隨著舉債模式對經濟拉動作用的弱化，大規模基建背后的風險和巨額的債務開始吞噬土耳其經濟的活力，高通脹率、高失業和高赤字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則日益凸顯。土耳其的實際GDP由2017年底的7.27%跌落到2018、2019年的0增長附近。人均GDP也降低到10000美元以下。

土耳其也錯失了產業升級的機遇，導致土耳其的制造和出口依然集中在低端。制造業出口由02-07的年均增速22.24%回落到10-15年6.32%和17-20年的2.53%。2019年末高科技產品出口僅占出口總額的3.04%。

如果土耳其看成一份資產負債表，那它的高杠桿和資不抵債時刻提示著其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2020年底土耳其外債達到4500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為7170億美元，外債的國內生產總值占比高達62%。其最近外匯儲備為1640億美元（因為今年預期里拉貶值，國內已經大幅增加了外匯的持有，年初僅有1280億美元），占外債的三分之一。

但在對外貿易方面，土耳其卻長期處于大額逆差的失血狀態，2020年貿易赤字到367億美元。外貿總額下滑也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下降。

在高度依賴借錢度日的發展模式下，土耳其只能大開資本市場國門，挖新坑填舊坑。這就使得土耳其經濟一直深受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而里拉也成為最易受到沖擊的新興國家貨幣之一。國際資本在土耳其經濟上升的時候火上澆油，也在土耳其經濟跌落的時候雪上加霜。

2018年美國加息后美元快速走高，里拉貶值突破6：1；2020年疫情爆發恐慌性避險美元流動性緊縮，里拉貶值突破8：1；當前美國量化寬松退出美元走強土耳其降息，里拉貶值突破13：1。美元扇動一下翅膀，對里拉而言都是一場風暴。

而埃爾多安的“奇葩操作”還在給這場風暴火上澆油。

05

加息還是降息，這是個問題

當前土耳其通脹過高、匯率貶值，加息是央行行長們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但問題是加多少才能抑制通脹，加多少才能穩住國際資本的信心？不知道。

可能埃爾多安還記得自己上任前的那場危機，銀行利率即便高達1000%，也阻擋不了資本外逃。而現在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一方面土耳其經濟在疫情下舊傷新痛難愈而美國收縮流動性全球資金回流已是趨勢，另一方面埃爾多安在教權主義上的一意孤行也讓長期海外資本喪失信心。要命的是，過高的利率對于本土產業和就業市場無疑又是沉重的打擊，讓經濟陷入兩難的境地。

所以在埃爾多安眼里，加息沒有任何好處。

那么降息呢？從經常項目的角度，可以刺激出口刺激增長，縮小逆差甚至轉為盈余，此為一利。可以刺激國內生產擴張增加供給，此為二利。繼續給房地產基建行業輸血，此為三利。但現實根本沒有這么簡單。土耳其過度依賴進口，且進口以消費彈性低的原材料、制造品和日用品為主。那么里拉暴跌不僅不能縮小逆差，反而可能導致逆差和通脹加劇。擴大生產也是如此，供給和需求是長短期的矛盾，短時間內難以彌合只會惡化。而對于外債占到GDP半壁江山的經濟，里拉的暴跌對于負債企業而言更是形同噩夢。

因而短期的陣痛在所難免，即保持高利率非常必要。從而保證通脹的穩定、投資信心的穩定和幣值的穩定。國內外資本信心的回復，才能真正壓低借貸成本。

長期而言產業規劃和重塑貨幣中立是關鍵。土耳其既要削減外債饑渴癥，要將發展格局從地產基建拉動的短期刺激轉向對優勢制造業、服務業的長期規劃。要降低貧富差距來增強經濟和消費的內生動力。很關鍵的還要保證中央銀行的獨立性。

就像經濟學家納斯說的：“對于土耳其而言，短暫的加息就像阿司匹林，可以止痛，但無法治愈疾病。沒有有意義的結構改革，沒有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一切都是空談。”

11 月下旬，貨幣崩盤在土耳其主要城市引發了抗議活動，成群結隊的示威者高呼要求埃爾多安辭職。防暴警察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道上排起了長隊。警方在伊斯坦布爾幾個街區的抗議活動中拘留了60多人。

“我們過去每天都煮肉。現在每周只有一次，”58歲的工人瑪麗亞姆·阿塔萊說，“我們總是投票給正發黨。現在讓我們試試其他人。”即使在伊斯坦布爾，埃爾多安也在失去當初引以為傲的民意基礎。這是埃爾多安的故鄉，也曾是埃爾多安民意基礎最深厚的地方。

而同樣，今年里拉暴跌的主謀，不是外資而是內資。居民、企業爭先恐后將手中的里拉換成美元黃金。這也將為土耳其的金融機構帶來幾十年來最嚴峻考驗。

但是在權力的核心區，這場危機似乎并沒有讓總統或其顧問感到不安。街頭抗議發生的同時，埃爾多安會見了他的經濟團隊。“沒有緊張，沒有警報，”一名官員說。“沒有理由擔心，土耳其不會經歷貨幣危機。”

埃爾多安也依舊不忘他的王圖霸業。11月12日在伊斯坦布爾舉行了所謂的“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第八屆峰會。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等六國發布重磅聯合聲明，將組織更名為“突厥國家組織”，既然入不了歐，土耳其大概想要試試自己搞一個中東的“歐盟”。

為了他的教權主義和帝國大夢，埃爾多安先生還在“奇葩操作”的道路上狂奔。

而為這個夢買單的注定是普通土耳其人。

用前土耳其財政部官員卡納克奇的話說，“這是一場越來越貧窮的危機。”

本文不構成個人投資建議，也未考慮到個別用戶特殊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或需要。用戶應考慮本文中的任何意見、觀點或結論是否符合其特定狀況。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請獨立判斷和決策。

原標題：《這個國家貨幣崩盤，全因總統“奇葩操作”？》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