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近代史，鴉片戰爭之后的中西關系所呈現的是迥異于萬國來朝的另一番景象。伴隨國門洞開、近代中國被動滑入國際社會，諸多外籍人士借此機會來華或傳教宣義、或開校辦報、或協助立法，儼然成為一簇不容忽視的群體，為大變局的近代中國增添幾縷異樣色彩。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即是其中耳熟能詳且極具代表性的一位。

因洋務運動而聲名鵲起的林樂知（1836-1907），早年畢業于佐治亞州的艾默理大學（1858）。畢業后的第二年，即作為美國監理會傳教士來到中國，并借馮桂芬及應寶時的推薦入上海廣方言館任英文及數理教習，次該館并入江南制造局后，林樂知兼任翻譯館館員，翻譯了《印度國史》、《俄羅斯國史》、《格致啟蒙化學》、《格致啟蒙地理》、《列國歲計政要》等一大批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書籍。1868年9月，林樂知于上海創辦《中國教會新報》，每周出版一期，除歇夏、歇年外，每年發行1卷共50期，前后6年，共發行6卷凡300期，至1874年8月，該報刊正式易名《萬國公報》。此后，《萬國公報》持續發行及至林樂知逝世方告停刊，前后延續30余年，發行量極大，如1898年該報發行量即達到驚人的38400份，可以說，在晚清西學東漸的進程中無疑具有重要價值。此外，他還曾于1881年在上海創辦中西書院，并倡導“中西并重”原則，不拘泥于中西文化優劣之爭，為晚近學人繼受。該書院后擴展至蘇州，1900年改為東吳大學，成為中國近代法學教育的主陣地。

1907年5月30日，林樂知于上海逝世。他的辭世不僅宣告了《萬國公報》的停刊，也引發了一場關于在華美國人士是否具有“域外住所權”的爭執。

近代語境中的“治外法權”究竟何意

作為中西之間交涉案件，在中國近代史這一大環境下，必然無法脫離“治外法權”這一主題詞。關于“治外法權”，民國始至今仍多有誤讀，國人多望文生義，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治理外國人的權力”，甚至《劍橋晚清史》也曾如此會意，所引發的表象便是近代史上作為替代概念的“領事裁判權”的大量出現，以及相伴相生的“收回治外法權，廢除領事裁判權”等諸如此類的習慣表達大肆盛行。

實際上，作為一個源于英語世界、經由日語轉譯，最后成為漢語的專有名詞，“治外法權”的意義還需追本溯源的考察。英語世界的治外法權所指代的是“域外的法權”這一初概念，在日語語境中，它所代表也多是與英語原意無差的“領域之外行使權利”的含義，甚至在晚清駐日參贊黃遵憲的解讀中，仍是將之以“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權也”言說，直至《新爾雅》等辭書才使得治外法權轉而落入“在甲國領土內之乙國人們，須服從甲國之法律者”的誤讀之中。這一誤讀隨后所導致的誤用比比皆是，蓋莫能一一示例。這當然也不能忽視這一對概念背后所隱含的民族主義的因素。

不論該詞詞義如何被誤讀，毋庸置疑的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國家紛紛在華設置治外法權。那么，它們為什么要設置治外法權？

傳統的觀點多是將之歸咎為中國法律的野蠻，然而矛盾的是，小斯當東將《大清律例》翻譯為英文版時的確引發西方世界對清廷法律的精良而由衷的震驚。故而，簡單地以“中國法律野蠻說”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不過，此后西方學者多推出的“區別對待說”，也即是其重心并不在言明中國法律的殘酷與野蠻，而是糾結于清廷對外國人審斷的區別對待。如陳利所言，“即使中國法律和程序本身不全是野蠻甚至與西方法律可以相提并論，但這些法律和程序被地方官歧視性適用于西方人這一事實使后者抵制中國司法管轄具有正當性。” 這種“區別論”正是學者們為否定清廷對外人的管轄而提出的另一種經典論調。更加之，如蔣廷黻所言，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對于法權并不看重。

于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第13款始，西方國家開始一個接一個地通過與清廷簽約進而獲取在華治外法權。治外法權的設置，使清廷可能擁有的管理在華洋人的權力拱手相讓，轉而由西方在華設置的領事、公使或者職業法官行使。這一轉手的背后，預示著清廷司法主權的淪喪，乃至西方國家在中國構建起法律意義上的帝國主義。

洋人在華生活半世紀，何處是歸所

林樂知去世后，其遺產繼承問題如何解決？一般來說，遺產繼承案件多信守逝者的遺產依“住所地法”（lex domicile）管轄這一基本原則，那么，關鍵問題就在于如何界定在華洋人的“住所地”。確定了林樂知的“住所地”，才能確定其遺囑案該是由哪家法院受理。如此一來，遠離故鄉佐治亞州伯克縣萬里之遙的林樂知，在華從事傳教、辦報、辦學長達近半個世紀，最后還葬身中國，他在中國的寓所是否能視作其“住所地”？這成了橫亙該案審判機構美國駐華法院面前的一道難題。

所謂“難題”，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一案件吸引了諸多在華洋人的關注。原因之一是，這一時期在華洋人不在少數，他們中很多人都有著林樂知一般的經歷與境遇，往往少小離開故國，遠涉重洋，在華成就事業、組建家庭，最終客死他鄉。那么，他們死后的遺產繼承問題如何解決？顯然不是個案。

對于如何判定在華洋人“住所地”的問題，在此案之前英國上議院曾有一案例。在上海居住了16年并死于上海的英國人都戴，在處理其“遺囑信托案”時，上議院以“上海并不能作為一個有別于作為原始住所地的英國的對抗要件”為由，拒絕承認上海作為都戴“住所地”——盡管都戴有永久居住上海的意圖，也有證據表明他在不少場合表達過放棄回國的想法，而且在其遺囑里，他將自己描述為中華帝國下的上海居民。

面對幾乎相同的案例，美國駐華法院是否會做出同樣的裁判呢？答案是否定的。

1907年8月16日美國駐華法院對“林樂知遺囑案”做出最終裁判，法官威爾佛萊認為，本案的焦點在于一個美國公民是否可以在中國獲得一個“治外法權住所地”，或者說，他是否可以擁有一個除美國之外的“住所地”？威爾佛萊重新審視了“住所地”的概念，從中提取出兩個基本要素——“住宅”和“留居意圖”，他認定，美國法律意義上的“住所地”是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的、可作為其住處且無明顯離開意圖之所在。結合林樂知案，若要法院確信已在上海定居47年之久的林樂知，其實際住所地仍在佐治亞州的想法顯然頗為牽強。相反，林樂知及其子嗣在華定居的既定事實，以及他將中國作為永久居住地的意圖，正與“住所地”的兩要素妥帖吻合。

由此，美國駐華法院最終確認：在中國居住47年之久的林樂知獲得在華“域外住所地”，依照“住所地法”原則，美國駐華法院有權對其遺產進行管理。

如何看待英美法院對同一情形案件的不同判斷？威爾佛萊法官指出，兩案發生時間殊異，前者發生于1878年，后者為1907年，幾近30年的時間差帶來的是情境的更迭。30年前，彼時的英國國民普遍將中國視作游玩之境而非長久居住地，這使得英國法院的判決顯得無可厚非。然而，時過境遷，30年后在華生活的英美人士本身即已接受將中國作為自己的永久居住地。類似情形的遺囑或者遺產案件的多發，也是這種思想轉變的體現。

案件為何由美國駐華法院管轄

本案還涉及一個小問題，即案件為何由美國駐華法院管轄？這也需要從中美《望廈條約》說起。該條約第21款規定：“嗣后中國民人與合眾國民人有爭斗、詞訟、交涉事件，中國民人由中國地方官捉拿審訊，照中國例治罪；合眾國民人由領事等官捉拿審訊，照本國例治罪……”，這意味著美國緊隨英國攫取在華治外法權。

伴隨1848年8月11日美國國會通過創設在華領事法庭的法案，在華治外法權的實踐逐步系統化，涉及在華美人的爭訟案件真正開始落入領事—公使的兩級審判模式。不過，因領事不習法律而難堪司法重任，造成領事法庭案件審判效率低下、貪污腐化現象多發。這阻滯了美國在華治外法權的推行，加之，英國于1865年在上海創設“英皇高等法院”，以職業法院模式取代領事法庭。有鑒于此，自1881年始，美國國內不乏議員向國會提出創設駐華司法法院、構建職業司法體系的議案，直至1906年3月24日，《創設一美國駐華法院及限定其管轄權》的議案獲準通過，1906年6月30日，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正式設置美國駐華法院，并派駐首任法官威爾佛萊（Lebbeus R. Wilfley）赴任，進一步限縮美國在華領事的司法職權，從而建立起管轄在華美國人的治外法權職業法院。林樂知遺囑案即是該法院創設不久所審理的案件之一。

后來，林樂知案作為“先例”為駐華法院、美國本土各州法院乃至英國上議院所遵循，用以審斷類似案件。這也意味著在華洋人可以合法地將中國作為其“住所地”所在國。從法律層面來看，一方面這一案件在華外國司法機構更為有效地管轄其在華國民提供了絕佳的案例指引；同時，也有助于應對日趨增長的來華人士不論從事何種實踐活動所帶來的社會效果。若往深里說，這一案件的審判預示著西方國家實踐其治外法權達到了新的高度，即已經完全將中國視作與其本國轄區居于同種法律地位的一部分存在。這也表明，法律意義上的帝國主義理念已經日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