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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46歲,辭職賣房也要去上學
一扇臥室的門,女兒在門的那頭與面試官交談,母親有些不安地站在門外,聽著她的聲音,董娜知道,女兒此刻正參加一場重要的線上招生面試。
董娜不想打擾女兒,直到面試官提出的一個問題引起了她的注意,“對你影響最大的人是誰?”
她沒想到,女兒給出的答案竟是——“我的媽媽”。
董娜的經歷被女兒簡要地向面試官概述:46歲那年她從國企辭職,繼續讀書考研,學感興趣的專業,去完全陌生的地方,與二十出頭的青年人成為同窗。
被孩子視作“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或許是董娜作為母親最欣慰的時刻。她的女兒西西告訴我,母親是自己最敬佩的人,她在退休前重新追尋年輕時的夢,明知前方困難種種,依然堅持,并真的從中獲得了快樂。
網絡上不斷出現“中年女性覺醒”敘事,具體到個人身上,卻都有各自的復雜因素。這些年,越來越多中年女性主動求學、旅行,拾起自己對知識與自由的渴望。
我們與董娜和她的女兒西西聊了聊,董娜不愿將個人經歷與“覺醒”“奮進”等詞語聯系在一起,她說自己只是在追求“一直以來喜歡卻沒機會實現的生活。”

遭遇中年職場危機,她決定換種活法
“做了20年不喜歡的工作,我辭職了。”
董娜的微信頭像是一張笑著向上跳躍的照片,拍攝于研究生畢業那天。照片中,她穿紫色學位袍,雙腿用力往上跳,手也舉得高高地,鏡頭里的她眉目舒緩,隔著照片都能感受到她的雀躍。

今年6月,董娜研究生畢業,正式結束了婚姻家庭治療專業的所有課程。與其他畢業生不同的是,七十年代初出生的董娜,今年已經48歲了,即將退休。
多數人眼中,“即將退休”意味著職業生涯基本塵埃落定,只需等待真正退休的那天,過上無需折騰的閑適生活。
董娜從前也這樣想,即使她向來被認為有闖勁,但從沒想過自己會在將要退休時,大刀闊斧地換了一種活法,離開溫馨的家與熟悉的工作,賣掉房子,去異國他鄉求學,從事和以前毫不相關的職業。
像是被動命運中的一次主動選擇,在此之前,董娜于征信業深耕22年,一路做到國企高管。就在三四年前,她還坐在寬敞明亮的獨立辦公室,如果不出意外,這樣的生活會持續到退休。
然而,中年人看似穩固的職場地位,暗藏著不斷涌現的危機,一個小小的職場變動就能讓多年努力付諸東流。

董娜坐在獨立辦公室里
根據董娜的回憶,2018年年初,她在菲律賓休年假,同事突然發來人事調整文件,公司因國企改革被兼并,她的新崗位是為比自己小十歲的青年人當助理。
降級帶來的影響不僅停留于職位名稱的變化:她從獨立辦公室搬出來,換成一個狹窄的工位,身旁坐著的是和她差了3層職級的90后,薪資也隨之下調。
從前每次她經過走廊,遇到的同事都會笑著向她打招呼,如今距離同事更近,她的公位旁人來人往,卻再沒有人主動向她問候。董娜心中,這種氛圍的反差,比職級薪資下降更“要命”。

董娜從獨立辦公室搬到狹小工位
董娜所遇到的“人事結構調整”,這兩年里普遍被理解為“中年職場危機”的一種。今年4月,曾有新聞報道48歲男子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網站“政民互動”一欄給市長寫信,自稱畢業于重點大學,在知名外企工作近20年,離職后卻難以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董娜亦是九十年代不多見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有超20年的從業經歷,自己也創辦過公司,依然沒有逃過那次職位調整。
最憤怒的時候,她想將辭職信拍在領導桌上,直接不干了,但很快清醒后又勸自己,“我一個45歲的中年婦女,辭職后還能干什么?”
起初,她對職位調整帶來的一系列變化感到憤怒,冷靜一陣后,她的憤怒逐漸轉化成凄涼,“這些年我找什么工作,跳槽到哪里,都是自己選擇的,這是我第一次嘗到了被工作安排的感覺。我不喜歡這么被動。”
她想過跳槽,發現自己無法跟年輕人比拼職場競爭力;她也考慮過創業,年輕時有過兩次創業經歷,成功與失敗的滋味都嘗過,如今對此興致寥寥。
仿佛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擺在董娜面前的道路有很多條,卻沒有一條路能夠真正暢通。

磊子正在修建的小木屋
她聽過高中同學磊子的故事,磊子原是某通信業巨頭中層,由于厭倦應酬,辭去體面高薪的工作,自己包了個山頭,養三千只雞,搭建一個小木屋,對著青山綠水,整日養雞種樹。
董娜羨慕磊子能隨時重頭再來的勇氣,但磊子的選擇在她的同齡朋友中還是極少數。
想來想去,還剩五年就退休,她勸自己,“熬一熬吧。”

想到什么就會去做
“她一直就是這樣的人。”
職位降級讓董娜產生改變自身處境的念頭,起初只是一個模糊的想法,真正令她將想法轉化為現實的動力,源自大學同學李莉。
李莉是董娜的大學舍友,畢業多年兩人逐漸失去聯系,再度聯系上彼此時,都已經不再年輕。重新聯絡上昔日好友,董娜得知,李莉當了多年全職媽媽后,如今正打算實現年輕時的夢想,攻讀法學博士。
看著李莉青春不再卻依然神采奕奕的模樣,董娜不禁想著,“是不是我也可以考慮考慮繼續讀書,去學自己喜歡的專業?”

李莉(左)董娜(右)
來自內心深處對求學的渴望,一旦起了頭,就再難抑制,像是一鍋沸騰的水,董娜說,自己的心“再無法平靜”。
那段時間,她的內心只剩下一件事——實現年輕時的夢想,做喜歡的工作。
從事22年的征信業從不是董娜的理想職業,她年輕時向往廣告策劃與心理咨詢相關工作,誤打誤撞中進入了征信業,一做就是二十余年。
順風順水的職場路徑和已經付出的沉沒成本,讓她沒再動過轉行的念頭。

剛進入征信業的董娜
這次職場變動,董娜心里讀書轉行的念頭重新活泛了起來,她想了想,廣告創意適合年輕人,不再適合自己這個年紀,心理咨詢倒是沒有年齡限制,年長的咨詢師看上去資歷更深。
而心理咨詢中的婚姻家庭治療專業,也一直是她所感興趣的話題領域。
董娜2018年開始備考,那時國內沒有“婚姻家庭”相關的碩士招生專業,董娜只能將尋找合適院校的視線放到國外院校。
這也意味著,如果她堅持讀這個專業,需要長期離開家庭,放棄多年來較為穩定的生活,還要面對資金、語言等現實難題。
女兒西西最初得知母親想要出國讀書時,一度沒有當真,畢竟從想法到真正成形直至完全實現,有太長的路要走。
西西眼里,董娜的英語口語是備考中最大的難點,她眼看著母親通過向輔導班老師不斷提問的方式,一點點地解決了這個難題,又看到母親為了準備考試,闌尾炎發作了。
她才發現,原來母親對待留學的態度這么認真。

董娜與女兒西西的合照
西西對于董娜求學的想法并不意外,她的印象里,媽媽向來“想到什么就會去做”。丈夫老郭也同樣,絲毫沒有對妻子的決定感到驚訝,好像她一直就是這樣的人。
老郭與女兒之所以不意外董娜的選擇,或許也與她早些年的“折騰”有關。
年輕時,董娜曾被分配到一所湖南中專教書,學校在山坡上,她在那里待了三年。當時流行齊秦的《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如果說北上廣深是“外面的世界”,她所在的小城像是“里面的世界”,乏味,一成不變。
董娜至今還能哼出那首歌的調子,“同學們都往深圳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跑,電視劇里說的也是大城市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可能會……我也說不清楚,但那個時候就是會對外面的世界有所向往。”

年輕時的董娜
她想法設法離開那所公立學校,試圖考研、考公務員、留學等等,都以失敗告終。
董娜的父母也是老師,一輩子都在中專當教師,很難理解女兒為何想脫離這份安穩職業,但董娜堅持認為人生“為自己而活”,而她再也不想過那種一眼能看到頭的日子。
一個暑假,她頭也不回地登上去上海的火車,從此過上滬漂生活。
這些年里,董娜去過普通征信公司,曾和同事共同創業,找過外企的工作,也在國企待過幾年,還當過全職媽媽,隨著孩子逐漸長大,她再次回歸職場,繼續創業、跳槽……
如今來看,董娜第一次創業的公司在業內已經小有成績,穩定地存活了十多年,擁有不錯的業內口碑,不過當初她為了照顧孩子離開公司。
當我問她是否后悔當初的決定,董娜說,“我不后悔”,“28歲創業,32歲離開公司做全職媽媽,甚至如今辭去工作又去讀書……每個時間段,我自己想要什么我都很清楚。”

被托住的妻子
“丈夫的支持,讓我感到意外。”
丈夫老郭眼里,董娜是個有闖勁、愛折騰的女人。在她不斷調整改變生活的日子里,老郭始終尊重妻子的選擇。
老郭和董娜性格相反,性格傳統保守,以董娜的話來說是“傳統的中國男人”,體制內工作了幾十年,他不明白妻子為何總是天馬行空,但也因此而被妻子吸引。老郭曾告訴董娜,決定和她在一起,正是因為欣賞她的這一面,能讓他們的生活更有波瀾。
當董娜決定去美國讀婚姻家庭治療碩士后,丈夫也成了第一個支持她的人。

董娜與丈夫的合照
她算過一筆賬,計算留學兩年大概需要多少費用,如果不去留學,繼續待在公司,兩年又可以掙多少。兩相比較,得出的差額不是小數目。
留學一年至少需要50萬,董娜與丈夫是普通職工家庭,靠存款支付留學費用太難了,她想到了自己與丈夫多年前購置的那套房,一套位于上海內環邊的小房子。
原本,這處房產是準備留給女兒的。董娜想了想,錢可以再掙,房子可以再買,她試著探探丈夫的口風。
董娜心里,丈夫很有可能不會同意賣房的決定,賣房不是件小事情,房子是夫妻的共同財產,賣房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自己出國留學需要。
但她沒想到的是,當她提出這個想法時,丈夫幾乎沒有猶豫地答應了她的提議,兩人決定賣掉那套房。
賣房得來的錢,順利解決了董娜留學費用的問題。家人的贊成態度,也讓董娜沒有后顧之憂地準備起留學相關事宜。

那段日子里,董娜幾乎婉拒了所有朋友聚會,告訴她們,自己在為留學做準備。同齡朋友中,有人佩服她的勇氣,有人報懷疑的態度,一個與她年齡相仿的女同事,得知她在這個歲數想繼續讀書時,甚至覺得她“吃飽了撐的”。
董娜不太在意這些外界看法。2018年4月,她開始備考,備考期間,董娜與多數高考生的作息一致,下班后乖乖回家,學到凌晨十二點,周末也都用來背書、上輔導班。
女兒西西當時正備戰中考,她住學校,董娜在家里,母女二人各自學習,西西看著母親努力的樣子,覺得她比自己這個中考生“還要認真好多倍”。

董娜的托福成績單
丈夫老郭也用行動支持著妻子求學,做家務與接送女兒上下學的任務,原本由兩人共同分擔,董娜埋首學習的那段日子,這些瑣碎工作,都落到了老郭身上。
老郭從不埋怨,讓她“除了學習,其他事情不用管”。有時,董娜在數學方面遇到難題,老郭也會為她悉心講解。
董娜曾和朋友們討論過老郭的做法,朋友們一致認為,幾乎沒有幾個丈夫能像老郭這樣,如此支持妻子的決定。
決定留學之后,其實董娜有過短暫的猶豫,如果不是丈夫鼓勵,她或許會選擇放棄。
2018年12月底,她成功通過了托福和GRE考試。但在托福出分的那一天,她所在的單位也為她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新職位。
董娜有些猶豫,當初下定決心改變生活的初衷是職位降級,如今有了不錯的新職位,自己真的還要放棄這樣安穩舒適的生活嗎?
老郭看出她的猶豫,問她,“你猶豫什么呢?”
“今天你到了上面,過兩年又不知道會是什么樣子。”老郭勸她,長期在這個環境下生活,也不符合她的性格。
丈夫對她的了解,堅定了董娜原本就想出去的決心,“即使升我的職,我還是要去。”
董娜陸陸續續向十多所院校發過申請,不斷收到拒絕信,她一度感到挫敗,懷疑這些大學拒絕她,是不是因為年齡的緣故。
直到次年3月,她收到了來自紐約州的雪城大學免試錄取通知書,令她興奮不已。

西北大學發給李娜的郵件
兩個月后,又傳來了另一個好消息,她向往的美國名校西北大學發來郵件,原錄取名單中有人放棄,問她是否愿意作為候補名額來讀書。
過五關斬六將,董娜眼見年輕時的夢想將要實現,自己可以去學感興趣多年的專業,她興奮得像個孩子那樣在房間里叫喊。
董娜說,那一刻,她才明白什么是“夢想成真”。

什么時候都不晚
“現在的工作我很滿意,希望能做到70歲。”
辦理簽證時,簽證官照慣例詢問董娜從事什么行業,她回答,“征信”。
“那你為什么要學這個(婚姻家庭治療)?”
“這是我的夢想。”
當時簽證官身邊還帶著一個年輕人,兩人相視而笑,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個答案,很快將簽證發給了董娜。
2019年9月,董娜正式離開上海,登上飛去美國的航班。旅途中,她突然想到23年前,也是這一天,自己曾瞞著學校偷偷登上去上海的火車。“歲月也許改變了我的面容,但還好,我又找到了那時一往無前的勇氣。”

董娜出發的那天
再度求學,重新坐到教室成為學生,董娜覺得自己的心境變了。
讀大學時,她是個“60分學生”,只會在考試前才翻書,復習功課只是為了考試過關,而現在,她每次看書的時候,像是“吸滿水的海綿”,從內心生出滿足感。
誠然,異國求學有很多艱難之處,每周至少有200-300頁的閱讀材料需要讀;畢業前要完成500小時的治療實踐任務;同班同學都還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疫情爆發也讓她與家人的相逢被無限期拉長……
但也總有辦法克服,她將閱讀材料換成中文版,每周的閱讀作業變得不再困難;凡是班里有人舉辦party,她也會主動參加,去融入年輕的同學們。

董娜與同學們聚會
學習婚姻家庭治療的這兩年里,董娜覺得,最大的收獲是自己的內心更平靜了。
這個專業屬于心理咨詢的分支,讓她更多地了解自己,并開始反思,之前的職場焦慮感,是不是基于內心的一種浮躁。
她也會思考自己性格中存在的問題,從前董娜雖然喜歡社交,卻展現出一定的討好型人格,“(以前)經常凡事都去想別人的感受,現在我會有一條更清晰的界限,覺得我的人生啊,自己才是最主要的。”
如今董娜已經畢業,繼續著自己的婚姻家庭治療師工作,與年輕人相比,四十多歲從事婚姻家庭治療,豐富的人生經歷讓她懂得理解客戶,也更容易讓客戶信服。
每當客戶說“It was because you(我們的生活因為你而改變了)”,董娜體會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曾經職位變動后,她總想著“忍一忍吧,熬一熬吧,退休就好了。”
但如今,她48歲,距離退休更近,卻不那么期待退休了。她希望能盡快成為持照婚姻家庭治療師,回國從事相關工作,將這份工作做到70歲。
董娜人到中年再度求學的經歷,從正面影響到了女兒西西,哪怕她們的性格不完全相同,西西認為母親注重執行,自己更看重規劃,母親喜歡社交,自己喜愛獨處,但母女二人的精神內核是一致的:
她們都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董娜的女兒西西
17歲的西西已經有了自己對于未來的規劃,學航空航天專業,成為飛行員。
也許這些規劃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化,西西并不擔心,她稱,母親的經歷鼓舞了她,哪怕從事20年與興趣不相關的工作后,都可以隨時去調整做改變。
而母親的選擇也無形中為她做出榜樣,“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時候都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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