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亞非拉各地同屬曾經的“第三世界”，共同分享諸多歷史經驗。然而近幾十年來，中國與亞非拉各地之間、尤其是與遙遠的非洲大陸，一直缺少切身的理解和互動，在思想連帶和知識層面的交流更是未能全面展開。全球化時代，如果缺少了亞非拉的知識視角，對于世界的理解必將是不完整、不準確的。最近幾年，中文知識界正逐漸重新開始與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亞非拉學者建立交流互動，聆聽半個世紀以來他們在各自歷史現場中累積起的思想經驗。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了當代非洲最重要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之一馬哈茂德·馬姆達尼在哈佛大學所做的非洲殖民史主題的演講合集《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Define and Rule：Native and Political Identity，中文譯者田立年），作者受邀訪華，與讀者見面并參與由亞際書院組織的“第三世界行動”知識計劃相關的學術活動，與中文知識界開展更為深入的對話。

《界而治之》的三個核心觀念：

馬姆達尼介紹其觀照歐洲殖民史以及非洲去殖民史的方式

馬姆達尼：我的這本書圍繞三個核心觀念展開。

第一個重要觀點的形成建立在對標志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陷入危機的三個重大事件的分析的基礎上，即1857年印度起義，1865年牙買加莫蘭特灣暴動，以及1881-1898年蘇丹的馬赫迪運動。那么，這一連串的重大事件如何促使大英帝國改變了其殖民統治的方式？英國法律人類學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同時也是1857年后總督府法律委員會成員）在其研究中對此做出了總結。梅因認為，英國在印度之所以挫敗，主要是由于一種“認識論”的錯誤：自由主義者在殖民地傲慢自大，未能足夠尊重“習俗”和“習俗權威”。而要在印度農村地區維持穩定秩序，這種尊重至關重要。可惜，殖民者卻反其道而行之，用“文明化使命”來反對習俗，并因此危及統治秩序。

第二個緊密相關的核心觀念是，殖民地治理模式隨后從“直接統治”（direct rule）變為“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所謂“直接統治”，是大英帝國權力機構為一種野心勃勃的同化主義工程所起的名字，這種工程力圖創造一個細化的中產階級作為殖民統治的中介。在“文明化使命”的旗幟下，這種做法在他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間接統治”是殖民地背景下一種典型的現代統治形式。間接統治，與往日各帝國實行的諸多統治形式，包括英國是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的“直接統治”，法國人在二十世紀初專享“關聯”（association）統治之前的“同化”（assimilation）統治，有兩個重要的區別。首先，以往各帝國專注于被征服的精英人士而非被殖民的大眾。其次，各帝國致力于通過在文化上以及在政治上同化殖民地精英的政策來消除差異，而間接統治則宣稱，不僅要承認差異，還要塑造差異。這種新的統治形式不再致力于改造社會，而是以“保護傳統”為己任，具體方法是支持各級“統治者”，引入“習俗法”的概念，讓他們成為在殖民當局主持下的“習俗”監護人。“間接統治”使得非洲各個民族在歷史中的長期交往忽然中斷，殖民統治“劃族而治”，形成依靠“習俗法”和酋長來管理不同部落的鄉村統治網絡，同時在城市形成內在等級制的民法以管理居住在城市的不同種族之居民。就此看來，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也并非殖民統治方式的“個案”。

第三個核心觀點是殖民地知識分子對“習俗性”概念及其在后殖民時期所庇護的權力的批判，因此這也是一種理論和政治的雙重批判。理論批判由新型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操刀，以尼日利亞歷史學家烏斯曼（Yusuf Bala Usman）為代表。在烏斯曼那里，傳統被歷史化，從而也就被“去神圣化”了。而政治批判，是對于殖民主義所認定的“傳統”概念的批判。殖民者界定“傳統”時，制度性地將其與“現代”隔離開來，以坦桑尼亞的尼雷爾“導師”為代表的非洲知識分子，對這種劃分權力進行了批判。尼雷爾試圖創造一種統一的公民身份，其途經是：消除“習俗權力”和“現代權力”之間的行政、法律和政治的區分。

“間接統治”與現代非洲的形成

蔣暉談馬姆達尼對理解非洲現代性問題所做出的貢獻

蔣暉：作為大陸學者，研究非洲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理解現代非洲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所謂非洲現代性的普遍問題，對這個根本問題不加以把握，就無法理解今日非洲之社會形態和發展面對的主要問題。而大陸學者把握這個問題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中國學者對殖民統治和殖民經驗相當缺乏了解。如果中國學者想深入了解非洲，馬姆達尼著作提供了足夠高的起點和足夠遼闊的視域，他是那種有能力對非洲整體事務而不是某個具體國家進行把握的學者，是非洲現代性問題最強有力的闡釋者。

非洲現代性的困境不是資本主義之罪，

是殖民體系阻礙非洲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之罪

假如我們想要了解現代非洲是如何形成的，那么馬姆達尼在《公民與臣民》、《界而治之》等一系列作品中提供了一個清晰和簡潔的回答，他的答案是，現代非洲是歐洲“間接統治”的產物。今天之非洲許多重大社會問題無不是間接統治的遺留物。馬姆達尼研究了非洲社會形成的普遍過程，包括現代“自由農民”、現代產業工人、移民工、農村存在的傳統權力結構、都市化、公民社會、工會等等這些社會現象的形成和發展，他列舉的例子分布在非洲大陸的各個國家，因此，他關于非洲的農民、工人、他們的組織形式、社區建設、抗爭和沖突的研究勾勒了非洲社會形成的主要過程。盡管馬姆達尼不是一般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所關注主要社會對象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對象并不矛盾。他和馬克思不同之處，是他沒有將社會發展的動力歸結為階級斗爭，更不是種族斗爭，他也沒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看成社會矛盾的根源。你不能說他不重視生產關系這個問題，他非常重視，而且他比其他任何非洲學者都有能力指出一個農民工和城市、自己的農村、其他工人和本部落管理者所維系的復雜關系。這種關系無法讓他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種二元對立的概念框架來解釋，因為，非洲的問題不只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而恰恰是民族資本主義無法發展的問題，中產階級無法形成的問題，正是這個原因，才有獨立運動的訴求，總之，非洲獨立運動要掃除的不是資本主義體系而是殖民體系，是殖民體系阻礙了非洲的發展。這個殖民體系如何定義？他自己的定義是間接統治。舉一個例子，他在《公民與臣民》里說，依據習俗法和地方自治政府確立起來的鄉村間接統治既非非洲傳統的前資本主義統治模式也非白人殖民者帶來的資本主義統治模式，而就是在殖民地發明的適用于鄉村統治的模式，這種統治方式造成了非洲的停滯，這體現在它人為地將一個部落或族群的土地與市場隔離，外邊投資者再有錢也無法進行投資，其他族裔的人即使世世代代居住在這塊土地，也無法擁有產權。總之，間接統治下推行的土地政策保證了土地不會從這個族群流失，但也阻礙了這塊土地的使用和發展，更阻礙了不同族群人民天然的交往和融合。在家鄉沒有發展，大批農民離鄉進城，自由農民和移民工因此形成。這些是誰之罪？是殖民體系之罪，是間接統治之罪，但并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之罪。

在這個意義上，馬姆達尼確實無愧于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的稱號，他將間接治理看成阻礙非洲經濟發展、族群融合的根本原因，是這種治理造成了剝削、造成了貧困、造成了族群內戰、造成今日非洲的排外主義，甚至目前的伊斯蘭和基督文明的沖突。而馬姆達尼顯然相信人類的經濟活動必然帶來不同身份的人的融合，他也相信圍繞市場建立的人們的集聚地對人類的交往和融合具有積極的意義，人對土地的所有不能依據于起源，而要依據于定居，長期的定居者就不應該被土地排除在外。

馬姆達尼相信經濟和市場帶動人類發展和融合的力量，憎惡任何阻礙這種發展和融合的外部權力，所以他的研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什么是保證人類經濟增長和融合的合適的權利形式？這個權力包括兩種形式，一種是幫助非洲打破舊的鎖鏈，在這點上，馬姆達尼傾向于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所推行的烏加瑪村的試驗，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民主模式；但打破后，又需要什么樣的治理形式呢？他顯然不能最終相信這個任務可以靠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來完成，那么今天以民族國家為框架的西方治理形式如何？馬姆達尼沒有對此作出清晰的說明，在這點上，他和我認識的在非洲的印度朋友一樣，就是高度相信民主的力量。他甚至有這樣的看法，間接統治把民主運動變成族群內戰，而好的治理就應該讓民主運動的真意得到體現。

正因為對民主作為社會運動形式的信賴，才有馬姆達尼研究特有的底層研究視角：他的研究無時無刻不被這么個問題吸引：底層是如何出現的？正因為如此，雖然他是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但他似乎不太以中央政府為研究對象，而總是關注地方政府的行為。

命名的暴力：西方依靠對非洲“部落”的界定來完成間接統治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馬姆達尼的研究在非洲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馬姆達尼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的研究出發點無不是針對現實的非洲問題，而這些現實問題許多是要依靠馬姆達尼所梳理出來的間接統治這條線索來理解：比如，南非今日的排外運動，EFF政黨Malema依靠煽動仇視白人來贏得支持；總統祖瑪利用祖魯的習俗法成功為自己的強奸行為辯護，金礦移民工是最受歧視的群體，等等。

《界而治之》不是《公民與臣民》的升華版，而是對同一個問題“間接治理”的另一種形式的闡發。和《公民與臣民》的研究模式不同的是，這部書更接近福柯研究的思路，即一種知識考古學的方式；書的重點是關心“界定”這個現代西方權力運行機制。界定（define）就是一種知識，西方的權力是靠知識來運作的，沒有考古學上、歷史學上和種族學上的對“部落”的“界定”，哪有間接統治的可能？

這部書對于人文而不是社科學者會有更親切的閱讀感覺。這本書讓我一下對德里達有了新的理解，德里達強調“未決定性”（undecidenedss）,強調一切界定和命名的暴力，要求認識語言是自相矛盾的，現在我們在非洲歷史中看到德里達的思想的意義了——如果解構主義早點出現，那么間接統治以來的那套命名的帝國知識也許就不會被生產出來了吧。馬姆達尼顯然不想陪德里達玩語言游戲，因為這種游戲發展到斯皮瓦克那里，就成了為多元文化主義辯護的借口，而所謂的多元文化不又回答間接統治了嗎？間接統治不就是一種多元文化論嗎？

我認為這部書有兩大貢獻，第一，就是用種族／部落（race/tribe）這一組概念代替了公民／臣民（citizen/subject）;這么做特別棒，因為公民／臣民是西方社會研究的詞匯，而種族／部落則是非洲特有的詞匯，這樣的轉變與其是反西方中心主義，不如說是更利于描繪非洲現實問題。現在非洲政治的兩大問題是，第一，本土主義（nativism）道路，或約一種民粹道路，第二，是保守主義道路。這兩種道路反應在尼雷爾時代。尼雷爾選擇一條中間道路，既不趕走白人，同時卻依靠社會動員改變現實。不趕走白人，因為白人雖然不是這片大地的遠古居民，卻是現代居民，不論起源，而論居住地，則是尼雷爾的政治，也是馬姆達尼的政治。第二個貢獻，就是提出尼雷爾模式。依靠新的政治認同來消除族群對立，建立民族共榮的新政治，是非洲面臨的巨大挑戰。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采取的中央集權來摧毀“間接統治”的社會結構是一種選擇。

蔣暉還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馬姆達尼對間接統治持負面批評意見，但間接統治實在是西方人發明的聰明的或不得已的統治術。它對傳統文化的保存到底有沒有貢獻。我們想知道從文化角度，間接統治有無積極影響？語言統治是不好的部分，但我們知道，在間接統治之前，非洲和西方經常沖突的模式是文明沖突，比如肯尼亞的割禮，之后文明沖突是否減少了，變成社會經濟沖突了？

第二，能否更具體地說明，在尼雷爾實行社會主義農村改造運動（Arusha Declaration）過程中，種族之間的融合到底取得了什么樣的結果。對這個運動的解釋我看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比如Issa Shivji的文章，他們都是從貧富是否消除這個角度來批評這個運動的，這個思路和中國土改的思路很像。馬姆達尼卻從消除種族主義和真正克服間接統治這個角度來理解這個運動，因此十分有新意，但我們要知道具體這個目標實現否？其失敗有沒有由于不能很好解決部落問題而造成？

馬姆達尼教授結合本書中一些洞見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應，他強調了殖民史研究和觀照中必須注意西方經典“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局限性，充分結合與底層社會（例如非洲廣大的鄉土地區）密切相關的現實問題，并時刻意識到本土前現代經驗的重要性。這也再次呼應了《界而治之》這部書對我們闡釋紛繁錯綜的當下政治和社會問題所帶來的現實意義：中文世界的知識生產，不應再局限在“中西”二元結構之中，應逐步在更加完整的世界史層面，建立起進行自我理解的多元參照體系。值得一提的是，馬姆達尼教授曾在訪談中感謝人民出版社，1970年代，他在坦桑尼亞的達雷斯薩達姆大學教書時，人民出版社用斯瓦希里語出版的毛澤東文選等書籍，是他接觸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途徑。現今人民出版社譯介的《界而治之》這本書，又為中國知識界打開了一扇了解當代非洲思想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