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的一段視頻“火了”。曹德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自己計劃投資10億美元在美國建廠，并就中美兩國在土地、能源、勞動力等方面的差異進行了分析。

其中，曹德旺特別指出“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認為這是中國“現在制造業踟躕不前”的原因之一。曹德旺的言論再次將中國企業稅負問題推向了風口浪尖。

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2016年中國企業總稅率高達68%，遠超世界平均水平40%。而《福布斯》雜志2009年曾發布“稅負痛苦指數”榜單，中國高居世界第二。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管理系教授、稅制專家胡怡建12月20日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認為這些榜單和指數“不能反映真實情況”。他提到，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中國的企業在納稅之外還要承擔很多稅以外的收費，造成了企業整體負擔可能較重。今后，減費將是減輕企業稅負的重要內容。

而針對曹德旺的言論，胡怡建表示“企業就沒有說稅不重的”。但是，最近經濟下行的壓力，凸顯了原本的稅負分布不平均等問題，促使民營企業家發聲。

企業稅負問題是中國稅制改革的重點之一，而近期也因為一些熱點議題持續發酵。

今年11月，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公開了他“中國民營企業稅負問題研究”課題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幾個數字引發廣泛關注：

一是有87%的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認為稅負可以接受的僅占8%。認為較輕和很輕的僅占1%；

二是中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接近40%的水平，而在中國，除新興行業以及金融等領域外，大部分企業的利潤率大約在10%左右；

三是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中國企業所承擔的稅負在2013、2014、2015年連續保持在68%左右的高水平上。

這次曹德旺所說的，是否傳達了李煒光調研中的“87%”的普遍聲音？中國企業的實際稅負情況如何？為何企業家會覺得稅負較重？中美稅制又存在怎樣的差異？

福耀玻璃在中國一年繳納多少稅？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查閱福耀玻璃《2015年度財務報表及審計報告》時發現，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營業收入為135.7億元，凈利潤為26億元。而現金流量表里的“支付的各項稅費”為13.8億元。但“支付的各項稅費” 包括本期發生并支付的稅費，也包括本期支付以前各期發生的稅費和預交的稅金。

審計報告顯示，按稅法及相關規定計算的當期所得稅為4.3億元。而包括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和其他稅費在內的應交稅費為3.35億。但審計報告中的所謂應交稅費是指當期應交未交的稅費，并非實際發生的稅費，因此光從審計報告無法計算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當期總稅費。

“光從宏觀來說，美國的稅負要比中國重”

上海財經大學胡怡建教授理解民營企業家會發出這樣的聲音，“從每個企業來講，沒有說稅不重的。企業希望輕稅減稅，所以會說稅負重。”

但是，所謂的稅負“輕重”，需要橫向和縱向角度進行比較，存在一個統計口徑的問題。“他說這個，肯定有他的依據和來源。但是到底怎么算這個（比美國高35%)，他直觀認為中國的企業稅比美國高，這是肯定的，但是高多少，沒看到他的計算公式和數據，我們不能下結論。”

目前，中國并沒有單獨計算企業稅負的指標，只有一個宏觀稅負，即稅收總量占GDP或GNP的比重。胡怡建介紹說，我國近幾年的宏觀稅負大概是30%不到一點，在世界上處于比較低的水平。

而從另一個指標，即稅收比重（稅收總量占財政收入比重）來看，胡怡建說道，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稅收比重開始上升，從百分之十幾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幾。但近幾年來，稅收比重大概基本穩定在18%到20%之間，甚至略有下降。美國的稅收占比要比中國高。

胡怡建說道，光從宏觀來說，美國的稅負要比中國重。

從宏觀稅負層面上，并沒有跡象顯示中國企業稅負很重，或者近期明顯稅負上升。那么，為何民營企業家為何會發出這樣的聲音呢？胡怡建認為，這其中存在一個結構上的問題，經濟下行的壓力也凸顯了一些現行稅制方面的矛盾。

企業是中國繳稅主體，而在美國個人承擔的稅負要多得多

胡怡建所說的結構上的問題，首先體現在中國稅收中的企業稅負和個人稅負的比例上。在中國，企業是繳稅主體。而在美國，個人承擔的稅負要多得多。“美國的個人所得稅要占到總稅收的30%，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只占到總稅收的6%，它的個人所得稅比較高，加上遺產稅、房屋居住的時候有財產稅；中國沒有遺產稅，財產稅基本上也不征，所得稅的比重不高，納稅的任務主要是落在企業上。雖然總的稅收比重不高，但企業的占比比較重。”

“稅重”還是“費重”？

而胡怡建所說的第二個結構上的問題，是除了稅收之外，其他收費給企業增加了許多負擔。

前文提到的世界銀行“總稅率”（total tax rate），是世行每年發布的世界發展指標中的一項，它指的是各國企業所繳納的稅費和強制繳費占營業利潤的比例。在世行的報告中，2016年，中國企業總稅率為68%，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6%和美國總稅率44%，在新興經濟體中，略低于巴西的68.4%，略高于印度的60.6%。而目前制造業大量流向的東南亞國家，總稅率從柬埔寨的21%到越南的39%不等。

目前，中國企業需要繳納十多種稅，其中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是主要構成。企業所得稅的基本稅率為25%，而國家扶持的重點高新技術企業則可低至15%。目前，中國增值稅劃定了幾檔稅率，最高為17%。

在美國，企業不需要繳納增值稅，只需繳納企業所得稅。聯邦政府征收35%的企業所得稅，州政府則根據各州法律征收不同的稅率，根據經合組織（OECD）數據，美國地方政府的企業平均稅率為6%。因此，美國的平均企業稅率加起來在40%左右，并不算低，近幾年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都名列前茅。

但胡怡建提到，中國企業除了繳納稅收之外，還需要繳納行政收費、基金、社保等各種稅以外的收費，累加起來給企業造成了較重的整體負擔。

胡怡建介紹道，“這就涉及到稅改中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減稅還是減稅以外的收費？”

但是他認為，像世行“總稅率”和《福布斯》雜志“稅收痛苦指數”這樣的榜單和指標，“是把企業可能交的稅費的最高邊界加起來，它算出來的比例可能比較高，但是不能反映真實情況”。

經濟下行壓力凸顯分配矛盾

胡怡建還提到，除了企業稅收和個人稅收比例、稅和費總和負擔較重外，中國現行稅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矛盾，比如因為現在把征稅重點放在企業上，稅收在商品的生產和銷售過程中扮演了比較重要的角色，但在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中卻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現行稅制存在一些不平等分配問題，一些個人、企業的財產和收入比較高，但卻可能沒有承擔太多的稅負。反之也有一些收入不高的企業承擔了過多的稅負。而以上這些矛盾在企業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利潤下滑時，就會顯得尤為突出。

“主要突出的矛盾是，現在有經濟下行壓力，企業的利潤下降了，但是我們的稅收沒有相應跟上，從而導致在利潤率好的時候，稅收矛盾沒有這么突出，利潤下降后這個矛盾就比較突出了。”

如何給中國制造業減負？

目前，減輕宏觀稅負是國家的一個基本方針。胡怡建介紹道，現在在減稅過程中，已經注意到以上的一些問題，尤其是注意到在結構上減輕企業的負擔。而在減輕企業稅的過程中，又尤其注意到稅以外的費給企業造成的總體稅費負擔。

“第一個就是減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費；第二是減少社保基金這塊；第三就是營改增。”

但鑒于目前一些民營企業家或者有著和曹德旺相似的感受，而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又將“制造業回流”打造成主要的競選口號，計劃推出雄心勃勃的稅改方案，將企業所得稅由35%大幅削至15%，是否會對中美制造業的競爭力造成影響呢？

胡怡建認為，特朗普是企業家出身，“他對企業可能比較感同身受，他認為經濟要振興，企業要發展，肯定要減輕負擔。美國企業所得稅35%很高，他要降下來減輕企業負擔，振興經濟，應該說這個出發點肯定是沒問題的。但是也要看他有沒有減稅的條件。”目前，美國的財政收入存在很大的壓力，如果大幅削減稅收這塊，特朗普首先得想到辦法在其他方面進行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