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按】

這幾天，因曹德旺的一番真話，讓輿論場掀起中國企業稅負問題的大討論。其中某些人對曹德旺“跑路”的指控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企業家為了盈利，出國投資，都是正常的市場行為，非要用愛不愛國的帽子一頓臭批，顯得粗暴無理。中國的資本布局全球，對企業發展是好事，也是國家鼓勵的事。但我們更要擔心的是，現在的輿論場每每以慫人的概念、標題吸引眼球，卻早已失去討論的耐心，這才是每一個輿情熱點過后，我們頭腦中的知識卻毫無長進的根本原因。

每次爭吵只是落了滿地雞毛，卻沒有鋪就道路。

今天，經濟ke（俠客島、中國經濟周刊聯合出品）推薦一篇文章，說得很公允。中國以間接稅為主，所以企業稅負重，而美國以直接稅為主，個人稅負重。如果中國要減輕企業稅負，可能在直接稅上加碼，這不，最近已經有輿論在討論房產稅出臺的問題了。不過，文中涉及一些稅收的專業知識，島上的會計島友們讀起來應該不費力，其他的嘛，努努力看看。

最近，關于中國“死亡稅率”的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有學者認為中國稅率已經讓企業處于死亡邊緣，有學者以民營企業稅負數據為依據，說明中國企業已經不堪忍受等等。不能說這些學者的說法沒有依據，但說中國企業面對的是“死亡稅率”，這個結論略顯倉促。

如果“死亡稅率”的說法成立，我們就無法解釋多數企業都還健在的事實，或者只會得出多數企業要靠逃稅才能過日子的結論。顯然，這不符合事實。“死亡稅率”的傳播噱頭遠大于實質。但是，我們不應該漠視社會對企業稅負問題的關注。中國稅制需要優化，而且需要一次根本性的改革。

中美稅制之別

稅負問題是社會的痛點。

過去若干年，《福布斯》雜志曾把中國列為世界上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后來，經過多年的討論，人們終于認識到那個稅負是為特定人群計算的。而且，簡單地將各種最高稅率加總在一起計算所謂“稅收痛苦指數”有很多誤導，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適用最高稅率。

但這一次稅負的爭論，又有點不同。

曹德旺談論在美國投資的稅負時，指中國稅負比美國高。就間接稅而言，曹德旺所言非虛，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稅制結構不同于美國。要真正比較稅負的輕重，需要將間接稅和直接稅加總。

中國以間接稅為主，美國以直接稅為主。間接稅稅負比美國高，也是正常的。因為間接稅為主的國家，稅收收入主要來自企業。直接稅為主的國家，稅收收入來自個人的部分較多。這樣，企業在直接稅為主的國家感受到更輕的稅負，本來就很平常。

企業生存需要考慮方方面面的因素。曹德旺談到在美國的經營成本時，也說到美國用工成本，特別是藍領工人成本高，是中國的8倍，而且在福耀投資的企業中，藍領工人年齡較大。他還說到美國的物流成本問題。由曹德旺引發的關于中美企業經營成本的對比，不僅是企業投資需要考慮的問題，而且對于一國稅收制度和其他具體制度的設計、公共政策的選擇都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對于這類問題，應有的態度是正視，而不是逃避。

企業投資擇址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除了考慮成本之外，還得考慮企業產品的市場。市場距離是個問題。在銷售地生產，可以更靠近市場。跨國投資有時更多的是為了躲開貿易壁壘，包括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企業為了謀取最大利益，會通過各種方式降低成本。

減稅，為何有的效果不明顯

中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減稅是重要內容。

“營改增”試點按照設計的方案，應該是不增加稅負或實際稅負。減稅是有測算的，預計減稅額的確定也有充分的依據。一年預計減稅5000億元，不見得最后運行的結果就是減稅5000億元。特別是，減稅往往在不同經濟主體之間有很大差異。

比如，“營改增”試點開始后，有的經濟主體會感受到減稅，但也有經濟主體的稅負不降反升。那么，“營改增”試點前后企業稅負到底是增還是減？

“營改增”試點方案起初將企業稅負不增加作為改革的目標之一，后來將這一目標確定為行業稅負不增加，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營改增”中的“稅負”問題仍然存在。行業稅負不增加在實際操作中仍然需要有抓手，這種抓手很容易又轉換為企業稅負。

具體的企業稅負受到多種因素影響。

“營改增”之后，企業銷項稅額（以企業銷售額或交易額為依據計算的增值稅額）與原先繳納的營業稅具有可比性，但是在特定時間段，企業實際應繳納的增值稅還要取決于進項稅額（企業購進的商品和服務所支付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只要符合條件，基本上都能得到扣除，即企業最終所繳納的增值稅額等于當期銷項稅額和當期進項稅額之差。“營改增”全面試點之后，新增不動產的進項稅額也可以抵扣。不動產價高，所對應的進項稅額大，即使進項稅額分期抵扣，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如果當期進項稅額超過當期銷項稅額，那么根據計算，企業當期的應納稅額就為負數，這個數留待以后抵扣，企業當期實際應納稅額為零。

看不懂？舉個栗子——

某個餐飲企業一般納稅人，今年11月營業額為200萬元

“營改增”前：

月應繳營業稅10萬元（200×5%）

“營改增”后：

銷項稅額: 11.32萬元=200/（1+6%）×6%

進項稅額： 2.3萬元=原材料20萬元/（1+13%）×13%

1.45萬元=酒水、飲料10萬元/（1+17%）×17%

（注：1.營業額和采購金額均含稅價，進項已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并認證通過，下同。2.暫忽略水電費、無形資產等其他項）

該月應繳增值稅為7.57萬元（11.32-2.3-1.45）

假如該企業11月取得不動產500萬元（適用稅率11%），可抵扣進項稅額49.55萬=500/（1+11%）×11%。分兩年抵扣，第一年抵扣60%，為29.73萬元。則該月應繳增值稅 -22.16萬元（11.32-2.3-1.45-29.73），即該月無須納稅，待以后每月繼續抵扣，直到出現正值時再開始繳納增值稅。

（可憐見，為舉這個栗子，島妹都動用了地稅親戚的關系了……）

這在繳納營業稅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交易，就有應納營業稅額，且通常不太可能為負數。這樣，“營改增”之后，只要企業當期進項稅額多，那么在這一特定時期，企業的稅負很可能就會下降；如果企業當期進項稅額少，那么在這一特定時期，企業的稅負可能就上升。因此，簡單地進行稅負的短期比較，很容易出現偏差。

有可比性的同一營業周期的稅負比較，如果考慮到固定資產折舊需要較長時間，那么，合理的稅負比較需要覆蓋最長的固定資產折舊期。也就是說，要比較年度稅負，需要對固定資產折舊所對應的進項稅額做同步攤銷才合理。此外，各種購進商品和勞務所對應的進項稅額也需要在各期進行合理分配。只有這樣，“營改增”前后的稅負比較才有真正的意義。

總之，同一營業周期內的稅負比較，也會遇到許許多多難以想象的難題。現實中，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的“營改增”前后稅負比較，雖然簡單，但也容易造成稅負評價的偏差。

以上所說的是企業規范納稅可能遇到的情形。不可否認，一些企業在繳納營業稅的時代，很少或幾乎不繳納營業稅。隨著“營改增”的進行，如果企業不再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那么下游企業得不到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就可能不會選擇交易。所以，對于原先不繳納營業稅或繳納很少營業稅的企業來說，“營改增”之前的稅負為零或很小，但“營改增”之后的稅負可能變高。這也容易有稅負判斷的誤差。

當然，要讓社會真正感受到減稅，最好的辦法還是加快增值稅改革步伐，簡并和下調稅率，將增值稅的兩檔基本稅率17%和11%合并為一檔，并確定為11%以下的水平，宜定為10%左右；兩檔低稅率13%和6%合并為一檔，并確定為低于6%的水平，宜定為5%左右。稅率的大幅下調，可以讓減稅政策更加明顯。

稅收外的收費和基金

中國企業赴美國投資以及各類“走出去”，是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融合的表現，值得鼓勵。如此，中國稅制改革就不能只考慮自身因素，而且還要考慮到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大國的因素。尤其是美國。考慮到特朗普上臺后要強力推行制造業復興計劃，中國面對的稅收制度競爭形勢會更加嚴峻。

中國要有合理的對策。

中國不能簡單以歐洲的增值稅稅率比中國還要高為由，就不去優化增值稅制。實際上，中國企業感受到稅負高，還有稅收之外的因素。土地價格、能源價格、各種行政性收費以及政府性基金等，這些對企業的負擔也不可小覷。中國能源價格處于高位，與節能減排政策有關，但節能減排難道就一定要通過漲價而不是技術改進來解決嗎？各種收費和基金多了，即使稅收只是多出一點點，企業的稅負痛感也可能增強，稅收可能成為壓垮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各類收費和基金能不能不收或少收些呢？

基于社會對企業稅負問題的關注，特別是民間投資下滑，重新思考中國稅制更有意義。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逐步提高直接稅收入比重”，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降低企業間接稅的負擔。不折不扣地落實減稅政策并深化稅制改革，讓企業在輕稅環境下更好地成長，是當務之急。

（楊志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