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不獨中古史，各個斷代史、專門史的研究，皆呈現出新老交替、中外交鋒的繁榮狀態。雖然局部情況頗有差異，但整體而言比十幾年前的情況無疑是進步的。鑒于筆者已經對2015年中古史新書、2016年上半年中古史新書頗有選介，本文擬就前兩篇之外的中古史幾個專門領域各選幾種書發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順便按照區域介紹一下各地的中古史研究特色。不當之處，尚祈各位先進海涵！

東部：士族與政治的再興

傳統的中古史研究，離不開家族問題。無論是唐長孺先生對趙至的士家身份之抉微，抑或是田余慶先生對東晉門閥制度的宏論，都是對大大小小的家族進行關注。當然，學者似乎更偏好研究中上層的世家大族，或以上層的世家大族作為整個中古社會的代表性集團，乃至整個時代特色。不過這無可厚非，史料的存佚情況決定了研究領域的繁榮與否。而史料終究有用完的那一天，如何在此之后繼續深入，就成了學者們努力的目標。可喜的是，近年來的士族研究頗有再興的趨勢，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內學界的新生力量對士族政治的深入探討，比如仇鹿鳴（復旦大學）《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再版，2015年）對魏晉之際政治與家族的互動進行了非常精彩的揭示，范兆飛（上海師范大學）《中古太原士族群體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對區域士族群體的個案考察；二是對國外世家大族研究名著的先后譯介，比如日本學者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徐谷梵、李濟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美國學者伊沛霞（Patricia Ebrey）《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范兆飛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日本學者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增訂本，馬彪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書的譯介；三是學界關于士族、貴族問題的理論性文章增多，以2016年10月15日的首都師范大學史學沙龍“貴族制”專場為例，三篇主題報告皆圍繞此展開，即林曉光（浙江大學）《日本六朝貴族制研究之我見》、范兆飛《北美士族研究傳統的演變——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異同為線索》、仇鹿鳴《歷史分期論爭與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

最近，作為著譯兼擅的“兩棲學者”（語出范兆飛《中古史著作翻譯的趨勢和陷阱》，“社會科學戰線”微信公眾號，2016年5月25日），范兆飛再次出版了一部由他領銜翻譯的著作，即美國學者姜士彬的《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范兆飛、秦伊譯，中西書局，2016年）。作為北美士族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姜士彬（David G. Johnson） 不同于伊沛霞的士族個案研究，而是專注于士族與上層政治的結合。不過最開始的三章，主要在討論概念問題，這不僅僅因為古代中文世界里對很多概念并無明確的用詞，也是出于外國學者用他們本國語言寫作時如何翻譯的需要。這種語言文化的差異，使得他們更注重對概念的界定和規范，從而進一步深入對該概念內涵的探討。之后三章，則從對敦煌出土氏族譜的梳理開始，對中古中國的士族社會予以展示。最后一章，方為作者所要極力探討的，即該書題目所顯示的中古中國“寡頭政治”（Oligarchy），也就是國家政權長期由一些大士族所掌控的這樣一種政治生態。不過，該書依然沒能解釋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提到的問題：為何宋初政治精英中沒有中古大族子弟的身影？對此，美國學者譚凱（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胡耀飛、謝宇榮譯，孫英剛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出）作了部分解答，然而尚有繼續探討的空間。

西部：圖像與文本的結合

近年來，從先秦史到宋元史，對歷史圖像的重視程度日漸增加。這一方面得益于國內歷史學對于考古現場的重視，即對墓葬空間的還原，而非單純依賴出土材料，特別是有文字的墓志、簡牘等；另一方面，則來自海外漢學中藝術史領域的理論刺激。在中古史領域，隨著文本材料可發掘余地日益減少，對于圖像材料的關注也逐漸升溫。由于中古時期傳世畫作稀少，故而對于中古史中的圖像研究，主要以考古發掘出土的墓葬壁畫、棺床線刻畫和石窟、古建筑壁畫為主。這方面得天獨厚的資源，自然以西部高校的關注為主。其中藍勇（西南大學）先生更在國內率先創刊了《中國圖像史學》（科學出版社，2015年）這一學術集刊。此外，近年以專著為成果的體現，亦可略舉數種：楊效俊（陜西歷史博物館）《武周時期的佛教造型：以長安光宅寺七寶臺的浮雕石佛群像為中心》（文物出版社，2013年）從長安光宅寺七寶臺浮雕石佛出發，對武周時期的佛教造型予以探討；姜生（四川大學）《漢帝國的遺產：漢鬼考》（科學出版社，2016年）用漢畫像石對漢代的鬼神觀念作了精彩分析。隨著2013年唐代宰相韓休（672-740）墓壁畫的發現，更出現了一波又一波以墓葬壁畫為主題的論著和學術活動，比如2016年10月在陜西歷史博物館召開的“藝術與技術：中國古代壁畫保護、研究與制作”國際學術研討會。

相對于壁畫墓，對敦煌石窟壁畫的研究，起步更早。早年間創立敦煌研究院（1944）的常書鴻（1904-1994）先生等前輩，本身就是藝術家出身。近年來，沙武田（敦煌研究院→陜西師范大學）先生即追隨著這一腳步，在對敦煌壁畫的研究中，越走越深。他先后出版過《敦煌畫稿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再版，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敦煌壁畫故事與歷史傳說》（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最近，他又策劃了一套“敦煌與絲綢之路叢書”，將在商務印書館陸續推出。這套書目前共計5種專著和1種學術集刊（《絲綢之路研究集刊》），基本都是沙氏出品。其中第一本問世的是《榆林窟第25窟：敦煌圖像中的唐蕃關系》（商務印書館，2016年）。該書從洞窟營建年代、營建動機和功德主的考訂入手，詳細考察洞窟壁畫中的八大菩薩曼荼羅圖像、T形榜子、密教題材內容、婚嫁圖、老人入墓圖，以及這些圖所揭示的漢藏交融的藝術風格、民俗生活乃至畫師的民族情結。最后，作者又從窟中光化三年（900）題記考察了整個榆林窟的營建史，特別是對比敦煌莫高窟的興衰，將兩者之間的消漲問題提了出來。總之，此書特色在于兩點，一是對洞窟個案的整體研究，二是對圖像與政治關系的考察。特別是就后者來說，如何將圖像和文本進一步結合，乃至如何將敦煌學、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學等相融合，將是日后努力的方向。

南部：制度與經濟的延續

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是歷史學者治史的傳統門徑，如今卻難以為繼，故而學者有“中心陷落，邊緣崛起”（范兆飛《史料批評、文本解讀與中古士族政治史研究》，《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4期）的感嘆。但至少在中老年學者中間，依然堅守著制度史和經濟史的陣地。

比如賴瑞和（臺灣清華大學）最近十幾年連續出版了《唐代基層文官》（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簡體版，中華書局，2008年）、《唐代中層文官》（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簡體版，中華書局，2011年）、《唐代高層文官》（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三部曲，在唐代制度史領域可謂獨樹一幟。特別是筆者此前已經頗有介紹的《唐代高層文官》中對使職問題的濃墨重彩，也將成為唐代政治制度史日后的一個新方向。經濟史方面則有廈門大學韓國磐（1920-2003）先生一脈的社會經濟史學者，至今已遍布各地，如李伯重（清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黃純艷（上海師范大學→云南大學）等學者。廈大的兩位學者鄭學檬、楊際平分別出版了帶有總結性質的論文集《點濤齋史論集：以唐五代經濟史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論集》（均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2016年）。

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學者，多強調對傳統史料的批判，包括對正史文本歷史書寫的考察，這可以說從根本上顛覆了整個傳統史學的史料基礎。在這種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傳統的政治制度史和社會經濟史，也漸漸需要構建起新的體系。在這個方面，以徐沖（復旦大學）、孫正軍（首都師范大學）等為代表的大陸學術刊物《中國中古史研究》（2011年至今）作者群，和以趙立新（臺灣暨南國際大學）、蔡宗憲（臺灣中興大學）等為代表的臺灣學術刊物《早期中國史研究》（2009年至今）作者群，是為兩大陣營。即便如此，也脫離不了政治制度的范圍，或可謂之延續。

傳統制度史的研究，以中日兩國學者皆有所探討的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為例，從1922年以來，相關論著層出不窮。（李毅婷《20世紀以來九品中正制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年第1期）這得益于兩點：一是新史料的出土，特別是碑志中關于中正官的記載；二是研究視角從靜態的九品中正制度轉向動態的九品官人法。在此領域研究有年的陳長琦（華南師范大學）先生最近出版的《官品的起源》（商務印書館，2016年）就是后一種視角的實踐者。該書大體建立在作者早年一些論文的基礎上，并進行再加工，但以專著的形式出版，更為系統。其主要觀點體現于兩個方面：一是官品概念的認定，作者認為官品存在一個從人品到官階的演變過程，并在梁武帝、北魏孝文帝手上分別予以改革；二是傳統所謂九品中正制，嚴格而言應該是九品官人法，以強調這樣一種綜合性的選官體系。陳氏之書在當下對于傳統制度史問題日漸冷落的背景下，或能重新帶動相關研究的深入。而如何在對史料進行詳細批判的基礎上，繼續發掘制度史的內涵，應該是未來的方向之一。

北部：社會與環境的交替

在前文所揭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一書中，作者在《中文版序》里還提到一個問題，即：“幾乎很少有學人考察平民百姓的思想和信仰。”這一現象，無論古今中外，都是很大的缺憾。因此，學界日漸興起對社會史的關注，以幫助我們了解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之所思所想及所經歷。對此，設在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中國社會史學會是一直以來關注下層社會研究的舵手。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環境史研究的興起，更使社會史研究的視角從平面走向了立體，即不僅關注人類社會本身，也關注人類社會所居住和生活的自然環境。就中古史而言，也經歷了這樣一種發展路徑。首先是在張國剛（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先生的主持下，于1999年創辦了《中國社會歷史評論》學術集刊，目前尚在出刊；后來，出版了張國剛主編的論文集《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三聯書店，2004年）和張國剛、王利華（南開大學）主編的通史著作《中國家庭史》全五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再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以及侯旭東（清華大學）《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增訂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侯旭東《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商務印書館，2005年）、金瀅坤（首都師范大學）《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9年）、榮新江（北京大學）《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蔣愛花（中央民族大學）《唐代家庭人口輯考——以墓志銘資料為中心》（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張國剛《唐代家庭與社會》（中華書局，2014年）、王美華（遼寧大學）《禮制下移與唐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等著作。近年來，與環境史有關的著作也逐漸增多，比如早年以《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知名的王利華先生，近年連續出版了《徘徊在人與自然之間——中國生態環境史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人竹共生的環境與文明》（三聯書店，2013年）兩種專著，又主編了《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三聯書店，2007年）、《中國環境史研究》第二輯《理論與探索》（中國環境出版社，2013年）等論文集。

社會史的另一個面向，則是對日常生活史的重構。黃正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生多年來一直是這方面研究的倡導者，他曾經出版《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插圖珍藏本，中華書局，2013年）、《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學苑出版社，2001年；增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都是從細微的角度來考察古人的日常生活。最近，他又出版了作為榮休紀念的《走進日常：唐代社會生活考論》（中西書局，2016年）一書，再次將與日常生活史有關的學術論文集結起來呈現給讀者。該書所收論文共分五類：第一類是對唐人戒指、耳環等隨身飾物，唐代士兵衣裝、戎服，以及唐后期車服制度的考察；第二類是對唐代北方地區飲食生活、“胡食”問題，以及唐代官員宴會、皇帝賜宴的考察；第三類是對唐人住房面積，唐代的椅子、繩床，以及唐代“傳”、“遞”制度的考察；第四類是從唐人小說、日本資料、《通典》所記常貢等材料，對唐人衣食住行予以研究，并考察了韓愈、張說和元稹等人的日常生活個案，以及對日常生活史的理論思考；第五類是一些比較雜的關于唐代社會的文章。對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意義，正如作者在第四類中《社會史中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一文里提到的：“研究‘社會史’意義上的日常生活，不是去研究一個個人，而是要研究社會集團、階層的日常生活，考慮不同社會集團生活時的社會背景以及他們所具有的不同的社會心理。”（第283-284頁）可見，研究日常生活，最終還是在研究社會文化或社會心理。

中部：文書與簡牘的突圍

作為地下出土的材料，文書簡牘兼具文本和物質形態兩個方面。國內目前主要的出土簡牘，時間范圍可從春秋戰國延伸至三國兩晉，地域范圍則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湖南有里耶秦簡、兔子山秦簡、馬王堆漢簡、走馬樓吳簡、蘇仙橋晉簡等，湖北則有包山楚簡、九店楚簡、郭店楚簡、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等，江西則有近期轟動一時的海昏侯墓出土漢簡。因為有這些出土簡牘，這幾個地方，特別是湖南、湖北的相關高校和科研機構，也就十分活躍。就中古史而言，長沙簡牘博物館和北京吳簡研討班合作的《吳簡研究》學術集刊，至今已出版三輯（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第二輯，崇文書局，2008年；第三輯，中華書局，2011年），成為三國孫吳史研究的一個陣地。此外，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的學術集刊《簡帛》（2006年至今）的作者群中，也有部分中古史學者。古文字學界對學術成果原創性的追求，更體現在用網絡首發作為正式的學術發表平臺，特別是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的簡帛網，可謂雙璧。這樣一種需要及時更新的學術生態，在強調沉潛往復的中古史學界，自然并不適用。另一方面，中古史學者在面對不斷出土、日日更新的簡牘材料時，也往往力不從心。因此，在先秦兩漢的簡牘學日益古文字學化的情況下，中古史學界對于簡牘的利用，依然側重于對其中歷史信息的分析。

事實上，中古史學者對簡牘的關注，可追溯至對敦煌吐魯番文書和出土墓志的研究。墓志已屬老生常談，姑且不論。就吐魯番文書而言，可提及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唐長孺（1911-1994）先生一脈對于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長期關注，這也是該所的一個特色。特別是在唐先生率領下，對《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81年；再版，文物出版社，1992年）的整理，就是早期最大的成果。此后，陳國燦（武漢大學）、朱雷（武漢大學）等先生的一系列著作，更將這一長處發揚光大。在中年學者中則有劉安志（武漢大學）先生，他的《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代西域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年）、《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兩書，前者即完全針對敦煌吐魯番文書來研究唐代西域史。不過筆者更關注的是后者，其中論文所包含的史料形態，已經超出了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范圍，而涉及到六朝買地券、傳世家譜中的告身文書、河南地方出土墓志以及日本藏寫本等。就探討內容而言，又涉及中古民眾冥世觀念、中古官修類書源流、中古地志輯校等問題。總之，與前文所說社會史研究一樣，我們關注包括簡牘在內多元化的史料，其實還是想找到更多的史料和史實的切入點。

以上，是筆者近年來觀察中古史學界動態，以及閱讀中古史著作的一點心得。但限于篇幅，并不能夠面面俱到地提及每一個領域和每一位學者，而只是就近年動作比較多，筆者也稍稍理解的情況進行梳理。因此，對于宗教史、禮制史、法制史等筆者并不熟悉的內容，只能暫付闕如；對于碑志研究、民族研究等已經全面普及的領域，也無法恰當歸類；至于軍事史、醫療史等目前未能形成小氣候的領域，更難把握。此外，本文為便于敘述，按照大的方向劃分了東、西、南、北、中部，但并不是說每一區域的學者都在從事上文所述領域的研究，也不是說每個區域就這么一些學者，更不是說其他區域的學者并無相關研究成果。各個區域之間，各個高校之間的人事流動，其實是比較頻繁的，不能靜態地看。筆者的想法，在于通過按照方位的梳理，來展現中古史學界多元化的色彩。若將來某個時間點，比如十年以后，筆者有幸能夠繼續撰寫屆時的情況的話，跟本文進行對比，便會發現區區十年的時間，會改變更加多的人和事。但無論如何，中古史的大旗永遠不會倒地，是為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