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底我國政府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方針后，文化界便隨之興起了一股絲路熱潮。

除了大量召開相關學術會議之外，絲路歷史乃至新清史、內亞史、中西交通史、邊疆史地等專門學科的知識也前所未有地涌入公共話語中。近年來出版界不算景氣，實體書銷售更是持續萎靡，但與絲路相關的優秀圖書接連涌現，使人頗有目不暇接之感。

如果對國內一些出版社的未來計劃有所了解，我們就會發現這個“絲路風潮”只是剛到潮頭，遠未完結。

1、《絲綢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與《被遺忘的海上中國史》

《絲綢之路》創造了一個銷量奇跡。

以制作超級暢銷書聞名的讀客圖書公司擁有業內最頂尖的營銷能力。舉例而言，外國文學的老牌強社上海譯文簽下英語世界的現象級歷史小說《圣誕春秋》并出版后，銷量平平，以致業內一度認為中國讀者不喜歡讀歐洲歷史小說；但讀客出版了同一作者的《巨人的隕落》一書，竟狂銷30萬冊。

歷史、社科類圖書與文學尤其是類型文學類圖書還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當極少涉及社科類圖書的讀客推出《絲綢之路》并重點營銷推廣時，還是讓人頗有大跌眼鏡之感，畢竟與其巨大投入相稱的，是不小的風險。然而，《絲綢之路》目前已經將近百萬冊的銷量，則再次證明了讀客營銷能力的強大與選題的眼光。

彼得?弗蘭科潘 (Peter Frankopan)為牛津大學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絲路歷史并非其本行學術領域。他的野心是要論證世界史的中心從來都是以絲路（或者說波斯）為中心，而不是以地中海為中心，而且這個世界史的跨度，是從文明誕生直到今天（而非絲路開啟到航海大發現）。

在所有出版過《絲綢之路》的國家，這本書都是暢銷書，無一例外，在歐美知識界更是引起了廣泛討論——雖然這種“討論”是以爭議為主。更可惜的是，這本書的質量并不與其銷量成正比。下圖即為北京大學羅新教授在微博上指出圖書中的翻譯錯誤，僅僅校對了兩三頁，錯誤便已密密麻麻，令人尷尬。

繼陸上絲綢之路后，讀客馬上就要跨入海上絲綢之路的領域——他們計劃推出康有為外孫、羅昌與康同璧長子羅榮邦教授的遺著《被遺忘的海上中國史》（China as a Sea Power）。在未來的一兩年內，海上絲綢之路的相關圖書很可能和絲綢之路圖書一樣，又一次扎堆出現。

2、《撒馬爾罕的金桃》與《消逝的啟蒙時代》

歷久彌新的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

與讀客的思路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旗下的甲骨文叢書則在更大的良性意義上改變了當下大陸社科圖書的面貌。

他們出版的一本本選題出彩、制作精良、價格卻也相當不菲的圖書竟都取得了不錯的銷售業績。行業在出版社科類圖書的時候，再也不像以前一樣想方設法從裝幀設計到用紙等各個環節都以降低成本為首要考量目標，世界史類圖書更是成為出版潮流。作為世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甲骨文也在絲路歷史領域交出了數張幾乎滿分的答卷。

《中國伊朗編》

作為中古史、中西交通史等領域最負盛名的著作（可以與之比肩的，幾乎只有勞費爾的《中國伊朗編》），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舊譯謝弗）的《唐代外來文明》一直都是該專業師生的必讀經典。此書舊版已絕版多年，在孔夫子舊書網賣到天價。甲骨文今年取其副題《撒馬爾罕的金桃》出版，可謂獨具慧眼。

文化尤其是“物”的交流研究可以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傳統名物之學與一般的藝術史、文物史的主要研究對象為“珍品”的交流。珍品具有最高的文物價值與藝術價值，往往流傳有序，有些甚至可以考證出自其誕生之日直到現在所有收藏者的名錄。

但也正因如此，珍品的交流往往不能反映出文明間更普遍的、廣泛的交流情況。物質文化的研究對象則涉及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唐人日常生活所需所用，幾乎無所不在薛愛華的視野下——植物動物、食物香料、藥材紡織品、顏料礦石、金屬制品乃至樂舞書籍等等。通過薛愛華的著述，唐代的中國與世界幾乎被再現在我們眼前。

除此以外，該書還告訴了我們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與日本、韓國學習中國一樣，中國的方方面面也受到中亞、西亞的影響，沒有一成不變的文明，更沒有一個自古以來就一以貫之、獨一無二的文化傳統和獨步天下的大中華帝國。

《消逝的啟蒙時代：從阿拉伯征服到帖木兒的中亞黃金時代》

甲骨文接下來的出版計劃中還有不少重磅的絲路歷史相關作品，其中最值得期待的一本是《消逝的啟蒙時代：從阿拉伯征服到帖木兒的中亞黃金時代》（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這本作品全面講述了從8世紀阿拉伯染指內亞到13世紀蒙古征服近400年間內亞錯綜復雜的歷史，并試圖對這個內亞黃金時代的到來與衰落做出解釋，幾乎值得所有愛好者們拭目以待。

3、《游牧民的世界史》與《邊疆的背影》

民國年間，我國的邊疆歷史地理學范式仍謹守傳統沿革地理范式，以二十四史輿地志、各外國傳為基本史料，主要考證政區沿革與族群變遷。而彼時的日本漢學早已經借鑒歐洲東方學的方法，滿蒙回藏之學大興，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為主要方法，以內亞族群天書般的死語言為比勘材料，所獲頗豐，名家輩出。陳垣悲嘆“把漢學的中心搶回中國”，陳寅恪詩云“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盡皆指此而言。

歐立德

2015年中，王岐山在與著名學者福山的對話中，屢屢提及日本一代蒙古學宗師與右翼史學的代表人物岡田英弘。而在更早些時候，岡田英弘的得意門生歐立德就已經作為“新清史”的代表人物在大陸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另一位學生——杉山正明的作品也已經被譯介到大陸，他們的思想均與老師一脈相承。

杉山正明最值得閱讀的著作為《大漠：游牧民的世界史》。在杉山正明看來，蒙元從不是中國的王朝，而應該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所以杉山正明力主用“蒙元時代史”代替“蒙元史”的說法。

漢語史料與波斯語史料是治蒙元史具有幾乎同等重要性的兩部分一手資料。漢語史料的優勢在于持續時間長，缺陷則在于層層相因，所以多有以訛傳訛的現象出現。杉山正明對于漢語和中古波斯語都精通，他以波斯史料為利器，糾正了不少得自漢語史料的陳說，并力主從4世紀直到14世紀，歐亞大陸舞臺上的主角是游牧民，而非人們慣常以為的農耕民。

岡田英弘與杉山正明

在另一本“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著述《忽必烈的挑戰》中，他更是力主“13世紀的蒙古帝國書寫了游牧民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并成為世界歷史的分水嶺”這一觀點。他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并不是因為歐洲的航海大發現，而是蒙古帝國造就的暢通無阻的歐亞大陸所帶來的。

岡田英弘、杉山正明的著述在近年來引起的影響幾乎是現象級的，晚近三聯又出版了《蒙古顛覆世界史》。此外，岡田英弘《從蒙古到大清》與《日本史的誕生》兩書版權早已被國內出版社買下，但能否順利出版尚未可知。

拉鐵摩爾與蔣介石

中國傳統史學的缺陷并不僅僅體現在對域外語言的陌生這一點上。20世紀是社會科學的世紀，歷史學中社會科學更是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中國邊疆民族史領域，拉鐵摩爾以一個社會學家的眼界和學養，借鑒了美國史中邊疆學派的觀念，開創了嶄新的范式，他的跨時代名著——《中國亞洲的內陸邊疆》改變了整個中國邊疆民族史的論述格局。是拉鐵摩爾首先從生態環境、民族、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歷史演進等方面把長城沿線分為了的四個區域（東北、新疆、內蒙古、西藏），并揭示了中國內地與上述四個地區邊疆地區各自不同的互動依存關系，自此以后，中國的邊疆民族史再也不是單純的“自上而下”的史地考證。

袁劍《邊境的背影：拉鐵摩爾與中國學術》

袁劍先生《邊境的背影：拉鐵摩爾與中國學術》重新回顧了這位幾乎被遺忘的學者的傳奇人生，并從知識建構的角度梳理20世紀初至今中國學界（甚至包括政界）對于拉鐵摩爾及其理論的接受過程，是一本絕不應該被忽視的優秀作品。

4、《絲綢之路新史》與《中亞文明史》

中亞文明史

想要透徹了解絲路、內亞的歷史，除了上述在晚近引起熱議、劍走偏鋒的專門著述，有一些更為基礎的大部頭著述才是更應該首先閱讀的。

這些著作至少包括：余太山的《西域通史》與《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前者是最為平正、詳實的入門讀物，后者則是對西域歷史最重要一手材料（二十四史中的《西域傳》）的直接解讀。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幾乎把漢文傳世相關史料搜羅完備，馮承鈞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則幾乎搜羅了當時所有東方學家最重要的學術論述。

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編、六卷本巨著《中亞文明史》匯聚了世界上幾乎所有相關領域最優秀的學者，廣泛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代表了迄今為止對于中亞研究的國際最高水準。但與上述雖然基礎、部頭卻大得令人生畏的著述不同，近年來倒還有一本學術水準值得信賴、部頭又特別適合培養興趣和入門的書——《絲綢之路新史》。

作者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是耶魯大學歷史教授，絲路與西域的歷史是她的老本行，她與中國學界更是有相當多的交流。這本書被梅維恒評價為“是對這個話題最可讀和最可信賴的歷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獻和優秀學術成果的基礎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調查資料以及對館藏文物的廣泛研究”。

韓森教授

作為這股絲路圖書出版熱潮的代表通史性著述，韓森的“新史”有其獨一無二的價值。這本書與一般的絲路歷史著作截然不同，一般來說，絲路通史或以時間為經、路線為緯，或以路線為經、時間為緯；韓森竟摒棄了這兩種慣常的寫法，全書主體部分分為七個章節，分別寫了七個地點——樓蘭、庫車、吐魯番、撒馬爾干、長安、敦煌以及于田。這七個地點在地理上不能連貫為歷史上絲路雙線的任何一條。

韓森這樣推陳出新是有她的道理的——這是一部去魅之書，她想要打破籠罩在絲路上的種種充滿異國情調的美好神話。于是，她筆下的絲路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那個所謂的以貿易和商業連接了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在歷史上并不存在，而純粹是后人的想象。與那些承載了諸多珍寶、幾乎從歐亞大陸的西頭一直到東頭的長途貿易不同，在絲路上發生的，只是廣泛產生于幾個相鄰的點之間的小規模的短途貿易。

《絲綢之路新史》書影

所以，即使存在著一條“絲路”的話，它也從來都不是商業的，而只能是文化的，甚至在更大意義上是后人臆想出來的——無論韓森這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觀點正確與否，后世各持己見的歷史學家都會為此而爭破頭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