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灣是近代法國在華唯一租借地（1899—1945），地理范圍略小于今天的廣東省湛江市市轄區。租借地是中國近代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條約地區形式，1898—1899年，德、俄、英、法依次強占膠州灣、旅大、威海衛和香港新界、廣州灣為租借地。不同于殖民地、租界和通商口岸，租借地的特殊之處在于：一、開辟動因。法國租借廣州灣，軍事戰略是其主要考慮因素之一。租界并非軍事基地，而是外國僑民特殊的居留、貿易區域；二、地理位置。各租借地并不位于通商口岸，而是包含天然良港的濱海地區；三、占地面積。租借地的面積寬廣，廣州灣海陸租借面積共約2100平方公里；四、租借期限：租借地有明確的租借期限，法國要求租借廣州灣99年，租界則不涉及租借年限的規定。另外，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稅收制度等亦有差別。

1900年，法國政府頒令將廣州灣租借地置于法屬印度支那的管轄之下，時任印度支那總督保羅·杜美1月視察廣州灣時，提出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計劃。然而，在法國學者安托萬·瓦尼亞爾看來，這位“廣州灣之父”的殖民戰略因東亞局勢的變動已變得過時，不可能實現。而后來的印度支那總督和廣州灣總公使大多無意大力發展這處遠離法國本土和印度支那的中國領土，他們著重發展鴉片生意而輕實業投資，加上種種難題，使得他們在廣州灣一步步陷入困局。

很長時期以來，關于廣州灣租借地的研究很不充分。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早期抗法斗爭，加上與此相關的法文檔案主要保存在法國多地，中國學者也不易于進行研究，因此學界和民間對廣州灣歷史難有全面和完整的認識。近年來一些學者聚焦廣州灣，最新翻譯出版的安托萬·瓦尼亞爾《廣州灣租借地：法國在東亞的殖民困境》（郭麗娜、王欽峰譯，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12月）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

趁著安托萬·瓦尼亞爾（Antoine Vanniere）到參加首屆廣州灣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廣州灣歷史研究資訊團隊（吳子祺、何斯薇、錢源初、李宜珍）于12月13、14日在嶺南師范學院園府酒店采訪了這位法國學者。

為什么研究廣州灣

問：請介紹一下您的個人經歷。

答：我今年52歲，是一名歷史教師，CPGE教師（Classes Préparatoires aux Grandes Ecoles 法國高中畢業生為準備精英大學考試而就讀的預科班，學制2年）。這份工作要求必須有博士學歷，我每周工作12小時，主要是教授現代世界歷史，但跟我的研究沒有聯系。（笑）我現在和妻子住在馬賽，工作的學校Lycée Thiers在馬賽城中心，我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20歲，在柏林；二兒子今年17歲。

我當年也是通過CPGE考上索邦大學（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1985—1989年在校。畢業后按規定，我們有義務服一年兵役，或者從事教育事業兩年，因此我到了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法國使館學校教書（1989—1991）。

這段經歷可以說是我人生的轉折。我本來是研究阿根廷反抗西班牙的獨立革命，因為我懂西班牙語。然而，我在馬來西亞愛上了一位亞洲姑娘，之后對亞洲歷史很有興趣。1991年回國后，我在高中任教，但一直惦記著亞洲歷史。1995年，我決定我的未來職業應該是做歷史研究。

問：所以從那時起您就對廣州灣產生興趣，然后研究廣州灣歷史？

答：我找到了當時在巴黎第八大學任教的諾拉·王教授（Nora Wang），她是中法混血兒。在諾拉·王指導下，我在巴黎八大取得了研究碩士學位（MasterⅡ）。在此期間，我發現廣州灣可以作為我的博士題目，當諾拉·王1997年去了巴黎七大，我也隨之到巴黎七大讀博士。

我沒有獲得過獎學金或者政府資助，因為這意味著不能繼續我的工作。1993年我結婚了，我需要工作養活家庭，所以我一邊教書一邊讀博，用了7年才取得博士學位（通常是4年即可取得）。不過在博士的最后一年，我是全職做研究。2004年6月我的博士論文Le territoire à bail de Guangzhouwan通過答辯，我取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

問：一開始您是怎么做廣州灣研究的？我們知道，在您之前法國幾乎沒有學者專門研究廣州灣。

答：起初我一點也不了解廣州灣。那時我對于博士論文一點想法也沒有，不知道該以什么為研究課題，我去問諾拉·王教授，但是我不懂中文、越南文或者馬來文，這意味著從事亞洲歷史研究對我來說很困難，因此她向我介紹了一位越南史專家Charles Fourniau。Charles Fourniau建議我去研究廣州灣，他說他知道巴黎外交部有相關的外交檔案，普羅旺斯的埃克斯的海外檔案中心（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也有廣州灣檔案。讀碩士期間，我到這些機構查找檔案，發現有關廣州灣的資料比預想中多得多，已經足夠完成我的博士論文。

1997年，我們一家住在巴黎北郊的Saint Denis，幾年間常常坐火車去馬賽，再轉到埃克斯。盡管車票很貴，我還是每季度都去。當我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以后，我們一家認為巴黎太擁擠、生活成本太高、綠化環境不夠好，因此在1999年我們決定搬到馬賽，也是為了方便研究。我基本是一周花一天在檔案館，一般是星期二沒課的時候。那時我還沒有電腦，也沒有數碼相機，檔案館也不允許拍照，所以大概在2001年也就是我有電腦之前，我全憑手抄記錄檔案資料。最后我大概花了一年時間寫博士論文，手稿足足有八百多頁。

博士畢業后，我就面臨這樣的選擇：去大學，還是去中學？

巴黎七大希望我留下來任教，但我不想留在巴黎。另一方面，盡管他們認為我不懂亞洲語言，但仍有資格教授亞洲歷史，但我覺得自己還是不足以在大學做研究。

幸或不幸，當時有一位女士和我都被納入巴黎七大的考察人選，教授們分別支持我或她，因此有了爭論。這時，第三個女士反而取代我們獲得教職，這種情況在法國很普遍。（笑）于是我就去高中教書了。到了2009年，我開始教CPGE，直到現在。

問：博士畢業后，您繼續做廣州灣的研究嗎？

答：沒有，哈哈！2004年寫完論文后，我頗感挫敗，感覺空虛，就像婦女的“產后抑郁癥”。2004年到2009年，我在一所高中教書，之前忙于工作和研究，無暇顧及家庭，后來要對我們家人有所補償，多花時間陪陪他們。

問：博士論文通過答辯后，修改過嗎？

答：重寫了最后一章，修訂了若干錯誤和地圖。

問：翻譯過程是怎樣的？

答：因為我不懂中文，所以我完全信任郭麗娜教授的翻譯。我們還沒見過面，翻譯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困難，她給我發了很多郵件，我盡可能地回復解答。

問：2011年暑假，湛江師范學院（現更名為嶺南師范學院）的龍鳴教授和景東升博士去法國查找廣州灣資料，這是中國國內廣州灣研究的一件大事，他們是怎么聯系到您的？

答：他們是通過里昂的教授Christian Henriot（安克強）聯系到我的。安克強是一名法國的歷史學家，他在之前就已經和費教授有聯系。后來，費教授告訴龍鳴、景東升兩位可以通過安克強與我聯系，然后我和他們通過郵件聯系。我告訴他們我很歡迎他們來法國，因為終于可以見到來自中國的研究者（當然我之前已見過費成康先生，我們曾于2008年一起在馬賽和艾克斯考察兩天，他有很高的學識，是一位聰明的學者）。他們來到馬賽后，我充當導游帶他們去檔案館，他們很認真地拍攝了檔案資料。

法國在廣州灣的殖民困境

問：說到檔案資料，您可以簡單介紹法國館藏的廣州灣資料嗎？

答：我的著作已經有相關介紹。廣州灣的檔案資料大概收藏在①?？怂沟暮Ｍ鈾n案中心，這里的資料是最多的，已經分門別類整理。其中，主要有印度支那總督府和法國殖民部的資料，以及他們之間的書信公文等等。②南特的外交部檔案館。③巴黎的海軍部檔案和圖書館等。此外，在越南河內的第一國家歷史檔案館，法國人不知為何留下了一些檔案，這些檔案大部分和法國收藏的相同。但恰恰是那些看似相同的檔案，其中細微的差異值得我們關注。同樣在海外檔案中心，印度支那總督府和殖民部的檔案很多都是講同一件事，相互轉抄，但我們仍要注意這些檔案的差異之處。

問：我們在法國國家圖書館gallica網站可以看到一些文獻資料，比如廣州灣年度財政預算、每年提交給印度支那高級委員會的報告和印度支那年鑒等。

答：這些是容易讀的資料，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怂购Ｍ鈾n案中心都有收藏。廣州灣早期的材料很多是手寫的，難以辨讀。雖然后來的文檔大多是打印的，但有的油墨質量差，文字洇漫。而且，像印度支那年鑒這樣的資料是向公眾公開出版的，可想而知它只是告訴我們部分真相，或者是“被修改的真相”，而不是全部真相。官方文件不等于真實，我相信全世界都是一樣的。（笑）歷史材料不是地上大樹，而是地下礦藏。所以可以深挖一些信件之類的私人文獻，有些信件是廣州灣法國官員寫給印度支那官員的，這接近真相；而他寫給朋友的私人信件，或許可以透露更多的真相。像這份年鑒（1907年）上的總公使Gautret，他每周都寫信。

問：印度支那總督府是怎么挑選廣州灣總公使？我們看到四十多年里換了27任，為什么更換如此頻繁？

答：他們并不想來廣州灣，也不想留在廣州灣。對他們來說廣州灣沒有希望，而且也太小了，沒有足夠多的消遣去處。我認為印度支那政府選擇廣州灣總公使沒有固定的原則，有些是貶謫（relegation）來的。他們頻繁更換，導致政策和策略連貫性差。

問：我們也看到一些總公使離任后又回來，比如克勞泰默（1919.01—1922.03和1922.12—1923.04兩度出任廣州灣總公使），為什么？

答：也許他是深愛廣州灣，或者是跟印度支那總督達成某種交易，換取日后的升遷。

問：有種說法稱，保羅·杜美是廣州灣之父（1897—1902年任印度支那總督），但您不是認為是海軍博蒙特將軍首先在1895年“發現”廣州灣嗎？

答：他的確可被稱為廣州灣之父，他曾主導法國在遠東的殖民擴張，博蒙特不過是聽命于他的手下。保羅·杜美推動法國奪取廣州灣，推動海軍建立基地，增加對廣州灣的投入。他很有野心和侵略性，并且富有戰略遠見，在法國國內也很有權力。你知道，他后來當過法國總統。

當時，英國想打通香港和印度，跨越緬甸和華南打造一座“不列顛之橋”（British Bridge）。而法國卻認為四川有礦產很富裕，要從印度支那北上向云南和四川擴張，所以杜美推動修建滇越鐵路，侵占廣州灣作為一個支點。因此，英法兩國的戰略發生沖突，這種沖突也同時發生在1898年的蘇丹法紹達。研究廣州灣歷史也要關注西方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

問：為什么說保羅·杜美的廣州灣計劃是一場“實驗”，后來無法實現？

答：他希望法國在廣州灣統治中國人積累經驗，然后再侵占華南更多地方實行統治。然而，1900年的義和團危機后，清政府和西方國家一一簽訂條約，西方國家不再尋求瓜分中國，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這時，殖民地變得不再那么重要?？梢哉f，廣州灣不合時宜了（anachronistic）。

問：我們在您的書中發現一個有趣之處，就是強調廣州灣的鴉片專營制，您認為鴉片很重要嗎？

答：鴉片是法國在廣州灣的真正目的。從1914年起，廣州灣地方預算納入印度支那總預算，是附屬的一部分。廣州灣不像東京地區（Tonkin，北圻，今越南北部）可以保留年度財政盈余，廣州灣的財政盈余每年都要轉回印度支那總督府，鴉片專營權為廣州灣法當局帶來大量收入?？梢哉f，廣州灣鴉片專營權的收入是印度支那的“錢泵”（financial pump），年年為印度支那輸送金錢。

廣州灣官員沒有制定長期政策，他們只想著從中賺錢。所以盡管鴉片貿易受到國際譴責，他們仍然堅持放任廣州灣的鴉片生產和貿易。他們沒有為廣州灣長遠著想發展工業，也沒有振興農業和漁業。廣州灣對他們來說就像是一所中級旅館，只是在這睡覺。所謂文明使命，不過是腦中想，嘴上說，沒有實際行動。實際上，他們仍報以種族主義的態度。

問：您認為法國在廣州灣是失敗的，為什么這么說？怎樣才算成功？

答：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法國殖民者（尤其是時任印度支那總督保羅·杜美）一開始（1900—1902年）是雄心勃勃的，他們的計劃不切實際（通過廣州灣作為戰略支點，支撐法國向云南、四川擴張，連通印度支那半島），因此是不可能成功的。“成功”意味著殖民地人民獲得宗主國的語言、文化和經濟水平等，接收殖民者的權力，從而不再有種族高下之分。然而這對于殖民者來說是很愚蠢的，在殖民地是不可能實現的，一個闖進別人屋里的劫掠者是不會允許這發生的。所以我書中的結論說：沒有好的殖民地，沒有壞的殖民地，只有殖民地而已。因為殖民地天生（naturally）就是壞的。

問：法國當局從1911年起就想在廣州灣征收人頭稅，那么有沒有與人頭稅相關的法文資料呢？

答：有的，比如剛剛說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廣州灣年度財政預算。但要注意的是，它不能告訴我們全部的真相，但是這些財政預算資料是真實的，當局者如何收集到這些數據才是關鍵的問題。

問：1910年代法當局在廣州灣征收人頭稅的政策最終以失敗告終，為何在1936年再次試圖征收人頭稅？

答：我認為與1929年爆發的經濟大危機有關，法國經濟大蕭條，因此它試圖改變對殖民地的經濟政策以增加稅收。但是在翻譯時，人頭稅被誤解了，中國人認為這是按人頭征收的，但是法當局認為這是確認當地人的一個方法。

問：法國方面一直沒有在《廣州灣租界條約》上簽字，這個條約是不是無效的？

答：是無效的。中國皇帝已經簽字了，法國方面沒有簽字，但是簽與不簽沒什么不同，事后或許可以說這個條約是不合法的，但是實際上法國仍然統治著廣州灣。

問：你怎么看待廣州灣文化？有人認為這是中法交匯的文化。

答：我認為這是一種分離的文化，“分離/區分”（separated）在昔日法蘭西帝國中很常見。在廣州灣，混合的（mixed）城市中，法國人和中國人住在不同的區域。即使在赤坎和白雅特城，他們也是相互無視，彼此沒有聯系。

（感謝嶺南師范學院嶺南文化研究院王欽峰院長、陳國威博士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