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1日，環保部發布了《中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報告（2016）》，我國噪聲污染問題已經相對普遍，1/4的城市基本是“睡”在噪音里。噪音的研究依然是文化研究學界、地理學界、歷史學界的重要話題。早期西方學者的研究范式多是把噪音當作對專制政權的反抗——對噪音的監控就是對底層的政治壓迫。后又有學者超越了噪音研究的階級范式，主要探索個性與主體性在噪音反應過程中發揮的功能。其后的研究中，各種為人所厭的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均可被納入其中，噪音在此種范式中是被排斥的，它體現出公眾對政治權力宣傳的恐懼，對商業活動日常化、常態化的厭倦。而在中國，因抗戰和國共內戰讓生產活動陷于停頓，解放后的人們一度把“噪聲當作國民經濟復蘇的標志而加以歌頌”。繼《廣場舞和搖滾樂哪一個是噪音？》、《我們是被惱人的鄰居剝奪了享受安靜的權利嗎？》和《我們自愿被技術所操縱，以噪音對抗噪音》的文章之后，今天推出的是“交通”問題。可以說，相比起廣場舞噪音、鄰里噪音、家用電器噪音，城市居民抱怨最多的是交通噪音，學界對各類交通噪音的污染與研究也是不勝枚舉。因為交通噪音具有一種無休無止、無時不刻、反復發生的特征，對都市居民構成了最具持久性和殺傷力的困擾，在筆者看來，這是噪音的本質屬性，也是其頑固性所在。據世衛組織2011年的估計，交通噪聲使西歐每年失去約一百萬健康生命年，表現為心血管疾病、認知損害，以及由睡眠障礙、耳鳴和煩惱引起的壓力等相關疾病。致力于研究維也納噪音歷史的奧地利學者彼得·帕耶（Peter Payer）發現，在19世紀末，交通噪音就被當時的歐洲人稱為“這個時代最殘忍的暴君”。

震耳欲聾的城市

“像睡在馬路上?！蓖跸?，北京北五環西北旺附近一優質小區的住戶，因無法忍受房間內的噪音，已在衛生間里斷斷續續睡了幾個月，2007年剛入住的王霞指著臥室窗外的永豐路說：“我都想用地雷把路炸掉，讓車輛不能通行。”每逢晚10點后，永豐路上的大卡車、工程車，呼嘯而過。噪音問題成了這個家庭的主要問題?！盀榇宋覀兘洺３臣?，我們也不敢要孩子，這聲音孩子能受得了嘛?！蓖醯恼煞蚶钪久髡f道。（《噪聲兇猛》，《南方周末》2008-05-15）

自從19世紀末汽車問世以來，擁有一輛小汽車成為很多人的生活理想。可是對這位被迫居住在衛生間的女性來說，現代交通工具的便利性、速度感及其對時空關系的轉變，都沒有一夜安眠更有吸引力。《中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報告（2016）》顯示，夜間有1/4的城市聲環境質量不達標，或許證明這位女性的痛苦依然延續在很多人身上。

但自從各種現代交通工具問世，城市就再也沒有了真正的安靜時刻。叔本華最討厭的是車夫鞭打馬的聲音，這是因為他那個時代最主要的市內交通方式就是各種馬車（幸虧他卒于1860年）。其實，叔本華不是唯一的抱怨者，對很多人來說，金屬制的馬掌踩在卵石路上的聲音、馬具碰撞的聲音、車輪碾壓在路面上的聲音、車廂嘎吱嘎吱響的聲音都不是令人愉悅的。不過馬車與工業革命沒有太大關系，它屬于前蒸汽時代，所以其噪音特質只是在于重復、單調。19世紀80年代，城市中出現了有軌電車，它一度是現代大都市極具標志性的交通工具，從早到晚不停地為市民提供服務，因此不斷地發出提示鈴聲，與地面的摩擦聲，及其他各種相關的聲音。盡管它在很多電影和文學作品（如《日瓦戈醫生》）中留下了有情人浪漫邂逅的故事，但其“幽咽般的咆哮”和“地獄般的噪音”卻是廣受抱怨的。 再后來，有軌電車逐漸消失，燃油、燃氣公交大行其道。隨之，人工及電子報站聲、汽車運行等成為新的噪音源。

還有小汽車的鳴笛、駛過路面的聲音，自行車的鈴聲，等等，那些交通繁忙的主干線往往可以用“震耳欲聾”來形容。對路人或者居民來說，這都是頗具冒犯性、干擾性的，現代人的感官因交通工具的演進受到了更多的刺激。不過19世紀的城市肯定要比今日安靜得多，所以采用蒸汽技術的鐵路發出的聲音才會格外凸出、震耳。文學作品中既有如惠特曼，將鐵路贊為“喉音尖亮的美人”，在他筆下，那巨大的鳴笛聲“像地震那樣發出隆隆回響，驚醒著眾人……直上毫無拘束的自由天空，歡樂而健壯”；也有如狄更斯那般，在《董貝父子》、《美國手記》等作品中對鐵路進行惡魔化描寫，它們很大、很丑、很吵，經常被比喻為瘋狂的巨龍和饑渴的魔鬼。

實際上，對火車及其聲音的這種雙面化文學敘事乃至對噪音的態度恰恰體現了人們對現代性的矛盾心理。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些由于交通工具而產生的噪音正是經濟與技術進步的副產品，它象征著權力、力量、現代性與城市生活，這在當時也是得到很多人肯定的。以維也納為例，繼1873年舉辦世界博覽會之后，它很快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人口僅次于倫敦、巴黎與倫敦。相應的，這個城市的聲音景觀就要適應其作為大都市的形象，有人甚至說“從圣史蒂芬大教堂的講壇聽得到各種呼嘯聲，恰恰顯示出一個大都會的忙碌與喧囂”，環城大道上那些“喧囂、鳴響、咆哮的發動機”代表了這個城市的未來，它們讓人第一次看到維也納具備了國際化大都會的風采。事實上，對迷戀現代化的人來說，噪音的確具有不可思議的魅力：

“坦白地說，像我們這樣的都市人離了街道噪音都不適應。白天，它刺激我們的大腦；夜晚，則成了安眠的搖籃曲。噪音構成了周圍環境的一部分，我們對它已經非常習慣。即使我們受到圖文并茂的旅行手冊的誘惑，跑到靜謐的山區與森林，這種聲音仍然回旋在耳畔。它就像一種表達留戀的甜蜜鈴聲，讓人思歸，勸我們趕緊回城。我們也很愿意承認：一回到城市，聽到噪音就像見到了老朋友?！保‥dmund Wengraf《噪音的權利》，1911）

但同時也有更多的人早已深為噪音所困。1879年，奧地利的一位旅行家抱怨，“自從有了人類，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我們這樣制造了這么多、這么恐怖的噪音”。19世紀末，奧地利衛生部門已經將噪音視為一個特殊問題，將各種工業、商業噪音被列為“衛生弊病”（sanitary evils）。原先關注街道衛生的奧地利健康委員會轉而開始關注震耳欲聾的街頭噪音，認為噪音已經達到路人與居民的承受極限。20世紀初，美國城市居民也開始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空前吵鬧的時代”。因此用立法手段限制噪音的嘗試在美國也出現了，這在艾米麗·湯普森（Emily Thompson，1962-）的《現代性的聲音景觀：美國的建筑聲學與聽覺文化，1900-1933》一書中有比較詳細的歷史回顧，這就證明噪音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進入政府治理的范疇，它在更廣闊的資本主義范圍內成為一個公共話題，而不再糾結于知識分子個體的生理或心理敏感度。

反噪音運動

與之同時，一些飽受噪音之痛的知識分子發起了反噪音運動。1900年左右，英國就出現了反噪音協會，主要由學術界人士提倡。來自德國的西奧多·萊辛在倫敦親身感受了英國紳士的安靜舉止及他們為抗拒噪聲而采取的措施，在其感召下，他出版了著作《噪音：反對我們生活中的聲音》（1908），并在漢諾威成立了德國第一家反噪音協會（Antila?rmverein），后來又拓展至柏林、慕尼黑、法蘭克福、漢堡、維也納等地，得到了包括醫生、律師、作家、藝術家、建筑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在內的支持。該協會還創辦了一份期刊，為那些飽受噪音之苦的人們提供法律建議，并為其提供平臺，供其發泄牢騷與怨憤。

萊辛對噪音的批判是在都市人口過多、工業污染的背景下進行的。他認為，都市與工業之發展所付出的代價要遠大于人們所收獲的物質福利，噪音只是城市非人化、生活質量下降的眾多表現之一。受叔本華、尼采的文化悲觀主義之影響，他批判現代文明的系統化、理性化，認為城市喧囂即是對這種系統化、理性化的反映，而這正是歐洲文明乃至資本主義的危機之所在。在其著作《歐洲與亞洲》（Europa und Asien，1918）中，他認為這兩個地區在處理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方面有巨大的差異，歐洲人不負責任地制造噪音，因為他們秉持自我中心的利己主義，所以每個人都有“scream”的沖動；亞洲人則謙恭地保持安靜，將沉默視為自律與智慧的標志，因為他們的生活是公有化的。在萊辛看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斗爭，以及為了謀取個人或國家權力而污染環境，這兩方面共同損害了歐洲社會的進步。而亞洲人技術上的落后卻因為他們能夠與他人、自然和諧共處而得以彌補。所以，萊辛通過反噪音運動進一步得出了反資本主義、傾社會主義的結論。

與此同時，萊辛也將這場針對噪音的行動稱為“知識分子的法則與日常生活庸俗化之間的戰爭”，現代人需要噪音作為一種麻醉品，來驅逐個體存在的空虛感，但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定會憎惡如今這種缺乏規范的喧囂的生活，并為自己的安靜權而據理力爭，因為“文化就是一種面向安靜的文化”。因此，在萊辛的視野中，知識分子的噪音之痛顯然更值得關注。他哀嘆，如果叔本華、瓦格納、卡萊爾生活的時代再晚一些，遇到電車、蒸汽機、汽車、電話等更晚近的技術產品，他們會抱怨得更多，內心會更痛苦。

從這場反噪音運動的參與者來看，中產階級是核心與領導。他們大都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也多集中居住于城市中的安靜地帶，其中作家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對噪音更是超級敏感，他工作時家人必須遵守嚴格的安靜規定。但是，萊辛的反噪音運動中幾乎聽不到工人階級的聲音，這并不是說工廠噪音不大，恰恰相反，工廠里的機械噪音、環境污染相當嚴重（如蓋斯凱爾夫人所著之《南方與北方》所呈現），不過工人在日復一日的緊張勞動中對噪音已經麻木不覺，或者說無暇顧及；另一方面，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在現實生活中是相對隔離的，在前者的想象中，后者的生活只能是粗糙的、未加節制的、動物般的（自然主義的小說有助于增強這種印象），所以后者對噪音的看法或許并不重要。

于是，噪音就具有了兩種相反的文化內涵：一種是將其等同于現代性、進步、力量、都市生活的標志，另一種則認為噪音代表了文化的衰退與西方人素質的降低。西奧多·萊辛及其支持者認為，現代人應該將安靜作為首要的義務，并且建構起一套以安靜為中心的認知觀念，但反對者如馬克斯·諾爾道（Max Nordau，1849-1923）則認為，現代工業城市居民最終都能適應都市的喧囂，那些不能適應的就是病理性的“墮落，歇斯底里，神經衰弱”，人們應該勇敢地去嘗試，這樣才能習慣噪音。兩方代表互相反駁，各持己見。而萊辛因為將噪音問題提升到對現代文明和資本主義進行全面否定的高度，其哲學與實踐并沒有在正積極鼓勵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德國得到回應；他的期刊也因“哲學味道太濃，文風令人費解”而難以吸引大眾，更不要說鼓動他們去參與反噪音行動。1911年，萊辛退出反噪音協會；1914年，該協會亦因缺乏資金、成員數量有限，宣告停止活動。

20世紀20年代，人們終于寄希望于專業的聲學家來消除城市環境中那些不想被聽到的聲音，與之相伴的是建筑聲學學科的興起、聲學材料產業的崛起，一系列致力于隔音、吸音的建筑技術、材料由此得以研發并推廣。人們希望能讓內部空間徹底絕緣于外部噪音，以應對交通、鄰居、建筑等噪音源的愈發多樣化與密集化，雷蒙德·謝弗將這種現實窘境描述為“內部空間和外部空間的聽覺視覺分裂”。應該說，這種界定是非常精辟的，只是在《被玻璃所阻隔的“聲音景觀”》一文中，他對玻璃的隔聲效果似乎有些過于樂觀。

回到當代社會，當城市空間越來越與經濟價值關聯在一起的時候，交通噪音愈發成為城市中每個受害者的夢魘，再也不可能消除。寸土寸金的巨大經濟利潤驅動著開發商將住宅建得越來越靠近交通干線，比如北京北三環的雙安地區，這里是公交車、汽車、購物中心等眾多噪音源疊加之地，根據《北京北三環雙安地區交通噪聲研究》所提供的數據，至少應該距離60米以上才能保證居民受噪聲的影響在國家標準之內。然而有些居民樓距環路不過10~15米，其室內噪音之大可想而知。對都市人來講，或許最大的生存悲劇在于，如傳統鄉村那般安靜的居住空間被永久掠奪，只是為了能安靜入眠，竟然會出現睡在衛生間這樣的現代奇聞；更可悲的是，有些人甚至從未體驗過那種田園生活的寧靜。

“夜晚，對居住在馬路周圍的人來說更是一場災難。由于中國城市為緩解交通壓力實行貨車夜間行駛制度，該制度大大增加了夜間車流量：一般重型卡車噪聲高達90分貝，加上司機夜間按喇叭，幾乎成為公路夜間噪聲超標的主要原因。上述上海聲學學會的報告說，上海夜間噪聲超標路段占總干線的80%以上。” （《噪聲兇猛》）

鐵路、飛機的噪音更要大得多，往往超過100分貝。不過，如果說高鐵噪音污染的解決辦法是安裝隔音板、隔音屏，那飛機帶來的噪音可就無“屏”可裝了：

同樣是在北京，朝陽新城社區上空，在2006年突然出現了頻繁來往首都機場的客機，從此處在航道下的2000多戶居民陷入了不堪其擾的轟鳴。在上海，一個在虹橋機場旁邊飽受噪音之苦的居民感嘆說，“難道只能把窗子都堵上？”

這種大型交通機器的噪音是不可預料的（事先并未征求居民意見）、不可消除的（再好的隔音玻璃也難擋飛機低空噪音）、不易更改的（飛機線路一旦形成，輕易不會改變），也很難對其進行監控（沒法對污染源采取禁止性措施）。已經有研究表明，飛機噪音會影響人類與動物的繁殖能力。

由此，交通噪聲從外部強制性介入家庭，使其轉為無法安眠的危險之地。只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是遠遠不夠的，現代人更需要的是“一間安靜的自己的屋子”。不過，在中國，似乎從沒有出現過所謂的反噪音協會，沒有曾經在德、美、奧等地涌現的反噪音志士，更不會像萊辛那樣經由噪音問題而上升到對現代文明和資本主義進行全面否定的高度。這個社會似乎已經完全認同了噪音的存在：那種認為噪音代表了文化衰退與西方人素質降低的質疑之聲似乎很難登陸中國本土；與此相應，那種曾經將噪音認同為“現代性、進步、力量、都市生活的標志”的言論也已漸漸消失。與其說人們更多地認識到了噪音的危害，不如說，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對噪音的態度趨于“消極化”，這種“消極化”主要體現為一種主張適應、順從的犬儒主義處世哲學：去適應噪音，而不要讓噪音適應你；不適應噪音，說明此人不集中精力，不夠專心，過度敏感。人們對噪音不適應者的規勸無出此類。正如作家馬克斯·諾爾道（Max Nordau，1849-1923）曾言，現代工業城市的居民最終都應適應都市的喧囂，人們需要勇敢地去嘗試，才能習慣噪音；對那些不能適應的，他嗤之以鼻，認為他們患上了一種病理性的“墮落，歇斯底里，神經衰弱”。從筆者在現實生活中的經驗而言，這種對噪音不適應者的鄙視態度依然延續至今。

作為普通人，我們應該回應百余年前的萊辛，呼喚公眾與新媒體運營商建構起“一套以安靜為中心的認知觀念”，將各種擾人的噪音盡量消滅，還是應該像諾爾道所指出的，去強迫自己適應噪音，將無處不在的各種社會生活噪音、新媒體噪音作為一種生存常態？而對一個寫作者而言，是像卡夫卡那樣，期待自己最理想的寫作地點當是“在一個大的被隔離的地窖的最里面”，隔絕任何鄰里噪音、交通噪音，還是將其實并不安靜的咖啡館作為創作室，在咖啡館的背景音樂、周圍人群的閑聊中天馬行空？顯然，那種絕對的安靜即使在19世紀也已成幻想；在技術與媒體快速演進的今日，它作為一種傳統哲學的化身，也不會再得到太多回應。

緊張不安的承受能力

“我們變得緊張不安……現代人必須知道上千件事，并且腦子里要同時想著這么多事情，把他身邊看到的上千種感官印象都一起吸收。要是他做不到，他就還達不到他這個年齡應該達到的承受能力，那他就會被他人甩在后面，直到最后才勉勉強強過關——要是他還能堅持得下來?！?/em>

這種緊張不安似乎發生在我們走過十字路口時，如今，我們的耳朵需要同時接收更多種聲音。從某種積極樂觀的意義而言，這種在眾多感官印象同時沖擊下的“堅持”即意味著人們從未放棄對噪音的控制，人們一直努力培養、磨練自己應對噪音的能力。而且，對現代人來說，房子、家電還有交通工具，都可以成為以噪抗噪的工具。由此，噪音既是毀害生命的殺手，它要控制、剝奪乃至斷絕、根除人的主體性；又因其依附于各種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物質，比如住宅、家用電器、交通工具等，而成為現代社會無法擺脫的悖論。甚或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噪音的興盛恰恰隱喻現代社會在物質與技術上的蓬勃發展。

正是在現代性、進步等話語與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噪音無窮無盡，而以噪抗噪亦成為一個需要不斷修煉、精進的過程。不過，丹尼爾·列托（Daniel Nettle）在《幸福：微笑中的科學》（Happiness: the Science behind Your Smile，2005）中說，有一件妨礙增進你幸福感的事情不能做，那就是習慣接受讓人不舒服的噪音。他認為，隨著時間推移，這個噪音的存在很可能會讓你越來越不幸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逃向哪里才能獲得寧靜與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