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趙冬梅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學作了題為《司馬光與他的時代》的講演。趙冬梅透過司馬光這一個體，來描述他所處的時代，以此呈現出了司馬光時代豐富多彩的政治社會面貌。

司馬光的三張面孔

對于公眾而言，司馬光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我們從小就從課本上知道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他也是《資治通鑒》的作者，同時還是王安石的對手，是改革派的對立面。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我們常把王安石變法與“改革”畫上了等號，又把“改革”與“進步”畫上了等號，反對王安石變法就等于反對改革、反對進步，就是保守的、落后的。這就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中所看到的負面的司馬光的形象。但是趙冬梅認為，這種認識很不完全，并且是把歷史人物從他所處的時代中抽離出來，用一種臉譜化的認識方式去塑造了司馬光的形象。這種認識方式其實是背離了歷史的真實。

那么，司馬光究竟是一個怎么樣的人呢？首先，司馬光是司馬家的孝子。司馬光是高官司馬池的小兒子，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司馬光并不是一個聰明的人，但學習很勤奮努力。他20歲時中進士第六名，同年與張氏結為夫婦。但是高中后的司馬光，一直在父親身邊工作。在司馬光仕途的初期，他一直是在父親的羽翼之下成長的。在“家國天下”時代的社會倫理中，這種狀況在當時被認為是孝子的典范，值得鼓勵和稱贊。后來母親和父親先后過世，司馬光共為父母守孝了四年半的時間。

司馬光的第二個形象是宰相龐籍的好學生。龐籍與司馬光的關系類似于父子因緣。龐籍是司馬池的同僚，龐籍的大兒子常和司馬光在一起學習。在司馬池和龐籍的長子過世后，司馬光一直追隨著龐籍，龐籍也視司馬光如己出。司馬光是龐籍的秘書和助手，而龐籍也用他的政治生命來哺育司馬光。

司馬光的第三個形象是宋朝最出色的諫官之一。宋朝設有御史臺官和諫官，二者合稱為“臺諫官”，主要職責是對朝政和皇帝提出批評。特別是諫官，除了提意見之外沒有其他具體的職任。司馬光在諫院五載，平均每個月上奏3—4道諫書，上起皇帝、下至百官都是他批評的對象。與包拯那種耿直的諫議不同，司馬光的諫議柔中帶剛。他堅持明確的是非觀，但卻盡量使用對方能接納的方式進行批評。這種溫和而堅定的態度，既來自于他自身的性格，也得益于他之前所受的良好教育。

司馬光為什么不適合做宰相？

在趙冬梅看來，司馬光的生命特質就是一個“誠”字。有趣的是，我們所熟知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司馬光本人從未提起過。司馬光在書信中，只是提到了自己小時候不誠實的故事。有一次，司馬光和他姐姐一塊剝青核桃的皮。青核桃的皮很難剝，兩個人都沒有剝下來，于是姐姐放棄離開了。一個仆人幫助司馬光，用開水燙青核桃，把皮剝了下來。然后仆人就離開了。這時候，司馬池就走過來問司馬光：核桃皮是誰剝的？司馬光回答說：是我剝的。司馬池當即呵斥了他，告訴他小孩子不能撒謊——因為司馬池在一旁目睹了剛才發生的一切。司馬光說，自此之后他再也不說謊。又有一次，司馬光的學生即將赴任，前來向他告別，請求司馬光賜給他一個座右銘，司馬光給出的就是“誠”。學生又問該怎么做，司馬光回答說：從不撒謊開始。

在思想主張方面，司馬光是一個非常主張秩序的人。司馬光理想中的秩序是什么？在朝堂之上，他主張多種意見并存，互相討論，“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是非”。擁有最高裁決權的皇帝所做出的決定，是經過互相撞擊之后的最為符合朝廷根本利益的決定。在整個國家秩序中，他主張朝廷要尊重百姓的生活，有著“尊民”的思想和實踐。司馬光年輕時曾代理縣長，為了求雨給雨神寫了一封報告，報告中說：“民實神主，神實民休。百姓不粒，誰供神役？”司馬光認為，百姓是神靈的主人，如果百姓不能豐衣足食，也就無法給神靈祭祀。在司馬光看來，“民實神主，神實民休”表達的不僅是百姓與神靈之間的關系，也是百姓與人君、朝廷、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司馬光的理想秩序中，皇帝不能為所欲為，百姓的生活也應當得到尊重。

然而，人無完人。作為一個政治家，司馬光也有著一定的缺陷。第一，司馬光缺乏獨擋一面的實際工作歷練。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被保護得太好，成長得過于順利。作為一個政治家，司馬光如果要做宰相的話，是非常不合適的。第二，司馬光具有“道德潔癖”，他是一個“孤臣”。所謂“道德潔癖”，就是說司馬光不僅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而且對于別人也有著非常高的道德要求。現實世界具有復雜性，在“黑”與“白”之間總是存在著“灰色地帶”。對“灰色地帶”的認知程度，代表著一個人的成熟程度。趙冬梅表示，如果一個人在認識了“灰色地帶”后，仍然能夠保持操守、堅守原則，同時又能回環妥協，那么這個人在為人處世方面就是一個成熟的人。但是，司馬光對“灰色地帶”的認知遠遠不夠。

司馬光跟隨龐籍在山西前線的時候，發生了一起“屈野河西地事件”。按照宋與西夏之間的劃界協議，屈野河西地本歸宋朝所有。但是這塊面積很大的土地上沒有居民，宋朝如果想要守住這塊地，就必須時常派軍隊過河去巡邏，容易與西夏發生武裝沖突。地方官懶政，不想招惹麻煩，于是不再派遣軍隊過河巡邏。黨項貴族沒藏訛龐趁機派人耕種屈野河西地。時間一長，這塊地就將會成為西夏實際控制的勢力范圍。龐籍到任后，決定把這塊地收復回來。但是，宋朝方面非常重視來之不易的和平，龐籍想要收復土地，必須保證不和西夏發生武裝沖突。于是龐籍派司馬光前往該地視察，司馬光和當地的守將制定了收復計劃。但是，正當司馬光回到太原、龐籍的批示還沒有發出之時，宋朝守將與西夏士兵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宋朝損兵折將。宋朝中央政府派出調查組調查此事。最終，上至龐籍、下至屈野河西地的守將，都受到了處分，龐籍的政治生涯從此結束。但是，在所有官員中，只有司馬光一個人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被調往中央升了官。原來，龐籍把司馬光與屈野河西地事件有關的所有文件隱藏了起來，并且在調查組到達前就把司馬光調往外地。在這起偶然事件中，司馬光并沒有什么責任，但是如果沒有龐籍的“保護”，司馬光必然被卷入其中，遭到處分，甚至可能斷送他的政治生涯。

那么，司馬光本人是如何看待這起事件的呢？當司馬光被調往中央以后，他三次上奏朝廷說明事件的真相，要求將自己治罪，但都沒有結果。在這起事件發生后的半年里，司馬光始終處在寢食難安、非常低落的狀態，并且和他在山西的所有同僚、朋友斷絕了來往。因為他覺得是自己對不起別人，沒有臉面再跟他們交往。一年半以后，司馬光在給被流放在外的官員的回信中，傾訴了自己的委屈，認為自己被調往中央是“不義”的行為。在司馬光的觀念中，任何對于道德原則的違背，都是不能夠被接受的。但是，即便是最有原則的政治，也必須容忍“灰色地帶”的存在。作為一個政治家，司馬光是不成熟的，他至死也沒有完成向成熟的蛻變。

時代塑造英雄？還是英雄造就時代？

司馬光所處的宋朝，被不少學者認為是華夏文明的頂峰。宋詩、宋詞、宋畫，都是宋朝高雅文化的代表。由于雕版印刷術的大量使用，宋朝也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

科舉制雖然創立于隋朝，且在唐朝不斷發展，但唐五代科舉錄取的人數很少。到了宋朝，科舉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技術的改進方面，宋朝發明了糊名、彌封、謄錄等方法；在制度的設計方面，不論家世背景，都是公平考試、擇優錄取，而錄取的人數也大大增加。趙冬梅認為，宋朝之前的社會，是家族決定個人；從宋朝開始，個人開始決定家族的命運。一個家族只有不斷地取得科舉的成功，才能維系家族的社會地位。科舉制的完備造就了社會的流動，司馬光也是這種社會流動的受益者。可以說，科舉制實現了宋朝的“中國夢”。

與科舉制相關的另一重要制度是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科舉尤其是進士科，是宋朝選拔官員最主要的途徑，90%以上的宰相都是進士出身。在科舉制影響下的士大夫政治，在范仲淹主政時期達到了巔峰狀態。主要表現為政治風氣寬容，大部分官員有理想、有操守，同時能夠自我調整、自我糾偏。范仲淹表彰寇凖，稱贊他是“大忠”。“大忠”就是愛國，關心江山社稷的長久利益；與此相對的是“小忠”，“小忠”就是愛皇帝，滿足皇帝合理或是不合理的需求。宋朝最優秀的官員具備“大忠”的精神，他們信奉的是：“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有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臺諫官負責匡正得失，批評力度非常之大，而臺諫官制度的形成，又得益于宋朝寬容的政治風氣。不殺大臣、不殺言事官，則是宋朝寬容政治風氣得以形成的重要保障。司馬光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中成長起來的。

司馬光一生經歷四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仁宗與英宗是一對在內心深處抵死不愿相認的“非親父子”。仁宗就是“貍貓換太子”故事中被換掉的太子。仁宗一出生就被抱走，被劉皇后認為養子。仁宗沒有繼承人，不得已在晚年時才立幼年在宮中長大的趙曙為皇子。英宗趙曙上臺后，始終不肯承認仁宗是他的“父親”，與養母曹太后的關系也非常緊張。因為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宋朝官員出現了分裂。宰相主張稱“皇考”，臺諫官員則主張稱“皇伯”。“濮議”等事件導致英宗在位的四年非常混亂。英宗非仁宗的親生子，而與英宗具有同等繼承權的宗室又不在少數，這就導致朝廷官員開始懷疑：選擇英宗繼承皇位是否正確？英宗的兒子神宗上臺后，承擔起了證明本支血統高貴的光榮責任。神宗想要做一個偉大的皇帝，他20歲即位，正是想要大有作為而且可有所為的時候。但是，由于幾年內仁宗、英宗先后去世，兩場國葬花費甚侈，加上長期的冗官冗兵，致使神宗上臺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財政困難。正在此時，王安石出現了。王安石認為國家的問題不是沒有錢，而是“理財不得法”。于是君臣二人，一個不斷地開疆拓土，另一個則大刀闊斧地主持改革。變法雖然達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但卻導致了國富民窮。同時，變法導致了宋朝官僚風氣的敗壞，破壞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士大夫政治元氣大傷，開始出現分裂。司馬光認為，從此前一千多年的歷史來看，戰亂時間長而和平時間短，而“本朝百年無事”，有一些制度和方法值得珍視而不能輕易變革。司馬光對王安石最為激烈的批評，主要就是官僚風氣的問題。在此之前，宋朝優秀的官僚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心中有是非判斷的原則。但是，神宗和王安石都信奉法家的思想，為了效率可以犧牲其他。而只有采取高壓政策，讓官員“乖乖聽話”，才能建立起高效的運作機制。神宗的后十年可以稱為“后王安石時代”，他基本上執行了王安石的政策，皇帝個人的權力更加集中，大部分官員只是唯皇帝之命是從。

神宗過世之后，司馬光眾望所歸地回到東京（今河南開封），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信任。但是，他面臨的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無論是在政策調整，還是人事變動，亦或是政治風氣修復方面，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但司馬光并不具備這些能力。在司馬光生命的最后18個月中，他抱著病弱之軀，想要報效國家，但身體狀況卻不允許，個人能力也不夠。經過神宗的統治，朝廷中的大部分官僚都是王安石的學生或者用王安石思想培育出來的官員。司馬光的政策調整如果不當，就會引發官僚群體思想上的動蕩。此時的改革，需要執政者擁有非常大的決斷力和非常高的組織力。司馬光作為臺諫官，給別人提意見，堅持原則，他是最優秀的；但作為宰相，他并不合適。時代需要一位老道而有經驗、堅定而有理想，同時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但是司馬光并不是時代所需要的人。司馬光做不到，后來的人如范純仁等也做不到。神宗之后，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以及寬容政治風氣的時代，終于無可奈何地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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