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遜：哲學死了，阿蘭·巴丟卻還做著他的哲學家

杰姆遜

法國哲學家阿蘭·巴丟在2005年寫道：

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現了一個堪與古典時期的希臘哲學和啟蒙時期的德國哲學相提并論的法國哲學時刻（moment）。1943年，薩特完成了奠基之作《存在與虛無》，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德勒茲最后的作品《什么是哲學？》問世。法國哲學階段（moment）在他們二人之間展開，歷經巴什拉、梅洛-龐蒂、列維-斯特勞斯、阿爾都塞、福柯、德里達、拉康，當然也包括薩特和德勒茲……如果存在這一法國哲學階段的話，我的身份（position）或許就是其最后的代表。

巴丟

杰姆遜在其發表于今年最后一期《新左評論》的《巴丟和法國傳統》（Badiou and the French Tradition）的開頭引用了這段話。然后說：“查拉圖斯特拉曾遇到一個年邁的隱士，這個隱士完全與世隔絕，所以他還沒聽到這個消息：上帝死了。”杰姆遜沒有說巴丟同樣與世隔絕，但二十世紀確實存在一個類似的情景，即哲學死了——在后現代性中，不同領域的分化被取消（dedifferentiation），哲學淪落到了理論、觀點、意識形態的層面，而巴丟卻總是拒絕如是關于歷史情景的解讀，聲稱他自己的作品在哲學傳統中占據著核心位置。

當然，巴丟還干很多別的事情。前哲學家們如今會用這些事情來自娛自樂：文化批判、歷史評論、博客、專欄、采訪、模擬論戰……巴丟還人為地復興了一些早已死去的哲學文類如倫理學或美學，并寫有大量劇本、詩歌，以及各式各樣的公告聲明。與此同時，他孜孜不倦地寫作著哲學著作，盡管這些著作里混入了各種數學參數和公式，但這并沒有對其聲譽構成損害。

巴丟的《存在與事件》（Being and Event）出版于1988年。杰姆遜說，這是第一部后政治的（post-political）哲學文本。它產生于晚期資本主義的“歷史的終結”，產生于里根-撒切爾開創的、超越冷戰意識形態斗爭的金融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這尤其體現在這本書標題里的“事件”一詞。杰姆遜的文章接下來討論了巴丟的若干哲學主題：存在與虛無、情景、包含與歸屬（inclusion and belonging）、能動（agency）與事件、真理程序。

在文章末尾，杰姆遜總結道：不論是海德格爾、阿爾都塞、德里達還是德勒茲，他們的工作都是對傳統的理論批判，而巴丟與這些人非常不同，他的工作是大規模的對傳統的重新發明。因此，杰姆遜認為，應該指出巴丟忽略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構成了他著作的局限，抑或是它們試圖逃避的。在杰姆遜看來，這包括了：他者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維度（包括商品的結構以及勞動與生產的辯證法）、意識形態分析的遺產、全球化時代的階級斗爭的性質，以及最后，毛澤東思想的含義：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杰姆遜最后說，雖然巴丟對當代的情景有著非常悲觀的判斷，但他對行動和生產的強調，對忠誠（作為關于政治實踐的事件的復活）的堅持，仍舊激勵著我們。

喬姆斯基：亞當·斯密說“看不見的手”的時候，是在批判全球化

喬姆斯基

巴丟今年79歲，杰姆遜82歲，比他們更年長的88歲的喬姆斯基，最近又接受了一次訪談（Socialism in an Age of Reaction），發表于《雅各賓》網站。

喬姆斯基首先談到了桑德斯和社會主義的關系。他說，社會主義曾經的意義是：由生產者控制生產，廢除雇傭勞動，將所有生活領域民主化（生產、貿易、教育、媒體），由共同體來控制共同體……就此而言，伯尼·桑德斯所謂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換言之，艾森豪威爾將軍并不會對桑德斯的政策感到驚訝。而如今，桑德斯的出現被視為一場政治革命，可見這三十年來，政治光譜已經右轉到了何種地步。

在回應自私和競爭是人性，從而有利于資本主義時，喬姆斯基說：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十分短暫的一個階段。我們并非真的有過資本主義，我們有的只是這種或那種國家資本主義的變體。因為資本主義是自毀性的，所以商業階級總是要求強大的國家介入，以保護社會不受市場力量的侵害。資本主義并沒有告訴我們什么是人性，如果觀察一下人類社會，我們能找到自私，也能找到利他和同情。

喬姆斯基接著舉了被后人視為資本主義圣人的亞當·斯密的例子。斯密認為人的主要本能是同情，只要我們回顧一下他對“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的說法的使用就不難發現這點。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這個說法只出現過兩次。一次出現在《國富論》，而其上下文恰恰是對新自由主義式的全球化的批判。斯密說，英國的商人往海外投資并從海外進口，他們自己可能從中獲益，但這對英格蘭有害。不過由于這些商人忠于自己的祖國，他們不會這么做，于是，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英格蘭會免受“全球化”的影響。“看不見的手”的說法還出現在《道德情操論》。在這本書里，斯密是個平等主義者，他相信結果平等，而非機會平等。他說，假如在英格蘭，一個地主有很多地，而其他人無立錐之地，這并沒有什么關系，因為這個富有的地主對別人有同情心，他會把資源分給他們，因此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我們最終會生活在一個優美的平等主義的世界。這，是斯密對人性的理解。

就社會主義過渡而言，喬姆斯基十分看重人民的意識（popular consciousness），即社會主義成為大多數人的意識。他舉了1936年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革命的例子。這場革命其實“預備”了幾十年（在教育和行動主義方面），所以當法西斯主義襲來，人人心中都知道，他們想要社會被組織成什么樣子。歐洲在二戰后的重建也是如此。二戰把歐洲毀得一干二凈，但不過多久，人們就重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民主政體，因為這都在他們的腦子里。

在評價卡斯特羅的古巴時，喬姆斯基指出：過去，美國把對古巴的攻擊在意識形態上表述為，這是為了使美國免受俄國的侵擾。但當俄國不存在了，美國對古巴的攻擊卻變本加厲起來，可見之前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美國恨古巴入骨，主要是因為卡斯特羅成功地蔑視了美國的政策，破壞了門羅主義，這讓美國想斬草除根。喬姆斯基高度評價了古巴對國際主義的貢獻。他說，曼德拉一出獄就去感謝古巴人民，因為后者確實在非洲解放和反對種族隔離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古巴往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輸送醫生和老師，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當然，喬姆斯基也對該國的專政形式持保留意見。

在喬姆斯基眼里，占領華爾街不是一場運動，而只是一個戰術（tactic）。因為你不可能永遠在華爾街邊上的公園里坐著，頂多也就坐幾個月。所以，當時如果有人問他的意見，他會說，別去了。但他也承認占領華爾街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一些議題得到重視。喬姆斯基認為，左派總體而言十分原子化。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原子化的社會里：你只和你的iPad在一起。而各種組織的中心，如勞工運動，這幾十年來被一系列政策嚴重削弱了。資本主義政府總想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