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1日，環保部發布了《中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報告（2016）》，我國噪聲污染問題已經相對普遍，1/4的城市基本是“睡”在噪音里。噪音的研究依然是文化研究學界、地理學界、歷史學界的重要話題。早期西方學者的研究范式多是把噪音當作對專制政權的反抗——對噪音的監控就是對底層的政治壓迫。后又有學者超越了噪音研究的階級范式，主要探索個性與主體性在噪音反應過程中發揮的功能。其后的研究中，各種為人所厭的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均可被納入其中，噪音在此種范式中是被排斥的，它體現出公眾對政治權力宣傳的恐懼，對商業活動日常化、常態化的厭倦。而在中國，因抗戰和國共內戰讓生產活動陷于停頓，解放后的人們一度把“噪聲當作國民經濟復蘇的標志而加以歌頌”。繼《廣場舞和搖滾樂哪一個是噪音？》和《我們是被惱人的鄰居剝奪了享受安靜的權利嗎？》的文章之后，今天推出的是“家用電器噪音”問題，現代家庭已經實現了一種類似“工業化”的改變，家用電器在家中的共鳴甚至“將私家居室變成了交響樂大廳”，在這樣的語境中，在手機和電腦上插上耳機成了我們對抗噪音成了我們對抗噪音的工具，然而這卻是一種“以一種噪音，對抗另一種噪音”——這些無時不刻不在網絡中的電器以永不消歇的噪音宣告其持久的殺傷力與駕馭能力。在鄰居噪音、交通噪音及社會生活中其他需要人被動承受的噪音源之外，家庭與工作場所內部、噪音受害者本身也在持續不斷地制造、生產噪音。

在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全國主要家用電器產品產量的統計數字中，最經常出現的家用電器包括：彩色電視機、組合音響、家用洗衣機、家用吸塵器、家用電冰箱、家用冷柜、家用電風扇、房間空氣調節器、家用吸排油煙機、電飯鍋、冷熱電飲水機、家用電熱烘烤器具、微波爐，等等。其中，電腦、手機并未列入家用電器名單。汪民安教授的著作《論家用電器》則將電腦、手機一并攏入，探討了現代人在使用一些主要家用電器時的各種經驗，以此反思我們這個已然與機器密不可分的時代。相較其他家用電器而言，冰箱的工作時間是最長的，但如今，這一“最長”系列又增添了手機和電腦。整體來說，從噪音角度來關注、研究家用電器之負面效應，在中西方都還是更多關注其對身體層面的影響，在文化、心理層面為數不多。

與家用電器共居一室

經醫學研究測試證明，住宅內噪聲白天不宜超過50分貝，夜間應低于45分貝，如超過60分貝，即會對人的身體與精神產生一定影響。國家環保標準依此對城市五類環境噪聲標準做出規定（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

雖然各種家用電器都與科技這個通常被認為是中性的詞語相關，很多宅男宅女可憑這些機器足不出戶地工作與生活，但如果從其發出的噪音及其對身體的傷害來看，它們均可成為潛在的健康殺手。經過測定，洗衣機所產生的噪音大概在47-71分貝，電冰箱為34-52分貝，電視機可至60-80分貝，電吹風是59-65分貝，甚至小小的電動剃須刀都在47-60分貝。它們各自發出的噪音都有可能超過住宅最低噪音標準，而幾種家電共鳴、共振卻早已是都市人的生活常態。某種意義上，現代家庭已經實現了一種類似“工業化”的改變，音頻系統甚至“將私家居室變成了交響樂大廳”。

如果考慮到家用電器為我們帶來的便利性、快捷性與智能化，那么它們在反方面所造成的傷害其實要遠遠超過其優勢，它對人之聽力、視覺、心血管、生殖能力、神經系統、精神抑郁等方面的諸多負面影響已經為醫學所證實。表面上，家用電器就像人之手的延伸，人通過輕輕按動開關或者點擊按鈕，機器就可以幫助人完成后續的家務勞動，人由此實現對物質、技術的占有與操控，以及對自我生活的掌控；但是，家用電器在讓人產生輕松感、優越感的同時，又以永不消歇的噪音宣告其持久的殺傷力與駕馭能力。可以說，在鄰居、社會之外，家庭自身也在持續不斷地制造、生產噪音。

這些電器改變了家庭、鄰里的聲音景觀，導致私人空間與科學技術發展之間的沖突頻頻涌現。研究表明，家用電器噪聲對鄰居的影響，主要是靠建筑物傳播，而非靠空氣傳播。卡琳·拜斯特菲爾德在其專著《機械聲音》中曾專門考察過由留聲機、收音機引發的鄰里沖突。有資料記載，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荷蘭地方警察參與干預家庭噪音7萬次，主要就是基于現代技術工具而產生的鄰里噪音；至少三分之一的荷蘭人抱怨受到鄰里噪音的干擾，而這些噪音大多來自收音機、音響或電視。而如追溯更為久遠的年代，那么關于留聲機的鄰里爭執早在20世紀初就已頻頻發生，以致鹿特丹政府曾經規定，在以下情況要禁止使用“機械樂器”，即在家庭、房屋、廳、建筑物、陽臺、門廊、開放附屬物等處使用留聲機時，只要聲音傳出所在空間之外，就是不被允許的。但這樣的規定隨即引發階級沖突，左翼人士認為，進入20世紀之后，留聲機、收音機的價格已經大大下降了，終于成為底層階級可以消費得起的物質產品，這種小型家電可以讓家人或鄰居之間感情愈發親密，如若禁止留聲機播放，那對底層階級的精神文化和尊嚴是一種嚴重的損害；而且，如果只禁止留聲機的使用，卻允許鋼琴、管風琴等音樂傳播到大街上，那將是非常不公平的。鹿特丹市議會會員則認為，將留聲機置于窗前連續播放幾個小時而其實根本不聽是一種個人的放縱行為，而且音樂家彈奏的音樂與機器制造的音樂有著本質性差別。這種本質性的差別在于前者出自人的強大精神力量與有限的體力，后者則因為源自機器而缺乏人之理性，因其似乎永不疲倦地運轉而令人生厭。因此，鹿特丹等地方政府一度規定，禁止連續幾個小時播放收音機，只要構成擾民就要對其實施罰款等處理措施。

一定程度上，限制使用收音機與叔本華、魯迅對噪音發出者的痛恨表現出類似的階級沖突。通過將不被文化精英接受的品位定性為野蠻，知識階級有意確立自己的文化資本，提高自己的文化優勢。這種思維方式在荷蘭一度取得了暫時的勝利，不過后來在西方城市對機械音樂的治理過程中又發生了諸多變化。

首先，人們逐漸意識到工人階級也有欣賞音樂的文化權利，當中產階級、上流社會去旅游、度假時，工人階級能享受到的為數不多的精神娛樂就是源自聽收音機。第二，當心理學家發現，“噪音同時還是個體心理狀態的產物”，因此很難決定哪種聲音對哪些人構成干擾時，知識分子將噪音等同于野蠻、將自己與靜寂和文化優越等同的精神優勢就被瓦解了。諸多事實證明，人對噪音的感覺能力是有巨大差異的，有些人的確比他人更敏感，但是這并不代表其文化或階層優越性；相反，這種敏感之人經常被看成是個性有問題，或者精神狀態過于緊張。第三，一些從事特殊職業者，如銅匠、鐵匠、紡織工人、鍋爐制造工等聽力受損尤為嚴重，長期從事者甚至會失聰。而且，棲于陋室的底層遭受的鄰里噪音之痛絕不亞于身居優雅房舍的中產階級和貴族。第四，實際上，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敏感的醫生就已經意識到了噪音的危害，如果說原先的城市問題主要集中于水、土壤、垃圾或者氣味，那么世紀之交，比如說在維也納，城市問題的“焦點已經轉向了噪音”。醫學實驗證實，噪音會導致呼吸頻率與血壓上升，并且人對噪音的身體反應及大腦反應都會變慢。醫生們還明確提出，“在大城市不斷增加的噪音與居民神經問題顯著的增長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聯”，甚至“神經衰弱已經成為城市居民的典型病癥，因為他們的感官受到噪音的刺激，高度活躍”。噪音因此逐漸被視為所有人的“健康殺手”。

在以上這些因素的多重影響下，西方城市終于意識到不只是機械音樂，實際上所有的音樂、所有令人不悅的聲音都可能形成噪音。與此同時，部分城市開始采納分貝（decibel）概念，寄希望于這種科學的、客觀化的數據來對噪音問題進行有效的、有理有據的治理。噪音在此時終于被認為是一種污染，一種公共領域話題，而非單純的階級沖突問題，或者說個人生理或心理的敏感度問題。而要治理高噪聲強度，首先必須將它測量出來。二戰以后，伴隨著洗衣機、冰箱、微波爐等更多的家用電器問世，對其聲音強度的量化也就成了判定其是否構成噪音污染的重要指標。不過這種數據的所謂客觀性、科學性必然要與個體對噪音的感知差異構成矛盾，而這正是噪音糾紛經常要面對的問題。

親密無間的電器如何剝削我們的生命時間

如果說其他家用電器發出噪音是可以控制的，比如通過關閉按鈕直接結束噪音，那么手機因為必須與外界聯通——這是手機最本質的性能——而發出的各種聲音卻是最不可控的（除非完全設置成靜音，但手機主人往往很快就將其恢復成正常狀態）。它們突如其來，“炸開了既定的平靜時空，并且擾亂了先前的平靜心情”，與讓叔本華備受折磨的街頭馬鞭聲類似，后者也是無法預料的，且“……那樣尖厲，那樣刺痛人的大腦，使人覺得大腦里有一種灼痛”，叔本華覺得自己的思路“仿佛兩腿負重而試圖行走那樣困難”。手機鈴聲大概不會讓人的大腦產生如此灼痛，但是“意料之外的頻繁電話（以及短信），有時候會讓人撕裂成一段段的碎片”，聽者原本的思路就會因這種撕裂而呈現跳躍性、發散性。對一些商務人士而言，頻繁的電話還會造成其事實上的聽力受損及免疫力、生育能力受損等病狀。時至今日，手機在很多功能上已經取代了電腦，在很多公司白領、教師、學生等使用群體中，以智能手機客戶端傳送文件的信息交流方式已經比較普遍化。

不過幾年時間，智能手機在很多人的身體經驗中就已經超越了電腦曾經與人達到的親密度，也就是說，早晨第一件事由打開電腦變成了打開手機，晚上睡覺前的最后一件事則由關閉電腦變成了刷手機。手機可以二十四小時無間斷、無距離、無障礙地陪伴我們，絲毫不理會專家對我們苦口婆心的警告。我們似乎很愿意承認：一聽到手機各種App的聲音，精神就馬上振奮了起來。

美國學者喬納森·克拉里所著的《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刻畫了資本主義對睡眠時間、周末時間無孔不入的剝削與占用；由此推延，當手機可以替代電腦從事很多工作時，人們可能就更加需要時時刻刻在工作，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當下的生產空間已不再是工廠，而是城市；剝削的對象也不再是工人的剩余時間，而是人在社會中的生命時間”；也可能時時刻刻在娛樂，手機游戲、購物、聊天、交友均可歸為此范疇，這種虛擬的娛樂在某種意義上卻是退出城市公共生活的娛樂，是一種囿于“私托邦”（privatopias）的娛樂 。因此，新媒體技術改變了資本主義語境中的工作倫理，工作與生活進一步結合而不是分離，職業文化與日常生活文化混為一體而不是被分割。值得深思的是，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理論家們曾經將工作與生活之分離視為資本主義的罪惡之一——即造成人的全面“異化”，勤奮勞動的結果不是豐富自我、發展自我，而是造成人的自身否定，人所創造的整個世界都變成了異己的、與人對立的東西——那么在當下的新媒體時代，工作與生活之界限的跨越與混雜卻將是勞動過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異化。在將勞動時間向著24小時的趨勢延長之時，它還對勞動者日常生活中的身體與精神狀態帶來一種新的暴力傷害。

在此借用左翼思想家大衛·哈維對資本社會的批判，我們就會對此看得非常清晰，“資本不但必須借由它的實現吸收越來越多的商品和服務，還必須設法占據新技術釋放出來的自由時間”；而現實已經證明，“資本在這方面大獲成功”。在哈維看來，從技術上而言，諸如微波爐、洗衣機、烘干機、吸塵器、網絡銀行等技術和工具——應該也包括手機、電腦，雖然哈維在2014年寫作《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之際似乎對新媒體技術還并未格外關注，但他當然注意到了人們“常常無益地連續好幾個小時看情景喜劇、在網絡上閑逛或是玩計算機游戲”——本來能夠幫助人們“傾向抵制支配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建立一個能規避資本主義時間紀律的非資本主義世界。但是，資本卻轉而讓人們將好不容易節省下來的閑暇時間大量消費在家務勞動、社交媒體上；由此，繼在生產領域獲得剩余價值之外，資本又借助在消費領域制造“眾聲喧嘩”，從而獲得大量的資金回報。

應該說，相比起其他家用電器，手機和電腦的噪音分貝似乎并不算高。不過，關于手機噪聲致耳聾的案例，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是屢見不鮮，賽迪網（CCIDNE）上就匯集了很多案例，諸如“手機輻射損害聽力 煲電話粥易突發性耳聾”，“盤點手機輻射多宗罪：每天通話1小時或耳聾”，“研究稱每天接聽手機1小時可致聽力永久損傷”，等等。而關于電腦致聾的案例相對較少（電腦對視力的損傷已經成為共識），但其危害性同樣不容低估，比如來自新華網的“孕婦用電腦是導致兒童聽力殘疾的‘頭號黑手’”。

也就是說，手機、電腦在為我們帶來海量信息，對我們的日常生活進行了極大的便利化、簡潔化與智能化的同時，背后還隱藏著它們對人之聽力、視覺等感官與身體功能的深度傷害。在這個意義上，技術的確如法國哲學家安德列·高茲（André Gorz，1924-2007）所說，是“否定人類感性的一種壓迫”。這些新媒體技術就像人之手的延伸，通過輕輕按動開關、點擊按鈕、輸送文字，就可以實現溝通、獲取信息、完成購物，實現對物質、技術的占有與操控，以及對自我生活的掌控。但是，在讓人產生輕松感、優越感的同時，這些無時不刻不在網絡中的電器又以永不消歇的噪音宣告其持久的殺傷力與駕馭能力。在此意義上，這種呈現為“壓迫”、“殺傷”的接觸方式可謂暴力，因為它切斷了人與自然、世界互動的傳統方式，更可怕的是，哈維指出，它主要“通過我們日常生活中運用的工具，包括我們工作中使用的那些，已經深深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核心”。這種滲透因此是可怕的。進而，在鄰居噪音、交通噪音及社會生活中其他需要人被動承受的噪音源之外，家庭與工作場所內部、噪音受害者本身也在持續不斷地制造、生產噪音。

必須用一種噪音來平衡另一種噪音

現代人花費巨資購置一個封閉的、并不那么厚實的空間，然后再將各種噪音電器填入其中，并與其共處、共眠，正如汪民安所言，“住在家宅之內，在某種意義上就住在電器之中”。現代家庭被人為地變成了一個喧囂的工業化空間，但“如果不將聲音轉化為意義，就只能到處遭遇噪音”。那么這些噪音的意義何為？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手機和電腦產生的噪音有一種類似“白噪音”的治療效果。美國作家唐·德里羅1985年出版了小說《白噪音》，他對此解釋說，“此間有一種可以產生白噪音的設備，能夠發出全頻率的嗡嗡聲，用以保護人不受諸如街頭吵嚷和飛機轟鳴等令人分心和討厭的聲音的干擾或傷害。這些聲音，如小說人物所說，是‘始終如一和白色的’”。顯然，德里羅非常敏銳地把握到白噪音的本質，即以噪制噪。如今的他大概早已看到，手機、電腦取代了隨身聽，使用者在這些設備上插入耳機，以音樂或其他聲音屏蔽、弱化外界雜音，以求投入自己的工作。“電腦的自主性如此地強大，以至于人們在酒吧，在機場，在餐廳，在所有嘈雜的地帶都可以毫無障礙地使用電腦”，如今，智能手機同樣發揮了這樣的功能，而且似乎更有擴大化之趨勢。

而這正是我們的生存法則：必須用一種噪音來平衡另一種噪音。也可以說，為了應對無處不在的喧囂，現代人不得不發展出一種噪聲承受能力：以噪抗噪，以噪抑噪。在一個人人皆可成噪音制造者的時代，如果不能訓練、發展出這種能力，我們或將無處藏身。這不再是康德、魯迅的時代，為了躲避噪音，他們可以憑借財力數度遷移至偏僻安靜之處，如今面對無處不存、無時不刻的噪音，人的主體抗爭性已經呈現被動性適應之態。即使如某大牌高額耳機那般具有業界公認的降噪功能，鄰居家的聲音依然不絕于耳，而且長時間佩戴耳機會出現頭痛、身體不適等生理癥狀。

因此，在當下人們紛紛用重金購買房產，以此追求其交換價值之最大化并將自我的移動性相對固定的情況下，如依然有人固執地想要尋找一所“安靜的房子”，那結合筆者個人的生活經歷，這種想法實現的可能性并不是太樂觀。因為工作原因，筆者除了去學校上課之外，大部分時間需要在家備課、閱讀、寫作，也由此聽到了來自鄰居家的很多聲音。這些頑固的聲音有一大部分來自家用電器，無法克服，遂在四年內搬了四次家。第一家，上世紀90年代老房子，樓上鄰居用的是老式空調，一旦開啟，整個屋頂感覺就像汽車發動機一樣喧囂。諸如播放兒童英語、掃地、打呼嚕等日常聲音，樓下也是能聽到的。第二家，農民小產權高層新房，樓上老太太每天凌晨三四點就踩縫紉機做衣服，與其交涉幾次無果。第三家，農民小產權五層建筑，我住頂樓，除了半夜經常被樓下小孩的哭聲吵醒，隔壁鄰居每周洗三四次衣服，每次至少洗四五個小時，且經常持續到半夜。其間，進水、洗滌、甩干直至最后取出衣服的全過程都可以歷歷在耳，非常清晰，因為她使用的舊式洗衣機是持續震動的。第四家，大產權高層，本以為隔音質量會有保證，但是基本可以說，如今我住在一個相比以往房租最高、樓層最高、物業費最高的所謂高檔小區里，聽到的各種噪音卻是之前所有房子的總和，而且還要更多，包括腳步聲、小孩哭聲、說話聲、莫名的敲擊聲、電梯聲、垃圾車聲、垃圾桶移動的聲音，不一而足。

某種意義上，這樣頻繁的逃避就使得像筆者這樣的噪音不適應者“異化”成一個“動物”，在無法解決的噪音之逼迫下，他們只能對家代表著舒適、安逸、溫暖等刻板印象不屑一顧，而選擇了一種不斷在行走、遷移的生活方式。噪音不適應者對現代房產的隔音質量充滿了不信任感，在其內心中，其實并不強烈地需要一所固定的屬于自己的房子，而只需要一個能讓自己安靜下來的房子。也正是因為有一間安靜的屋子，伍爾夫才能說，“天堂就是持續不斷、毫無倦意的閱讀”。

可是，一方面，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當房屋供給已經“從追求使用價值為主，變成以追求交換價值為主”之時，那么房屋的使用價值——比如保護隱私與安全，讓居住者放松，在其中有安全感與歸屬感，等等——就被開發商嚴重地忽略了，在這種情況下，流動的噪音不適者只好被迫疏離當下正如火如荼的房產投機事業。值得深思的是，在環境噪聲投訴中，建筑施工噪聲類占據50.1%之強，也就是說，人們對居住空間的需求、國家對房地產和其他類型建筑開發的支持反過來催生了一半的環境噪聲。另一方面，每一處不安靜、每一種頻繁發出的噪音又可能驅動著噪音不適應者繼續流動，而這種流動的主體性體現出的卻是強烈的被動性與被剝奪性。噪音不僅改變了那些不適應者的心理，也從生理上逐漸將其改變。抑郁、頭痛、煩躁等身體負面效應，緊張、易怒，無法集中精力讀書，甚至對鄰居實施恐怖的暴力行為，這些其實都是主體性被剝奪、被控制的體現。筆者經常跟在電梯遇到的鄰居或者物業反映，向其詢問房間隔音問題，大多數時候對方都會告訴我，隔音是很不好的，他們也只能忍耐，或者通過播放電視、音樂來部分緩解，這無疑又印證了以技術來征服技術的惡性循環，并且更大的受益者依然是、且始終是資本。

是不是應該樂觀一下？因為從噪聲力度上，很多家用電器實際上是在不斷地更新換代，如洗衣機從波輪式、攪拌式演變到滾筒式，豆漿機、空調等電器的噪音也都在不斷減小；而且，《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噪聲限值》新國標有望盡快實施，新的噪聲限值標準也將會比以往的標準更為嚴苛，或將意味著不少在噪聲方面不合格的家電面臨淘汰之危。從這個意義上講，工業與技術的發展恰恰是一代代人在噪音承受能力上不斷付出代價的歷史——實際上，在噪音不適應者為之而痛苦不堪時，很多人天然具有超強的噪音免疫能力，他們對各種類型、強度的噪音基本都可以聽而不聞，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噪音時代的如魚得水者、駕馭者、游刃有余者。但這并不表明不該發出的噪音不值得批判，不符合隔音規范的房子不應該批判，當個人對噪音的主觀感知存在巨大差異之時，恰恰需要嚴格規范房屋建造標準，嚴格制定各種電器、交通工具的噪聲限值，嚴格防止社會生活噪聲污染。

或許未來有一天，通過各種隔音設施與建筑聲學處理，我們的家庭外部真的會日益安靜，諸多家用電器也都能實現靜音模式。但對于手機和電腦，這種噪音標準卻始終沒有對其進行嚴格有效的規范，它們所產生的噪音通常被認為是自我可控制、可承受、可消化的。而且，人們將好不容易節省下來的閑暇時間大量消費在社交媒體上，心甘情愿地讓自己無處不被“大規模分心武器包圍”，資本則由此從中謀得巨額利潤。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噪音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