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下午，哲學家洪漢鼎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讀者服務部與讀者暢談哲壇往事。洪漢鼎生于1938年，是我國著名的斯賓諾莎哲學、當代德國哲學和詮釋學專家。

洪漢鼎是南京人，中學就讀于無錫市輔仁中學，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受教于因研究黑格爾而聞名的賀麟教授、分析哲學大家洪謙教授以及馮友蘭教授。1957年在運動中被打為“右派”，曾被下派勞動，1963年畢業于北大哲學系。同年報考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碩士研究生，因為“右派”問題不予錄取。之后被分配到陜西，1979年作為中國第一個提前畢業的研究生，取得哲學碩士學位。

洪漢鼎一生經歷抗戰、解放、“文革”和改革開放等各個時期。而他在入學北大的時候，恰逢北京大學哲學系鼎盛時期，洪漢鼎在活動現場回憶他1956年入學時，正是北大哲學系得天獨厚的時期。解放前各個大學都有哲學系，但是解放后，因為哲學系在當時的領導看來是宣揚唯心主義的，所以所有的哲學系都得關掉，都要進行思想改造。這一改造的后果就是全國所有哲學系的教授都集中在了北大。其中有洪漢鼎后來的老師賀麟、洪謙，美學上有朱光潛、宗白華，歷史哲學方面有朱謙之，中國傳統哲學則有梁啟超的弟弟梁啟雄。

同時還有中山大學調來北大的幾位教授，一位叫做方書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亞里士多德兩篇著作就是由他翻譯的。在洪漢鼎的記憶里，方書春希臘文十分好，上課的時候喜歡穿長袍，用的語言非常之“陰森”，“用‘陰森’得像是從洞穴里鉆出來的語言講柏拉圖。”不久之后方書春開槍自殺，至今原因不明。

如今將近八十歲高齡的洪漢鼎回憶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大，都覺得那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時期。洪漢鼎說，“當時到了北大之后，覺得很幸運，能得到這么多老教授的熏陶，所以我當時十分刻苦。”

洪漢鼎講到，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師生情對他個人來說比同學情重要。原因是在當時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中，一個在無錫輔仁中學讀書時洪漢鼎很照顧的舊友告發了他，說他是“右派”分子。這件事對洪漢鼎的影響很大，讓他看到了在那個極端的年代，人與人之間情感聯系的脆弱性和微妙性，很多人為了自保而告發別人。這也是他的同學情缺失的一大原因。

而談及師生情，洪漢鼎回憶了幾個對他的治學和人生均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老師。

“我的哲學生命和賀麟聯系在一起”

首先是賀麟教授。1956年洪漢鼎考入北大，懷著對哲學的滿腔熱情，他第一個拜訪的教授便是賀麟。洪漢鼎認為賀麟是當時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中最有學問的，他的獨特之處在于他能夠把西方哲學用中國的語言表達出來。賀麟翻譯了很多黑格爾的東西，是中國的黑格爾專家，但同時他也是研究陽明心學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將東西方兩條哲學脈絡比較著讀，結合著看，從陽明心學的角度對西方哲學進行批判，后來被認為是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洪漢鼎仍然記得第一次去拜訪賀麟時的情景。賀麟住在成府街的一個花園里，當時的成府街只是一條小巷子，北大的很多知名教授都住在那。

賀麟見到洪漢鼎，首先問他：“你從什么地方想到學哲學？”洪漢鼎回答說是從文學到哲學。“他當時說太好了，因為哲學本來是抽象的，如果從抽象到抽象就比較難。但是從文學這種描寫社會和人際關系的學科轉到哲學，這對于理解哲學十分有利。”接著賀麟又問洪漢鼎是否知道哲學要怎么學？賀麟跟洪漢鼎說，學哲學首先要了解哲學史，這是基礎，但在此基礎之上，一定要從一點做起，在這一點上深入鉆研，繼而在一個領域里站住腳。第二點則是翻譯對于學習哲學來說十分重要。翻譯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只有通過這項工作，才能體會到兩種思維的差異。這兩點讓洪漢鼎印象深刻，后來也被他當成是給自己的學生的忠告。

洪漢鼎又說道：“我一生當中的哲學生命是和賀先生聯系在一起的。”1957年洪漢鼎被打成“右派”，別的老師對他避而遠之，但賀麟在那段時間始終沒有避諱洪漢鼎，反而是鼓勵他，讓他讀斯賓諾莎，讓他從這個從年輕時代開始便充滿了苦難的哲學家身上汲取在逆境中生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

之后洪漢鼎“右派”的帽子被摘掉，但是1963年報考研究生時仍然因為政治原因而不予錄取，被分派到陜西咸陽下面的縣城，一待就是15年。這期間，賀麟也經常寫信鼓勵洪漢鼎。1978年之后，中國恢復了研究生制度，賀麟又在第一時間鼓勵洪漢鼎報考。當時的年齡上限是40歲，而洪漢鼎已經41歲了，賀麟對洪漢鼎說他已經和社科院院長打了招呼，讓他盡管放心報考。“我就感覺這個老師在我的一生中給我了很多幫助。”洪漢鼎說。

“你到賀先生那里，他的語言經得起分析嗎？”

洪漢鼎的另一位老師是洪謙先生。1980年代以前，中國研究分析哲學的學者不超過20個人，洪謙是其中的主力。洪漢鼎評價洪謙是在中國哲學家里做西方哲學，還能夠使西方哲學家與其對話的一位學者。洪謙是維也納學派中唯一一位中國成員，1934年在奧地利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40年代回國。

洪謙認為分析哲學那一套是最重要的，但是國家不那么認為，當時的大環境傾向于思辨哲學。在這種情況下，洪謙能做的工作就是翻譯。洪漢鼎于1978年回到北京之后，就投入了分析哲學的翻譯道路，這對他的學術生涯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洪漢鼎一方面師從賀麟，另一方面跟著洪謙學習分析哲學，因此他跨了兩個師門。盡管兩位老師私下關系很好，但在學術觀點上卻不甚一致，這就給洪漢鼎帶來了難處。“有時候到洪先生那，洪先生問我，你到賀先生那里，他的語言清楚嗎？他的語言經得起分析嗎？因為按照分析哲學來說，語言一定要有明確性，有所指，有它的論證和清晰性。而我到賀先生那里，賀先生可能會說洪先生的語言是很清楚，但哲學難道就研究雞毛蒜皮的東西嗎？洪先生研究語言對人生大事有用嗎？后來賀先生對我也有意見。1978年，由于我是中國最早畢業的研究生，當天晚上我和中國社科院的人在西單四川飯店里吃飯，所有知名的教授都參加了。在那個會上賀先生就講了門風，他說洪漢鼎現在已經從洪謙那里畢業了，他實際上就是在說這就是我的學生。”洪漢鼎在回憶這些往事的時候，也會帶著反思的眼光看，他認為門風、師門的這種傳承有其好處，但是也有其弊端，就是門風往往會把一個人限制住。

“15年前的那份答卷，我現在還保留著”

另一位讓洪漢鼎記憶猶新的老師，是溫錫增。溫錫增長期在英國留學，后來在英國做教授。1950年代周恩來邀請海外專家回國，他在這個要求下回到北京，供職于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溫錫增1962年回來，洪漢鼎1963年第一次考研究生。當時他本打算考賀麟先生的研究生，但由于賀麟先生是研究黑格爾的，和馬克思關系密切，離政治太近。再加上洪漢鼎當時剛剛脫去了“右派”的帽子，若要研究黑格爾，實為冒險之舉。于是賀麟就給洪漢鼎出主意，讓他去找溫錫增。溫錫增研究的是古希臘哲學，再加上剛回國不久，較為獨立，和外部的政治環境聯系不多。洪漢鼎聽從了賀麟的意見，考取溫錫增的研究生。

溫錫增當時全部是用英文出題，洪漢鼎也用英文作答，他的答卷是最好的。快要發榜的時候，洪漢鼎已經得到了消息，因為他曾經的“右派”問題，今年他不會被錄取。于是洪漢鼎打算去拜訪溫錫增，一方面是向他轉達這個消息，另一方面是當面對他表示感謝。洪漢鼎還記得當時溫錫增家在中關村附近，他一進去，看到溫錫增像英國紳士一樣坐在椅子上，他夫人在他旁邊。溫錫增說這次考試只有洪漢鼎的答卷讓他滿意，洪漢鼎把不能被錄取的消息告訴溫錫增，溫錫增說他招的是優秀的研究生，政治問題他不管，如果不讓錄取洪漢鼎，那么當年他也不會招收其他學生。

“我記得我從溫先生家出來以后，微風吹得我眼淚都流下來了”洪漢鼎回憶道。這句話他到今天都還記得。15年后，洪漢鼎從陜西回到北京，再去拜訪溫先生，溫先生和洪漢鼎說，15年前的那份答卷，我現在還保留著。洪漢鼎聽到后，眼淚馬上就流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