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曜東，沒想到你會干這個啊！”

1949年5月23日，解放軍已進抵上海近郊，只待發起最后總攻，徹底解放大上海。

這一天上午十點前后，上海警察局局長、有“軍統巨梟”之稱的毛森在自己辦公室里親自提審了一位特別的犯人。這位犯人穿戴考究整齊，梳著挺刮的分頭，鼻梁上還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毛森似乎對他非常熟悉，開口問道：“孫曜東，沒想到你會干這個啊！”實際上，早在汪偽時期，這兩位就是“老相識”。抗戰期間，毛森曾被捉進過“76號”，孫曜東也是在那兒第一次見到他。勝利后，毛森又是負責接受“76號”并領命負責漢奸處置工作，于是又與孫多了一份交往。

此時的孫曜東雖還不到四十歲，卻已見慣了上海灘的大風大浪。作為清末望族的后人，他算是名副其實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滬上小開”，既曾引領上海銀行業一時風氣，也曾因“漢奸”罪狀進過“提籃橋”；既是荒唐風流的富公子，也是轉圜于“無間道”的厲害角色。

孫氏家族起源于壽州，至清末時已多聚居京津及直隸，家族領軍人物有貴為“帝師”的孫家鼐。孫曜東的祖父孫傳栻亦曾在直隸趙州府為官。辛亥后，其父孫多褆，任職于天津長蘆鹽運使衙門。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調任松江鹽運副使，之后又任揚由關監督。其間，孫多褆一家由天津移居上海，在現今巨鹿路茂名路買下一畝多地，造了一幢花園洋房和五幢石庫門房子，名之為安豐里。在孫曜東印象中，父親孫多褆“對于政治并不怎么向往，在政治方面地位也不高，就愛交點朋友”。民國初建，孫家自成一派商業勢力，如孫多森于1897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機制面粉廠——阜豐面粉廠。1912年底中國銀行初創時，曾出任總裁。之后，除經營各類實業外，還在1916年創辦了孫氏的“家族銀行”——中孚銀行。

之所以在實業外另建銀行，乃是因為孫多森深知興辦實業需有資本支撐的道理，將中孚銀行視為孫家資金周轉調劑的重要渠道。之后，孫家后人往往都是理財能手，在金融市場游刃有余，孫曜東同樣不例外。中孚銀行成立那一年，他剛好四歲。長大成人后，孫曜東曾就讀于圣約翰大學并留學美國，先后任法商洋行買辦、實業銀行統計科主任、重慶銀行經理等職。由于父輩人脈通達，年輕的孫曜東也時常充當各方軍閥、權貴“財產經紀人”的角色，負責資金周轉、投資等事宜。抗戰爆發后，在汪偽治下先后任復興銀行行長、中國銀行監察，擔任過周佛海的機要秘書，在滬為其打理各類重要經濟事務，還負責經營他的私人財產。當時上海灘有那么一句話，上海最有錢的四個人分別是“邵錢孫李”。“邵”是汪偽財政部稅務署署長邵式軍，“錢”是汪偽中央儲備銀行副總裁兼上海分行經理錢大櫆，“李”是讓人聞風喪膽的特務頭子李士群，而“孫”則是孫曜東，其地位和影響力可見一斑。

抗戰結束前夕，如很多汪偽政府要人一樣，他轉而與戴笠方面建立了秘密聯系管道，甚至在家中設了電臺隨時與重慶方面溝通情報，希望能為日后生機多留條后路。勝利之初，他與梁鴻志、溫宗堯、繆斌、唐壽民、聞蘭亭及金雄白等人一道被軍統“請”進了今天上海建國西路上的楚園。其間，戴笠曾夜訪楚園向孫曜東了解當時上海紛亂的金融實態以及汪偽政府的財政情況。之后，他遭遇飛機事故，這批因與軍統有秘密聯絡而受優待的“楚囚”，自然也沒了得到“政治解決”的希望。不久后，大部分都轉往提籃橋監獄關押，又或如梁鴻志、繆斌那樣被槍斃。結果，孫曜東只被判刑兩年半，算是獲刑最輕者。

出獄后，為了討還過往房產，孫曜東通過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的關系，認識了時任“上海敵產處理局逆產組長”、戴笠生前愛將——鄧葆光。向來黑白兩道兼修、長袖善舞的孫曜東很快就取得了鄧葆光的信任，不僅要回了自己的多處房產，也在其主管的“東方經濟研究室”謀得了專門委員的差事。而孫曜東真正倒向中共也是在此前后。當時他的太太吳嫣，在抗戰前曾是國民黨元老、原淞滬警備司令楊虎的情人。因為討回財產等事宜，孫曜東與吳嫣曾輾轉找他幫忙。而在避居重慶期間，楊虎因不滿蔣介石排擠，轉而與張瀾、李濟深、沈鈞儒等人靠攏，后又與中共地下組織建立聯系。孫曜東也因為這層關系，由楊虎介紹與中共取得了直接聯系，最終被發展成潘漢年、揚帆在上海重要的情報源之一，參與過諸多秘密行動。1949年5月23日毛森提審時說:“孫曜東，沒想到你會干這個啊！”便是指他與共產黨合作的事實。

“調案子！”

整整五十六年后，2005年12月9日接受訪談時，孫曜東仍清楚記得他面對毛森拋來的疑問時，只是露出無奈的苦笑并未辯解。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也就笑笑，這個有啥說頭，他要槍斃我也沒辦法。”事后推敲，保密局系統內最早察覺孫曜東與中共關系者并非旁人，正是鄧葆光。

戴笠死后，鄧葆光并不受毛人鳳重用，且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統治頗為失望。因此當他1948年10月得知孫曜東在秘密為中共效力后，非但沒有揭發他，反而請他幫忙與潘漢年、揚帆等人牽線，決意“投共”。1949年4月時，國民黨內高層有人命他去香港以經營“寶豐行”貿易買賣為掩護，繼續負責支援保密局在當地的活動。在孫曜東看來，“軍統就是專門搞這套的，都是用貿易來當幌子。那個時候他們要以戰養戰，大陸不是已經快解放了，但他們還要養特務啊。這班做地下工作的，經濟上也需要支持，當時香港情況復雜得很”。

對此安排，鄧葆光本人卻一度猶豫不決，不知是否該去香港，就找孫曜東商量。得知此情況后，潘漢年透過孫曜東傳達指示：“讓他走，全國馬上解放了，他放在國內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應當鼓勵他去香港……繼續為我們提供情報。”另一方面，孫曜東也利用他上海商界的人脈為鄧葆光在香港的活動籌措資金。盡管鄧葆光行事謹慎機密，但毛人鳳對他一直心存懷疑，派人密切監視。毛人鳳心腹、時任局長辦公室主任的潘其武在得知鄧葆光決定赴港后，甚至拍案大呼：“鄧葆光逃跑了，再也不會回來了！”而孫曜東身份曝光，可能也是因為鄧葆光的關系。

5月19日下午，孫曜東突然接到電話說“毛局長有請”，便開車去了四馬路上的市警察局，結果卻是名副其實的自投羅網。遭逮捕后，孫曜東感覺自己兇多吉少。剛被關進牢房時，孫曜東遇到了一位汪偽時代就在局里效力的“三朝元老”。這位老警察居然認得他，悄悄講：“阿叔，快點跑！不然來不及了！”讓他一定要想個法子出去，又說“共產黨就要打進來了，所以這兩天總局底樓一直在槍斃犯人”。之后，在這位老警察的協助下，孫曜東將自己已被毛森逮捕的消息告訴了他一位在青幫里當小頭頭的侄子，期待青幫在上海灘深厚的關系網能為他帶來一線生機。

23日上午見過毛森后，孫曜東很清楚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能否從“鬼門關”里撿回一條命，可能馬上就會見分曉。下午一點，正當瀕臨絕望之時，一位自稱“張寶森”的年輕警察打開了牢門，手里揮著一張信紙，說道：“孫曜東，走走，調案子。”他一手拿槍，一手掐著他的脖子，把人從四樓的牢房里押出來。臨近電梯口時，張寶森悄悄在孫曜東耳邊低語說：他是青幫弟子，就是來救他出去的。

鑒于戰事嚴峻，當時樓內把守出入要道的警衛均被毛森換成了警備司令部的軍人。到了門口，未等值勤士兵開口，壓著孫曜東的張寶森主動掏出信紙，一邊晃著，一邊不耐煩地高聲嚷道：“調案子！”剛來的士兵搞不清原委和警察局內的規矩，只當真是上頭的命令，竟抬手放行。走出門口，張寶森又幫忙取來孫曜東的車鑰匙，最后只說了一句：“你快走！”孫曜東馬上開車逃去一位朋友家暫避風頭。

當天晚上，解放軍正式發動總攻。24日凌晨三時許，孫曜東清楚地聽到窗外的槍炮聲。接著，他馬上打電話給地下黨的聯系人。早上九點，就已按要求與聯系人接頭，得知解放軍的進攻路線與進展。下午三點，孫曜東在時隔一天后重回市警察局，身份不再是差點被槍斃的“階下囚”，而是成了華東軍政委員會社會部副部長揚帆的“座上賓”。負責情報、政治保衛工作的揚帆，之后曾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

“你命大，要不你也完了！”

上海解放之初，局勢依舊復雜、社會秩序動蕩，各類物資短缺。公安部門既要清除遺留潛伏的敵特人員，還要打擊盤踞一方的江湖勢力，維護社會穩定。對初來乍到的新政權來說,都是嚴峻挑戰。有鑒于此，在饒漱石指示下，揚帆在公安局編制外成立了一個起協助作用的外圍組織——情報委員會（后改為情報室），由公安局社會處（后改為政保處）第二室（后改為情報科）指導管理。情委會副主任、實際負責人便是曾親歷所謂“潘漢年、汪精衛會面”的見證人——胡均鶴。此情委會的主要職責就是利用編外人員協助建立反特情報網絡，而孫曜東也在發揮著此類作用。

對當時情形，他本人有過一段生動回憶：“解放后，我基本上也是隨便進出市公安局，我有一個車牌就是公安局的。可以說是非常信任我，因為他們對上海不熟啊，很多事情都要問我們，那我也是赤膽忠心的。他們那兒有個姓王的處長，每天早上八點半都來我家吃早飯，都混成這種關系了。常熟分局，就是現在的徐匯分局，我進出問都不問。每個處的處長、副處長，關系都跟自己人一樣。這些都是1950年初的事情了。”

其間，除了協助接收、整頓市內秩序外，揚帆也曾派孫曜東去協助軍委會聯絡局何以端開展工作。因此,1949年11月，他負責安排鄧葆光輾轉天津返滬，當面領受潘漢年、揚帆布置的機密任務。事后，孫曜東又陪他一同赴港，嘗試勸說避居當地的銀行家能重回上海。此外，也同鄧一道利用各種關系為新政權采購、搜集各類稀缺物資，從藥品到發電廠用的碳晶棒，幾乎無所不包。這類人物頻繁往來境內外，除了人脈優勢外，也因為當時新政權外匯短缺的緣故。孫曜東非常清楚地記得：“當時政府沒錢。連我出去的錢也是自己拿的，哪有什么外匯呢。別人沒有我這個條件，當時香港去全都要花港幣，別人沒有。剛剛解放，政府也難拿這么多港幣。我自己當時這方面條件優越。”

然而，無論是鄧葆光，還是孫曜東在當時都是“高辨識度”的人物，毛人鳳方面很快就掌握了他們的行蹤，之前對他們“投共”的懷疑也坐實了。1950年9月初，毛人鳳要求鄧葆光去臺灣向他本人述職匯報。遭拒后，便馬上下令組織暗殺。9月12日早晨，鄧葆光在軒尼詩道遭特務砍殺，身中七刀，僥幸未死。得知暗殺未遂的消息后，孫曜東帶著揚帆的親筆信去香港把鄧葆光一家接回上海。鄧葆光見到孫曜東時曾感嘆：“你命大，要不你也完了！”

“我是吃銀行飯的。”

解放初期，躲過特務暗算的孫曜東，也同樣躲過了各類政治運動的襲擾。“三反”、“五反”之類運動從未波及他。之后，還沒挨到反右運動，孫曜東就出事了。1954年“高饒事件”后，由于是饒漱石批準成立“情報委員會”，而揚帆又是實際領導者，因此受了牽連。12月31日，養病中的揚帆遭扣押并送往北京隔離審查。其主要罪名之一就是“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共300余人”。四個月后，潘漢年也被逮捕。在諸多罪狀中，不當使用胡均鶴、孫曜東此類“特情”人員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條。

孫曜東記得自己是在1955年1月左右“出事關進去的”。起初，并不曉得是因為“潘揚案”的緣故，只以為因為有“歷史問題”才要被審查：“潘揚案事發的時候，我也并不知道。等到后來進去以后，碰到之前工作時認識的人，才慢慢了解。剛開始，我還不好意思問，你怎么到這兒了。但又覺得他們不像工作人員，所以問也不好問。后來越來越多的人進來，也就漸漸透露出來：原來潘、揚出事了。”對孫曜東來說，他算是“二進宮”，被關進了提籃橋。1958年，被人民法院正式判刑，因為“解放前后有立功表現，應予減免”，最終判了十年。“文革”爆發后，又被轉押至白茅嶺農場繼續接受勞動改造，前后整整二十年。

出獄后，孫曜東想盡辦法打聽潘、揚兩人的近況，甚至曾去探望過。揚帆與孫曜東是同年，之前工作交往也最多，所以孫曜東對揚帆尤其關心：“我出來以后，去看過潘漢年，當時已經不在上海了。又過兩年，揚帆回來了。我也不管這么多，就跑到統戰部打聽。就講我自己要去看他。他們也不攔住我，我打聽到了地方就去看他了。揚帆的老婆李瓊，陪我一起去的。那時候，揚帆一個眼睛已經瞎了，一看見我就哭了。”1982至1983年間，中共中央正式為潘漢年、揚帆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951年，孫曜東最后一次受揚帆派遣赴香港進口內地急需的稀缺物資。在尖沙咀碼頭，居然碰到了一位汪偽時代上海灘情報界的“老熟人”——“含香老五”胡慧琪。此人最早是會樂里的名妓，之后當過杜月笙的情人，還參加過上海灘“花國大選”，得過亞軍。抗戰爆發后，她在富民路上的小洋樓竟成了各方勢力的“交際場”。孫曜東在那兒遇到過袁殊、李時雨，甚至惲逸群等人。事后，他才意識到當時含香是在為這批潛伏在76號的地下黨打掩護。香港偶遇后，胡慧琪曾勸孫曜東：留在香港，不要回上海了。當聽到孫曜東婉拒時，“含香老五”就講了一句：“你不聽就算了，以后你要后悔的。”

2006年1月，孫曜東以九十四歲高齡謝世。

晚年接受訪談時，孫曜東坦承，事后幾十年間他確實會常想起“含香”的這番話。自始至終，孫曜東始終認為自己是搞經濟的，所謂情報工作至多是“副業”。他曾拿自己跟“五重間諜”袁殊做過比較：“袁殊其實就是共產黨，跟李士群關系復雜，跟日本人關系則很直接。周佛海當年對他有看法，我跟他很熟。他才是真正吃這個飯的人，我是吃銀行飯的。”

本文載2016年12月18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孫曜東：我是吃銀行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