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多知道一些上海淪陷時期文壇內(nèi)幕，非得柳存仁（1917-2009）現(xiàn)身說法不可，偏偏柳存仁金口難開，自擺脫樊籠以后，便對那段歷史諱莫如深，自己不講，別人問起他也是不講。其實你越是堅不吐實，別人越是好奇，我便是好奇者之一。那年月，文載道（金性堯）墮坑落塹之程度比之柳存仁強不了多少，可是金性堯勇于自省，“（朱樸）后來和黎庵合辦了《古今》，朱樸是沒有金錢和權(quán)勢的，但因投靠了周佛海，經(jīng)濟上也有了保證，成為周門一個高級清客。我也是相差無幾，后來是自甘附逆。作為《世紀風(fēng)》的作者原是很清白的，作了《古今》的不署名編輯，政治上便有了涇渭之分”（《悼黎庵》）。

前些天與宋希於君聊起柳存仁具體哪年離開大陸的，他的研究結(jié)論“上限是1951年”。非常之巧，宋君和我都正在讀的柳存仁兩文《我從上海回來了》和《四年回想錄》（署“柳雨生”）。我的一位上海朋友也是好奇者，他建議我買柳存仁所著《外國的月亮》，里面一篇題為《巴金》的文章證明至少“1947年冬”柳存仁尚在上海，而且已是“自由之身”。

《我從上海回來了》乃日記體，連載于1941年1月和2月的《大風(fēng)》雜志第七十六和七十七期。《大風(fēng)》社長是簡又文，主編陸丹林，主辦地在香港，桂林設(shè)有分社。這兩期為土紙所印，我懷疑是在物資匱乏的桂林印刷的，香港還沒窮到這份上。日記“凡七天，（1940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又九月四日，五日各一段”。柳存仁稱“來港的印象當(dāng)然大體上是極好的，特別是從孤島回來的人，至少感覺到這里的空氣非常的自由，情緒非常的興奮”。柳存仁來港的目的很明確：“我因為上海的環(huán)境日益惡劣，把一切安頓之后，決意到香港來。”“我住在上海真是太苦悶了，苦悶了三年多，總想吐出這一面積壓久了的悶氣來。在學(xué)校里面上課，學(xué)生們常常喜歡發(fā)問‘柳先生！我們這一課古書讀法舉例究竟和抗戰(zhàn)建國有沒有關(guān)系呢？’這樣令人躊躇的問題，是常常可以聽到的。”“今天是孔子誕日，在‘孤島’上是僅有八天懸旗慶祝的一天。好了！以后不一定要是今天，天天人們都可以看見燦爛無疵的光榮的國旗了。”

顯而易見，柳存仁忍受不了日本人的鳥氣，一腔熱血，無以報國，所以逃離上海奔往香港。本來香港只是個中轉(zhuǎn)站，柳存仁在《四年回想錄》里稱“我到香港去最初不過是過路，目的地是赴湖南某地國立師范學(xué)院任職”。看來柳存仁很像《圍城》里的李梅亭、顧爾謙、趙辛楣，接到了內(nèi)地高等學(xué)府的聘書，不同的是柳沒有赴教，從而改變了人生之路。

柳存仁在日記中稱：“是不是從香港經(jīng)過那一條唯一的通內(nèi)地的孔道——沙魚涌——經(jīng)過惠州，韶關(guān)，到湖南籃田國立師范學(xué)院去呢？是的，是的，我們應(yīng)該不辭艱困的一塊兒到內(nèi)地去工作。”

提到“內(nèi)地”，柳存仁的語調(diào)忽然高了八度，如歌如詩，激越飛揚，仿佛身處抗戰(zhàn)前線一名宣傳員：

內(nèi)地！這在我們久困孤島的同胞們看來，是一個多么有興奮力量的名辭啊。想起連綿千萬里戰(zhàn)線的南北疆場，英勇抗日不屈不撓的國軍，可歌可泣毀家紓難的老百姓們，流離顛沛的難胞難童，幾千磅重的大炸彈摧毀不了的統(tǒng)一團結(jié)御侮的熱忱，堅苦卓絕令人敬佩的賢明領(lǐng)袖，啊！我們又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來！讓我們鼓舞，讓我們謳歌，偉大的新中國從西南抗戰(zhàn)根據(jù)地重新的生長起來了。遙想怒吼聲中的新中國的波濤，它的力量的雄壯，內(nèi)質(zhì)的純潔，外觀的美麗，無一不像我們船艙外面所能夠眺望到的洶涌澎湃的大海一樣偉大。

十八個月后，柳存仁哪怕一句上面的話也寫不出來了。

我對宋君講，這個柳存仁很有意思啊，忍不了“孤島”的上海，卻忍得了淪陷的上海，宋君稱柳的父母都在上海呢。是呀，柳存仁在日記中寫道：“在小船上和岸上的人惜別時，父親微白的頭發(fā)在我的眼鏡中看來，愈覺得花白了；母親的眼睛微腫，卻和正在揩著熱淚的賜蓉相映。”（“賜蓉”是柳存仁的妻子。柳存仁于《古今》第十期的《談自傳》里曾寫：“民國二十九年夏，在滬，與上海姜小姐結(jié)婚，愛情彌篤，遂赴香港。”）

柳存仁于《四年回想錄》更強調(diào)了這個理由：“我于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八日回到上海，恰為香港戰(zhàn)事后的五月。……上海雖不是故鄉(xiāng)，卻是家人父子團聚的所在，幾個月不通家書了，重因親老弟幼，終于經(jīng)過相當(dāng)?shù)膮捑牒推D殆的旅途，返到自己的家里。”

柳存仁剛到香港，就謀到一個“香港政府文化檢查官”的差事，迅速地融入了香港文化圈，舊雨新知，席不暇暖。當(dāng)時有很多知名文化人士避難到香港，文化人聚在一堆，知識分子的臭毛病便泛濫開來，柳存仁也加入了筆仗，筆仗對手竟是鄒韜奮、沈雁冰、范長江這樣的大名頭。柳存仁回到上海后將筆仗之前因后果寫入《四年回想錄》，多少顯得有那么一點兒自我標(biāo)榜。

1940年8月29日抵達香港，1942年5月8日回到上海中間是二十個月，柳存仁所說“香島十八月”對不上數(shù)呀，原來柳存仁1942年3月到廣州小住了兩個月。

《四年回想錄》刊在1944年11月《光化》雜志第二期，“編者按”云：“《四年回想錄》并非私人的瑣事憶念，乃是四年來港，滬，京，平文壇一角的實錄，也就是將來‘文壇史料’之一。”此文附有的照片，現(xiàn)在看來都是珍貴的合影，其一，“民國三十年夏攝于香港。后排右首第二人起，徐遲，徐誠斌，葉靈鳳，戴望舒。前排左首起第一人林憾廬，右為柳雨生”（見圖一）。徐遲的自傳《江南小鎮(zhèn)》第四部（1938-1946）與柳雨生的經(jīng)歷有交集，卻沒有提過柳雨生的名字。其二，“知堂先生在蘇州。前排右起，柳雨生，陶亢德，周啟明，汪馥泉，楊鴻烈。后排沈啟無，龍沐勛”（見圖二）。可惜由于雜志制作的原因，均極其不清晰。

此文關(guān)于淪陷上海文壇，柳存仁就他所參與的那一部分，除去“核心機密”，畢竟談了不少，我們所抱怨的是他河清海晏之后的三緘其口。事實上三緘其口的當(dāng)事人并非柳存仁一個，上海有，北京也有。

柳存仁于風(fēng)雨如晦的“香島十八月”，也有極其輕松的閑暇，我就在《大風(fēng)》（九十，九十一期）上讀到他的譯作《明代的彩色印刷》，使人想起巴金說的話：“事實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價買來的《金瓶梅詞話》對于現(xiàn)今在生死關(guān)頭掙扎著的中國人民會有什么影響呢？”

（本文刊于2016年12月18日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題為《柳存仁<四年回想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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