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1日上午，“視野與方法：近現代女性話語的生成與拓展”學術研討會在線上召開。本次會議作為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城市與性別書寫”工作室的首次活動，由工作室負責人、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曹曉華主持。會議邀請了來自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歷史所、上海社科院文學所、香港理工大學等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學者，圍繞近現代女性話語的建構展開了跨學科、多角度的對話。

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執行院長包亞明研究員首先為會議致辭，指出研究院的設立旨在打通學界和業界，為文化研究者和文化實踐者提供更多合作交流的渠道，實現產學研協同發展，推進中國城市文化創新建設。研究院將充分利用和整合上海社會科學院內外人才資源，集聚國內外一流城市文化研究機構，十分歡迎社會各界專家學者的共同參與。

工作室負責人曹曉華向與會專家介紹了“城市與性別書寫”工作室的成立背景和研究宗旨。工作室作為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的有機組成部分，將立足于上海城市發展，為推動新時代女性研究、推進新文科建設、共筑城市文化研究平臺，起到積極作用。

會議研討環節，與會學者的報告內容涉及文學史、醫療史、社會史等不同領域，在探索理論疆域的同時兼具現實觀照。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狄霞晨在國際漢學的視野中考察東亞漢文小說中的“佳人”形象，認為漢語中的“佳人”一詞被同屬漢字圈的東亞各國所吸收，成為東亞表述理想女性的共同“能指”。東亞漢文小說中的“佳人”具有理想女性、理想自我與中國想象的三重含義。東亞各國雖然文化相近，共同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但各國的漢文小說中所呈現的佳人形象卻有著耐人尋味的同中之異。在東西文化交匯的歷史進程中，東亞“佳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從傳統走向現代，她們逐漸擺脫了儒家看重的淑女特征，用女扮男裝、投身戎馬等行為做出抗爭，表現出現代女性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傳統的中國古典佳人擺脫了才子佳人小說中千篇一律的形象束縛，從中國走向東亞，成為了世界文學中極有代表性的一類女性形象。從西方看東方、看中國，可以看到東亞漢文學中佳人的相似性：她們身上都帶有儒家文化的濃厚印記，具備才、貌、德這三大共同特征；在西方強勢介入東亞的近代，也可以看到東亞佳人在歷史巨變中的轉型。從東亞看中國，可以看到中國佳人的獨特性：她們的存在不僅寄托了中國儒生對于理想女性的希望，也寄托了男性文人的理想人格。他們通過“佳人”形象的塑造來表現另外一個自我，因此“佳人”身上往往表現出自相矛盾的雙重性。從中國看東亞，可以看到東亞佳人的同中之異：東亞漢文學中的核心佳人形象是中國式佳人，是一種中國想象；在外國作家的筆下，卻也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與時代、地域特色。“佳人”不僅僅是中國文化單向的輸出，更是一種文化雙向乃至多向互動的代表。佳人在東亞的“旅行”，可使學人得以重新評估明清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與價值，也顯示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全球性意義。

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曹曉華以陳獨秀的譯作為線索，呈現了馬克思·奧雷爾作品的在華譯介與五四“新女性”之間的互動聯系。馬克思·奧雷爾是十九世紀末西方文學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其影響力滲透法、英、美三國文壇，而其性別觀念的變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女性主義運動風起云涌的一個縮影。他一開始對于女性的態度基本出于模式化的性別分工，對女性的尊重其實是尊重無私奉獻的“母性”和“妻性”，這也沿襲了法國中產階級的女性意識形態。“新女性”思潮來到法國后，他開始嘗試理解女性作為獨立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可能性。這種性別意識的轉變體現在了他最后一本作品《女國漫步》中。奧雷爾在某種程度上混淆了“新女性”和女性主義運動之間的微妙區別，他看不到“新女性”背后，世紀之交的個人價值從自我犧牲到自我實現的轉型。這種混淆經過中國語境的再度轉化，不再保留原有的英美法文化差異，而是演變成反映西方理想兩性關系的模板，成為國人一種相對籠統的“文明”又“進步”的性別想象。五四“先覺”對于西方女性解放觀念的譯介和闡釋，無疑也是五四前后“新女性”興起語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從奧雷爾作品的譯介可以看到早期中國女性解放的思想資源經過了中國學人二重過濾和改寫。追蹤馬克思·奧雷爾作品在中國的譯介線索，對于準確解讀不同群體的“新女性”觀念、還原五四“新女性”興起的跨文化語境，具有重要意義。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趙婧則分享了對于近代女性知識社群研究的思考，指出當知識、技術與性別的關聯成為性別研究的一個視域之時，很容易采取的研究傾向就是承認并恢復以往歷史敘事所忽視的偉大女科學家們的地位，挖掘她們的科學貢獻，并證明她們之所以被歷史淹沒，其實是男性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刻意忽視或排斥的結果。一些學者闡釋了社會性別與科學知識二者的建構性特征如何交織在一起，并從歷史的維度解構科學的男性中心主義偏見及其客觀性神話。這種闡釋可歸于性別研究的經典范式，但也容易產生問題，即在某種程度上固化了男性主導（或女性參與）并設計的科學內涵與性別劃分。近年有關近代女性知識社群的研究，試圖跨越“拯救”模式或性別權力模式的范疇，從家庭史、經濟史、閱讀史、科學體制化等面向尋找性別意識形態發展的動因。歷史上的女性知識社群經常主動利用性別規范、家庭關系等作為知識生成、職業發展或提升社會地位的策略，同時與其他被邊緣的群體類似，也會受到經濟模式變革和科學體制化進程的負面影響。這些研究提示我們性別遠非確定的歷史范疇，而是不斷流動的歷史追問。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的研究助理教授張赟在《婦女衛生與本土科學：全球視野下二十世紀中國的生育健康、性別與醫療》的報告中，介紹了她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圍繞“婦女衛生”這一概念，集中探討20世紀20至50年代婦女生育如何凸顯為一個糅合了民族主義、全球科學與技術以及本土醫療實踐的多面向議題。作為一個歷史范疇，婦女衛生有兩層涵義：一是從公共衛生層面而言，指國家對發展婦女生育建立的制度、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另一層涵義則是指依托大眾媒介、新興科學醫、舊醫、全球貿易、商品以及技術而產生的一個根植于日常生活和新興消費主義的知識和實踐場域。以后者為關注點，可以挖掘出那些建立在信息、專業知識、經驗、意見和技術基礎之上的有關婦女生育的本土化努力。知識分子、專業醫療從業者、廣告商、制造商，甚至大眾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對婦女生育健康和衛生的討論和形塑之中。這些源自下層力量的知識和技術將會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關于婦嬰衛生的科普運動以及后來更為廣闊深入的接生改革運動中得以復現和延續。借用當下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領域新興的“vernacular science”這一概念及相關研究成果，“婦女衛生”將成為一個有效的分析范疇。以此為切入點，可以檢視二十世紀中國全球以及本土語境中，婦女衛生與本土科學如何創造性地整合和協調以下幾個層面的矛盾和張力：專業醫學知識和本土日常實踐及信仰，全球和本土技術，以及專業技能和具體經驗。“本土化的婦女衛生科學”這一視角將有助于學界重新審視二十世紀的婦女生育改革運動。已有研究通常認為，民國時期現代婦女生育文化和理念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外國醫療機構團體和人員（如傳教士和慈善機構）以及國民政府發起的生育改革運動等基礎之上。張赟則認為，民國時期的婦女生育改革和文化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土而非外國的影響，其現代面貌的成型更多源自下層的努力而非國家支持和贊助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上海圖書館的副研究館員楊敏介紹了上圖《全國報刊索引》豐富的數字資源，以及近年來上圖在完善、拓展數字人文功能方面的探索。報告從三塊內容展開，第一部分是上圖的館藏特色數字文獻資源的建設，第二部分是從數字化到數據化的一個探索，第三部分是數字資源建設的未來展望。上圖館藏特色的數字文獻資源建設的情況，主要分為以海量館藏文獻作為數字化的前期積累，元數據的著錄規范體系，標準化資源加工的流程以及復合型人才的儲備。圍繞如何利用文獻數據庫進行人文內容挖掘，特別是充分利用上圖現存的近代女性報刊資源，楊老師現場演示了使用數據庫進行人物知識關聯、版本聚類、地圖檢索的方法。

在會議點評環節，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董麗敏教授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文貴良教授分別就以上學者的發言分享了自己的見解。董麗敏老師指出，楊敏老師的分享在數字人文的時代尤為重要，人文研究者對于數據庫的建設，包括標準的制定、數據的采集和掃描、數據庫的驗收和運行等環節，需要了解其內在的邏輯推進，才能夠更好地利用數據庫資源和相關的工具，開辟出新的科研空間。狄霞晨老師和曹曉華老師的報告呈現出開闊的視野，文史互證，把握住了晚清民國這一社會文化轉型期中新舊交融的元素。前者的“佳人”研究是一個文明互鑒的橫向比較研究，后者對于馬克思·奧雷爾的個案分析，強調的是西學東漸背景下“新女性”概念的建構及本土化過程，而對于“佳人”概念的框定以及“佳人”在不同國家的歷史演變過程，對于馬克思·奧雷爾性別觀念轉變的原因剖析，對于陳獨秀婦女觀念以及五四學人不同文人氣質的把握，需要更多由“點”及“面”的深度開掘。文貴良老師則認為文學研究中對于文人知識構成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對于科技史、醫療史等相關材料的利用還不夠充分，而趙婧、張赟兩位老師的發言為文學研究者提供了不一樣的角度，其中涉及的醫療衛生話語構建過程，值得文學研究者借鑒。在后續研究中，趙老師對于女性知識社群的概念界定，對職業女性的進一步考察，張老師對“本土科學”和“現代科學”之間關系的剖析，對特定歷史階段女性經驗書寫相關材料的利用，都值得學界期待。自由討論環節各位學者分別就點評和各自感興趣的議題做出了回應和補充。

在全面推進新文科建設的今天，交叉學科研究越來越成為學術研究的大趨勢。對人文學科來說，推動研究范式的轉型，推動不同專業的交流合作，可以給人文研究帶來更加廣闊的視野。本次“視野與方法：近現代女性話語的生成與拓展”學術研討會，邀請了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進行對話，鼓勵人文研究者在耕耘“自留地”的基礎上“破圈”、“跨界”，找到新的學術生長點，是一次搭建多學科交流平臺的有效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