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事件屢屢發生。有調查顯示，近些年校園欺凌發生率為33.36%，近1/3學生偶爾被欺負，其中經常被欺凌的比例為4.7%。

“中關村二小事件給整個社會帶來一次討論、思考不是壞事，可以讓整個社會對更多校園欺凌現象予以更多關注。” 12月15日，上海政法學院教授、上海市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執行會長姚建龍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說道。

2016年12月8日晚，一篇題為《每對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園霸凌說NO》講述了文章作者10歲的兒子在就讀中關村二小遭遇的校園霸凌事件后所受到的傷害以及學校在處理此次事件的失職，一時間該文章在網上引起熱議， “中關村二小”“校園霸凌”更是成為網絡熱詞。

然而，校園傷害事件并未停止腳步。近日又有媒體報道，山東泰安三里小學五年級學生陳某在去上廁所的途中，被同班同學從樓梯上推下受傷。西安高級中學初一學生小元上廁所時，被同學傾倒熱水致手臂遭遇意外燙傷。

多名專家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不約而同表示，校園欺凌事件應引起學校、家長、社會高度重視，涉事學校逃避責任無助于事情解決。部分專家則表示，在處理校園欺凌事件上加強學校主導、家校結合的基礎上，也應考慮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加強對嚴重校園欺凌、甚至涉及違法犯罪的學生或青少年的懲戒。

中關村二小事件引發關注不是壞事

針對中關村二小此次垃圾桶扣頭事件的幾次回應和處理方式，受害學生家長方面均認為無法接受。截至12月15日下午，受害學生家長仍然沒有表示與學校就此事達成一致，只是回復澎湃新聞 “謝謝關心”。

而對于此次事件，校方多次認為“非霸凌”，受害學生家長則認為是“霸凌”，堅持校方應以霸凌事件懲戒施暴學生。事實上，校方及兩方學生家長未就問題處置達成一致意見，再加上校方處理問題態度不積極，最后直接演變成一場公共事件。

12月15日，姚建龍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這次中關村二小事件，我個人認為從受害人角度看可以界定為校園欺凌，但并不是典型的校園欺凌行為。我們在關注這一事件的同時也要關注那些典型的校園霸凌。”

“校園欺凌在某種程度上屬于孩子成長中的現象，尤其是對于那些處在青春期的孩子而言，是突出自己存在感和成年人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從國家層面來說，應該更加關注那些典型的校園欺凌現象以及最易實施校園欺凌的學生比如初中、高中階段的學生。”

姚建龍對澎湃新聞表示，中關村二小此次事件的涉事幾位學生年齡都在10歲左右，在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一般來說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欺凌”心理，更多的是打鬧行為，但這件事給整個社會帶來一次對校園欺凌的集中討論、思考不是壞事，可以讓整個社會對校園欺凌現象予以更多關注。

2016年4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向各地印發《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將校園欺凌界定為“發生在學生之間蓄意或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造成傷害的”行為。

姚建龍據《通知》總結稱，校園欺凌的特點就是欺凌行為發生于學生之間，除了加害人是學生外，受害人也是學生；校園欺凌的方式是多樣的，不只限于身體暴力，還包括語言暴力、性暴力，以及孤立、歧視等；從發生場所來看，大部分典型的校園欺凌事實上是發生在校外，從這個角度看，校園欺凌更準確的表述應為“學生欺凌”。

“《通知》一改之前對校園暴力避諱的態度，而是直面校園欺凌的治理問題，這反映出國家對校園欺凌嚴重性的認識。” 姚建龍稱。

建議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加強對涉嚴重欺凌青少年的懲戒

屢屢發生的校園欺凌、校園暴力事件，引發一些熱議，一些法律界人士甚至主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追究一些嚴重觸犯法律的青少年。不過，姚建龍認為這一建議不可取。

姚建龍告訴澎湃新聞，他此前接受委托承擔的“學校安全風險防控研究”項目課題組，在2016年4月至6月對全國29個縣104825名中小學生的抽樣調查發現，校園欺凌發生率為33.36%，其中經常被欺凌的比例為4.7%，偶爾被欺凌的比例為28.66%。這一調查表明，高達1/3的中小學生遭受了校園欺凌。

據人民日報今年5月份一則報道，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針對10個省市的5864名中小學生調查顯示，32.5%的人偶爾被欺負，6.1%的人經常被高年級同學欺負。

一個尷尬的現狀是，在公眾廣泛關注的校園欺凌事件中，一般都同時有施暴者拍攝施暴過程并肆意通過網絡廣泛傳播的行為。這種“炫暴”行為，一方面是青少年心理與行為特點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對法律的“蔑視”與公然“挑戰”。

而現行法律制度的確在治理校園欺凌現象中存在空白地帶。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故意傷害他人的必須達到“輕傷”以上后果才可按照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如果是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故意傷害他人的，還必須達到“重傷”的后果，才承擔故意傷害罪的刑事責任。

姚建龍解釋，很多看上去很惡劣的故意傷害他人的校園欺凌行為，盡管在“性質上”屬于故意傷害他人，但傷殘鑒定往往達不到輕傷或者重傷的“量”的要求，因此無法按照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

“其實校園欺凌一般可分為違紀、違法和刑事犯罪，所以一般的校園欺凌行為可能無法達到刑事犯罪標準。”上海市閔行區未成年人檢察科檢察官吳翎翎結合自己對于未成年人校園欺凌事件辦案經歷分析稱。

姚建龍也表示，他不贊同校園欺凌行為完全用法律制裁。

“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出事就要刑法處罰，我們的頂層制度需要更好的完善，通過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增加中間性干預措施與制度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中間地帶。”姚建龍解釋，適用刑罰這一最為嚴厲的處罰措施，將給違法的青少年貼上“犯罪人”的標簽，給其一生的成長造成無可挽回的影響。

為了避免“用藥過猛”，中外法律都有“以教代刑”的制度設計以盡量避免刑罰的適用。“以教代刑”即對符合條件的涉罪未成年人，用教育性的非刑罰措施——保護處分來替代刑罰。

姚建龍建議，應完善中間性干預措施與制度，也即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具體而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改造責令父母管教措施。可以借鑒近代刑事立法的經驗，對于責令父母管教措施增加保證金，同時對于責令父母管教這一措施的實施規定一至三年的期限。二是廢除收容教養措施，同時改革工讀教育措施，具體建議是招生的強制化、決定的司法化。招生的強制化即改志愿招生為可以強制有嚴重不良行為（包括校園欺凌）行為的未成年人送工讀學校進行教育。決定的司法化，即應當由人民法院（少年法庭）通過司法程序來決定將由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送工讀學校接受專門教育。三是增加新的中間性干預措施。例如增加假日生活輔導、社會服務、保護管束、禁閉等。

建議賦予教師懲戒權，并明確行使的邊界與程序

中關村二小事件發生后，校方處理方式以及回應社會輿論關切的滯后性也受到外界廣泛指責。

澎湃新聞注意到，山東泰安三里小學、西安高級中學近期發生的涉校園欺凌事件，校方在處理過程中，同樣存在處置、溝通不到位，以及存在“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逃避心態。

上海政法大學教授章友德也表示，“學校出現霸凌或者欺凌事件，學校一定不要采取回避矛盾，回避矛盾一定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既不要夸大矛盾，也不要縮小矛盾。”章友德認為，學校要及時的回應社會關注，不要認為這是一件小事情，如果小事情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的話，也會釀成很大的公共事件。

一些學校的“鴕鳥政策”和“尷尬處境”也在無形中縱容了校園霸凌現象，姚建龍說，“我在十幾年前就做過一個校園暴力現象的調查研究，學校一聽你是來做這個研究就根本不會接待你，基本回應都是‘我們這里沒有校園暴力’，學校都認為如果他們承認學校存在校園暴力的話會對自身的管理和聲譽產生不好的影響，所以校方基本都選擇避而不談，我把校方這種態度稱為‘鴕鳥政策’。 ”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因為明確禁止教師體罰學生，現在大部分學校的權威性都大打折扣，“ 導致許多學校老師遇到事就能推則推，校方現在的尷尬處境也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姚建龍建議，通過完善《義務教育法》等相關法律，賦予教師懲戒權，并明確懲戒權行使的邊界與程序，這將有助于將絕大多數校園欺凌行為留在校園內處置。同時，還應當完善學校紀律處分權，可以考慮校紀處分與工讀教育之間的銜接關系，以增強校紀處分的剛性。

姚建龍認為家長和校方之間應該是一個合作者的關系，而不是一個對立者的角色，“如果家庭教育存在問題，卻將教育欺凌者的責任完全推給學校，這既不合理也往往是無效的。”

除了引入強制親職教育制度，更應該建立家校銜接機制。應當進一步發揮學校的家庭教育指導功能，避免家長學校流于形式；同時應當發揮家委會等家長組織在校園欺凌防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還應當建立家庭與學校協力機制，共同對欺凌者與被欺凌者進行教育、輔導與救助。

（文中學生姓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