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小南長期從事宋史研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她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宋代任官制度的學術成果，由此展開對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此外，她的研究范疇還涉及宋代的“祖宗之法”、唐宋婦女史、家族史等。新世紀以來，鄧小南不斷呼吁對宋史需要“再認識”，提倡為宋史研究引進新方法、新視野，重新發掘舊材料和重視利用新史料。這篇訪談，即是對“再認識”的一個概括性介紹。

澎湃新聞：這些年來，您在不同場合都曾呼吁說要對宋代歷史“再認識”。那么，這就意味著以前的認識必然存在著不足之處，值得我們再去重新審視這個歷史時期。您是如何界定這個“再認識”的？

鄧小南：歷史學是一門重在反思、重在辨析的學問。既然如此，“再認識”就始終是我們面臨的挑戰與責任。就宋代歷史而言，所謂“再認識”，至少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

首先應該說，對宋代歷史的研究，近代以來已經有了相當深厚的基礎，積累了不少基本認識；其次是說，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學術隊伍的壯大，研究議題更加豐富，材料解讀愈益深化，有些問題，包括一些根本性問題——例如南北格局、胡漢 / 華夷關系、權力運作方式、財政經濟、思想文化、社會變遷等——確實需要重新認識，需要置于長過程大背景下予以思考；目前也有了新的審視角度、新的觀察視野，有了重新認識的可能。在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研究中，對宋代的認識可能是反差最為突出的。相比于其他歷史時期，宋史研究的空間值得大大拓寬，思考討論應該更加縝密。認識這一時代的歷史，不能單一視線，也不能選精拔萃。“再認識”需要學界集體性的自覺，需要注意問題意識的培養，也需要關注不同時代回應現實的特有“路徑”。

我跟學生討論時會說，史學成就的高低，一定意義上取決于材料與議題結合的程度。最近幾年徐謂禮文書的發現和整理，對制度史研究者是難得的機遇。但整體上看，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足以撼動宋史研究基本框架的考古發現或其他類型的新材料；缺少來自新材料的沖擊，也相對缺乏對材料的敏感。這對宋史研究者來說，或許是一種“天然”的缺陷，也是我們學術訓練中的軟肋。新材料帶來的激蕩不足，更要靠我們提高學術敏銳度，在現有材料中讀出新意。

澎湃新聞：說到新的材料對宋史研究帶來的沖擊，您曾經呼吁和提倡深入研究宋人書畫，為宋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能請您具體談談這方面的研究情況嗎？

鄧小南：我們做宋史，今天真正能夠直接“觸摸”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跡，除去我們熟悉的史籍，就是傳世書畫和古建筑。無論書法還是繪畫作品，都蘊涵著當時文化菁英的學養與情操。但就其功能而言，二者有明顯的不同之處。與繪畫相較，書法在現實生活中承載著更為直接的社會功能，是人們用以溝通信息的方式；無論在察舉科舉中，無論是為官任吏者，都無法離開書寫技能。作為自古以來的實用技藝，書法體現著士人的基本能力素質，也是謀生的手段之一，在中國古代的官場和民間長期受到重視。目前傳世的宋代書法作品，多是士人手跡。就其風格而言，有常用于官方文書撰寫抄錄的“院體書法”，也有“文人書法”。文人篇什作品與其墨跡，往往構成“一體兩面”的欣賞對象。就其內容而言，屬于原創者，往往為公私文書、詩文、題跋之類材料，大多可直接作為原始史料利用，其中有些本身即是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資料。

宋代書法作品中保留著一些詔敕，這類文書就是當年政令的載體。其中有賜予臣僚個人，作為指示、獎諭或表示體恤的；也有頒發給特定部門，作為政務“指揮”行用的。類似的內容，文獻中有不少著錄，但很少記載時人習見的文書體式。書法作品中的政令原件，讓我們有機會注意到當年制度運行的實際程序，包括具體內容、各環節的承接方式、溝通途徑，以及簽署者、責任人等詳盡信息。若想關注制度演變脈絡，讓我們的認識落到實處，只能依靠這些書法實物。

畫作對宋史研究者也很重要。藝術史本是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被人為分開了。當然，歷史學者與藝術史家對畫作的認識角度不同。藝術史家往往是將特定背景下的畫卷“拉”出來，進行集中聚焦式的情境分析；歷史學者則傾向于把書畫材料“納”進特定的背景之中，作為觀察時代的一個“入口”。以政治史研究為例，畫作之所以能夠成為政治史的研究對象，首先是由于中國繪畫中確實存在“政治主題”；畫作可能是權力的顯現，也可能是權力發生作用的一種形式。當年的創作活動、書畫收藏與欣賞、書帖與畫譜的編纂，本身就可能蘊含著政治的寓意；后妃、臣僚、畫師的藝術才賦，都可能成為一種政治資本。宋代歷來以宮廷繪畫興盛、職業畫家活躍、文人畫思潮形成而著稱。宋代畫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傳畫，或展現帝制權威尊卑秩序，或渲染治世圣德祥瑞，或獻策逢迎或規諫針砭，都是當時政治生態的鮮活反映，也讓我們注意到通過畫作引導輿論、占據文化制高點的努力。成于北宋仁宗朝、用于勸諭鑒戒的《觀文鑒古圖》《三朝訓鑒圖》等，直接服務于朝廷政治目標，用作“帝王學”圖文并茂之教材，同時也被宋人視為了解本朝圣政、祖宗故事之史料。除了與宮廷或朝政相關的繪畫之外，宋代的地方官員會以畫圖作為告諭民眾的施政手段；處江湖之遠的士大夫，也會以圖畫或直白或幽約地表達心聲。文人的繪畫及鑒賞、饋贈、收藏等活動，也滲透著結交人際網絡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脫于政治的文人畫，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環境導致的結果，體現著對當時政治景況的直接間接回應。

說到拓寬材料面，還有一類材料值得注意，就是明清社會史研究者經常用到而宋史學者不大利用的宗譜、族譜、家譜。一般來說，修譜者所展示的家族史，反映的是相對封閉的內容，重支派蕃衍而不重時代環境，與研究者所追尋的歷史，存有相當的距離。某種意義上或許可以說，宗族“活”在人們選擇性的記憶中；其記敘反映著子孫心目中對前世的追認與理解，大都有夸飾甚至虛構的內容。我們注意到后代編修的族譜追溯宋代先祖情形往往“不靠譜”，通常認為不可信據；其實，若能下功夫仔細辨識，可能會有意外的發現。就我個人有限的了解而言，明清乃至民國精心修繕的一些族譜，例如浙江龍泉何氏宗譜、縉云呂氏族譜所記述的宋代祖輩行實，雖然有明顯的混淆誤差甚至摻假，但其中確有宋代留下來的真實內容，應該是在宋代材料的基礎上“盤整”而成。像宋代官稱之類，造偽并非容易。一些宋代資料通過重輯翻修的形式，被包裹著“活”在明清以降傳世的譜系之中。實情與偽作，應該仔細梳理剝離。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說，這類材料中散存著我們至今尚未充分辨析發掘的宋代社會史研究“資料庫”。

澎湃新聞：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我們對宋代存有各種各樣的負面印象，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學者卻對宋代給予極高的評價，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

鄧小南：的確，大家可能都已經注意到了，國內學界與西方漢學家對宋代的認識頗不相同。這種差異的背后，是思考語境與學術脈絡的不同。具體或許可以從兩個角度考慮。其一，我們對宋代的認識框架基本是近代以來形成的，包含著當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觀歷史的體悟；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與對漢唐盛世的懷戀聯系在一起。而西方學者從外在的角度觀察中國歷史，通常沒有這種內心感受。其二，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傳統，“大一統”與政權間角力的成敗，是國內學界關注的核心問題。西方學者與我們學術背景不同，更加注重社會史、文化史方面的因素。凡此種種，都呈現出不同的思考方式，需要我們在更為開廣的視域中相互啟迪，重新認識宋代的歷史。

澎湃新聞：我們對宋代留下的負面印象當中，最突出的，流傳也最廣的，可能就是“積貧積弱”這一點了。您也曾經提到，中國主要朝代的創業君主中，只有趙匡胤出身于職業軍人，然而，趙宋王朝偏偏以對外軍事作戰不競不振而著稱。在您看來，我們該怎樣看待宋代這種既 “以兵立國”又“崇文抑武”的現象呢？

鄧小南： 關于“積貧積弱”，自上個世紀中期，學界一直就有這樣的認識，教科書上通常也這樣說。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就痛感宋代是“積貧難療”、“積弱不振”；最近幾年，有一些直接或間接的討論，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我們看到，在宋人的說法中，“積貧”大多是自民生角度著眼；“積弱”則是指本朝國勢。而近代以來批評的“積貧積弱”，則都是針對趙宋王朝整體國力的評斷：積貧，是從宋代國家財政用度出發（例如冗兵冗官冗費等）的認識；積弱，是針對其國勢疲弱、備受欺凌的慨嘆。這樣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宋代“生于憂患，長于憂患”的特征，但涵義比較含混，征諸歷史事實也并不那么確切。

明史專家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針對宋代提出一個疑問，說“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重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在今人想象中，“軍事上的作為”是指對外作戰的成就；而在當時，五代擾攘動蕩主要源自禁軍，出身軍事統帥的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后，為防范內部變亂，穩定政權，首先是要收攬軍權，控御軍將。太宗及其后的君主，亦竭力倡導軍將循謹馴順。就趙宋而言，“天下大勢分為南北”（章如愚語），始終處在“國依兵而立” 的局勢下，“兵衛者，國之爪牙”（張方平語）；正因為如此，對關系全局的爪牙之馭制一直是朝廷所不敢釋懷的。

宋代文武關系的調整，主要是通過文武殊途定位實現的。一方面仰仗文臣，使其操持國柄；另一方面，則以豐厚待遇籠絡武將，“依重兵而為國”（張方平語）。至于后人批評的“崇文抑武”政策，初衷是有鑒于五代局勢，防范武將跋扈，保證統治安定；這一政策在民間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

宋代軍事方面的問題，包括與北族政權的對峙緣起，要置于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兩個半世紀的長過程中觀察。后晉石敬瑭將幽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北族政權與中原王朝的對峙線，南推到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這樣的軍事地理格局當然對北宋相當不利。但軍力不振的關鍵在于最高統治層的戰略決策失誤，也可以說是太宗以來“守內虛外”“強干弱枝”政策以及猜忌方針帶來的嚴重后果。就軍隊的作戰——尤其是守御戰——能力來看，實際上不似通常想象的那般不堪。許多軍將士兵在艱苦卓絕的情勢下，用自己的脊梁撐持著兩宋的防衛格局，使當時的經濟、文化能有機會得到較為充分的發展。

澎湃新聞：關于宋代的政治局勢，有的學者評之為君主專制獨裁，也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帝制階段“思想最為自由”的時期。這種明顯矛盾的觀點，是如何同時存在的呢？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觀點？

鄧小南：日本學者宮崎市定認為，五代以來，天子排除了中央政府中的貴族勢力，繼而又在與軍閥的斗爭中勝出。宋初君主駕馭軍隊的成功、相對于中央政府的威勢，兩者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天子獨裁政治”。不過，就宋代的情形而言，所謂“君主獨裁政治”，并不是皇帝個人享有絕對權力、得以為所欲為的政治狀態，而是以中央集權官僚制為基礎、事實上受到制約的政治體制。

帝制時期，就其根本性質而言，都是專制王朝，說不上“三權分立”，不可能“民主自由”。但這并不意味著“天下烏鴉一般黑”。帝制王朝的統治形態、集權專制的運行方式并不相同。相較之下，宋代朝政“稱得上是中國歷代王朝中最開明的”（虞云國語）。北宋前期安定內政、化解矛盾時采取的理性務實態度，為國家日后的發展奠定了相對穩定寬松的環境，人材得以涵養蘊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有了長足發展的可能。傳聞中太祖與趙普的對話，有“道理最大”一說；盡管無法證明確系當時說法，但至少宋代士人反復征引，將其視為本朝的政治基調，直至南宋后期都有其影響。與此同時，宋代也有樹立威權的政治整肅，有文字獄和黨禁，很難說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但整體上看，士大夫代表著“立國之元氣”，對政治的參與度確實較其前后時代更強，這不僅造就了士大夫階層本身，也給宋代政治增添了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稱之為“中國帝制時期思想最為自由的階段”，與事實并不矛盾。

澎湃新聞：您曾經提到，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統治的疆域遠遠無法與漢唐兩朝相比。但是，北宋結束了五代這個中國歷史上分裂程度最徹底的時代，“其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是前朝所難以比擬的”。能否請您深入談談這個觀點？

鄧小南：中國歷史上的十至十三世紀，是又一個“南北朝”時期。此前分裂時期并不少見，有的分裂階段曾經持續二三百年，也有若干政權—特別是北方多個民族政權—并存的時期。五代十國時期的分裂，建立在晚唐藩鎮割據基礎上，是中原王朝轄境內部的分裂，而且南方多個小國分立，可以說是相當徹底的分崩離析。北宋所完成的，只是恢復了唐代后期的基本疆域，遠遠無法與漢唐舊境相比，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統一”。討論宋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不能脫離這一基本的空間格局。研究者應該把“宋代”視為一個時代史，而非單一政權史，才有可能綜觀全局。上世紀八十年代海外一些史學家集體撰著的China among Equals一書，指的就是這種外部勢力環伺、內部生存空間狹小的局面。農耕地區與游牧地區的重歸統一，是由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完成的。

趙宋王朝自其建立之日起，即承受著巨大的外部壓力，加之五代政權頻繁更迭的前車之鑒，其內政選擇明顯傾向于因循求穩。統治集團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本，措意于權力制衡，嚴控禁軍指揮權，盡力消解地方軍政勢力，路州縣級官員由中央部門直接調遣，依靠多途多層渠道下達中央政令、獲知社情民意……用當時人的表述，是“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范祖禹語），說法雖有夸大，但其統治達到的縱深層面，確實是前朝所難以比擬的。漢唐統治結束于內部變亂，而宋代以來，地方無力再與中央抗衡，政權內部勢力也很難再通過“禪讓”之類名目顛覆朝廷，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嚴重的分裂割據局面。

澎湃新聞：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維持了五十三年。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后，不少人只不過把他當作“第六代”君主而已，認為他會像以前幾個君主一樣短命。但是宋朝穩定了下來。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鄧小南：今天會說趙匡胤是大宋王朝的開國皇帝，但當他取代后周之際，時人可能感覺是“六代”又一短命王朝的開始。我們對當時舉措的觀察，也要從這里出發。

趙匡胤兄弟成長于五代，在他們之前，晚唐五代的精英人物一直在艱難地摸索解決困境的出路。無數經驗教訓的積累，使得調整變革的思路漸趨明晰。宋初政治領袖的貢獻，正是基于一二百年間的探索，實現了王朝的穩定。朱熹曾經回顧說，太祖的做法是“先其大綱，其它節目可因則因”。當時的大綱，首先是建立“君君臣臣”的王朝政治秩序。與五代君主比較，宋太祖相對理性開明。從根本方針來說，“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是其精神原則，“立紀綱、召和氣”是其基本政策的兩軸。宋初的具體做法，涉及集中兵權、財權、人事權等諸多措置，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步步為營，以較小的代價得到解決的。

澎湃新聞：中國歷史上，雖然儒家文化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儒學傳承者作為一個群體在政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士大夫政治”，直到北宋才出現。在您看來，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鄧小南：士大夫政治形態的演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士大夫介于帝王與民庶之間，兼具讀書人和官僚的雙重身份，在國家政治中發揮著重要功能。中唐以后，這一階層的社會構成逐漸脫離了世族背景，宋代更有許多“寒俊”側身其間。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通過科舉脫穎而出，認同儒家學說的基本價值，對社會有強烈的責任感。用歐陽修的話說，宋代士大夫“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在正常的政治局面下，建言施政空間比較開闊。這一群體能夠在國家政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也與宋代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相關。

不過，對所謂的“決定性作用”，不能推論過遠。論者經常引用文彥博“與士大夫治天下”之語，認為是反映士大夫政治成熟程度的“標志性言論”。事實上，這一說法并不意味著君臣“共有天下”，不是對國家權力共同平等的分享，充其量只是君臣“共治天下”。帝制社會的權力結構有其層次，這使得“共治”不僅可能，也有必要。

澎湃新聞：遺憾的是，通過科舉得以脫穎而出的這些士大夫，一方面具有深厚的文化涵養，一方面又在無休無盡地政爭，甚至發展到了貽誤國事的地步。對此我們應該怎樣認識？

鄧小南：宋代士大夫中有許多具有深厚涵養的優秀人物，但這既未能保證宋代的政治運作始終朝向正確的方向，也未能使士大夫群體本身凝聚共識。在北宋中后期及南宋中期的政治風云中，這一群體陷入無盡的政爭。這無疑與朝政趨向有關，也與窺測上意追風人物的表現相關。

北宋統治者對臣僚糾結朋黨的戒惕，始料不及地促使了朋黨之議的勃興。“朋黨”范疇之不確切，使其難于查實而易于被利用；同時容易激發情緒沖動，調動群體間的敵對意識，導致酷烈的派系政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君子”群中，看似水火不容的兩極之間，往往具有比人們意料中更多的共通之處。無論是王安石或是司馬光、二程等人，都希望“一道德以同俗”，在詮釋“道德”之際，都具有依事劃線的主觀傾向。他們中的許多人雖欲更新時政卻又熱衷于各立門戶，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此后，“一道德”更成為整肅政敵的旗號。道德理想主義的訴求，本來是人文精神的反映；但要求道德學術“同于己”“定于一”，則是當時士大夫共同認識局限的表現；也正是因此導致了北宋后期士大夫群體內部深刻的分裂。而當朝廷致力于“人無異論”“議論專一”時，則無可避免地會導致思想上和現實中的專制傾向。

宋徽宗題畫、落款的《文會圖》，描繪北宋文士在庭院柳蔭下宴飲聚會的場景

澎湃新聞：您曾經說過，“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唐到宋經歷著一個重要的社會變遷過程”，您將這個過程概括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過程？

鄧小南：我們常說的“歷史過程”，實際上是起訖點不一、內容性質不一的多種演變過程交錯匯聚而成。這些過程，或與王朝遞嬗同步，或與朝代更迭參差。提到從唐到宋的變化，大家自然會想到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論”。這一假說關注政治形態、社會群體、經濟結構、軍事階層的演變，建立起集中醒目的研究框架。但我們不宜將“變革”一語做絕對化的理解，也不能拘泥于“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要長程觀察，而不以王朝之廢立劃為斷限。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說法，是受陳來教授啟發。研究者都會感覺到，唐宋時期整體的社會氛圍頗不相同，這種轉變，重要的端倪始于唐代中期。唐代前期勛貴集團影響突出；經歷過中晚唐到五代的社會變動，既有秩序被沖擊，社會結構調整重組，“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杜甫語），“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袁采語），沒有特殊家世背景的“寒俊”走上政治舞臺。繼承唐代而來的宋代文化，風格情趣有了明顯不同。文學重心下移，體裁從詩文擴大到與市井關系密切的詞曲、小說；創作主體從士族文人擴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學的接受者擴大到市民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大眾。唐代前期宗教氣息濃厚，而禪宗“一掃繁瑣章句之學”（陳寅恪語），成為本土佛教代表，滲透到民庶世俗生活與士人意識中。宋代是一民間宗教勃興的時期，無數“雜祀淫祠”，無不與民眾日常祈愿相關。伴隨古文運動的興起、新儒家的出現，學術文化的潮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我們熟悉的文字和圖像材料來看，普通人的生活狀態日益被關心被反映。以往千篇一律的墓志，有了鮮活的內容；畫作中雍容閑適的形象，部分被辛勤勞作的人物取代；地方志則成為士人交際網絡與地方性認同的載體。諸如此類的現象不勝枚舉。我們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所謂的“化”，是指一種趨向，一種過程，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從這個意義上看，唐宋之間的社會變遷“不是突變，而是漸變，不是斷裂，而是因革”（張邦煒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