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湯遠珊、汪烈九 檔案春秋

本文由湯遠珊口述，汪烈九整理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兵諫”，扣留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當時，在事變核心人物張學良的身邊，有一位書生模樣的準尉秘書，他職位不高，卻追隨張學良左右，經歷了事變的整個過程。

多年以后，當一位名叫湯遠珊的老太太打開父親生前所留下的秘密日記時，她才恍然發現，自己的父親——一位外人眼中平淡無奇的鄉村私塾先生，竟然曾是東北軍少帥的秘書、西安事變的見證者。而這段無人知曉的特殊經歷，都被父親湯寶田寫入了自己從不示人的日記之中……

湯寶田日記

從火中搶救出來的宣紙本

我的父親湯寶田1901年出生于湖北沔城。他早年喪父，靠我的曾祖父和奶奶傭工度日。雖然家境貧寒，但父親飽讀詩書，知識淵博，并考入了上海中華會計學校。

1932年，父親逃荒到武漢，以做小生意為生。同住一個院子的一位王姓軍官見他每天晚上都在讀書寫字，就請父親當了自己的文書，后來又推薦他到西安張學良部下當準尉秘書。1937年7月，張學良的東北軍解散，父親也回到了沔城老家。對于曾經謀職于東北軍的這段經歷，為人謹慎的父親從此閉口不提，就連至親的人也一個字都沒有透漏。

東北軍將領張學良（中）及其部下東北軍。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軍被調往西北

回到家鄉，父親開辦私塾，在一些大戶人家中坐館，教學內容主要是四書五經和珠算，賺一點微薄的學費，還要靠卷煙種菜才能維持生活。

父親回沔城的第二年，我這家中唯一的女孩出生了，稍長大些，便和家中的其他孩子一樣，被送進父親的塾館發蒙。孩提時代，父親伏案書寫的形象，令我好奇。不論寒來暑往，他每天晚上都會坐在油燈下，燃燈、磨墨、展紙，用毛筆蘸墨，在宣紙上寫下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寫完之后，他又會手托黃卷，聚精會神地閱讀。他的這種韌勁哪怕在戰爭環境里也不間斷。但對于父親在宣紙上究竟寫了些什么，當時的我一無所知。

1941年2月10日，沔城遭遇了一場滅頂之災。為了讓日軍部隊抵達沔城后無房可居，國民黨128師奉命燒掉城內所有的房屋。我母親后來回憶：

那年元宵節臨近傍晚，只見穿黃色軍衣的士兵，一手提煤油桶，一手舉火把，一路奔跑，一路吆喝，催趕居民出屋。他們則沖入室內，向一切木質物淋油，點著火便后退，退出門外又向大門淋油。不須再點火，室內的火舌一下就舔著了木門，到處都是爆炸聲，墻梁倒塌聲，連街面石頭也起火了，老百姓的吃、穿、用物，盡化焦炭……

我們家在著火之際，父親從后門闖進，到房里搶物，什么都舍棄了，唯獨搶出了一大卷寫滿蠅頭小楷的宣紙本。母親回憶說，父親喜愛的西安八景國畫、碑林各種字體拓片，還有能買米換油鹽的軟硬幣，他一點也沒有搶出。似乎在父親的腦子里，什么東西也比不上他的那些宣紙本。

這個秘密他保守了一生

1946年我八歲。這年8月，慈祥高壽的外公去世，我隨家人去送葬。喪事辦完，親友們圍坐方桌前閑話。父親在親友中，照例是寡言少語的，但我發現他緊盯了一下由柴草泥漿編糊而成的墻壁，而后低頭沉思，接著起身走到墻壁前。再坐下時，他的臉上已是一片釋然之色。

我想到那年沔城大火，他從烈焰中搶出的宣紙本，也許就是藏在他緊盯的墻壁夾縫里。從他后來的表情看，我猜想他已取走了宣紙本。當年大火后，我們全家寄住在鄉下的外公家。128師走后，各家回城按原址搭蓋小房子。他可能就是趁這個機會轉移了他的秘密。后來事實證明，我猜測得一點兒也不錯。

1949年5月20日，沔城的兩座小學進行聯合游行，慶祝武漢解放。樂隊的音樂、腰鼓的點子、扭秧歌的節奏聲，匯成一片，十分熱鬧。但在這熱鬧中卻是有人歡喜有人愁。地方上要對偽職人員登記，這讓許多干過舊差的人終日愁眉苦臉，長吁短嘆。但我記憶中的父親，此時卻仍舊文質彬彬，仍舊授課教徒，好像世道的變化與他無關。

一天夜間，我從熟睡中醒來，感覺房中除我之外，再無一人。我立即下床，摸到后門檻，月光下，只見父母正握鋤揮鍬忙碌著，原來他們在墻院的一角挖洞。這時我躲在后門角，仔細觀察，大概是洞已挖好，父親將一只比衣箱小，比醫生藥箱大的紫藤箱，謹慎地放進洞去，然后父母一齊動手回填，回填后又用腳踩，大概是為了不留下痕跡。這時父母忙完，我也怕被發現，連忙回房躺下，一直想著父親是一個純良百姓，如今為何謹小慎微起來，把秘密藏于地洞中去？我當時只覺是個難解的謎。

埋藏東西并不代表中止了寫作。父親每晚仍然在清油燈下，鋪開了宣紙，緊握雞狼毫筆管，書寫不止。那么這些新寫的東西，又該不該掘洞埋藏呢？寡言少語、性格內向的父親啊，女兒哪敢問您？

1950年，族兄湯祥林受人之托，來找家父，說是上面聘請父親去新堤長江管理段任會計。父親欣然接受并立即解散塾館。在收拾行李時，我發現那個紫藤箱已被裝入了一只小木箱，且上了小鎖。從此，父親將秘密隨身攜帶，直至1956年，父親病退。他回家后不久，也許是經過了鄭重考慮，他又將小箱裝入布袋，自己背到我大哥家。大哥接受了父親的托付，將木箱置于閣樓上，再也沒有動過。

臨終前最后的牽掛

父親為人正直，熱心公益，在鄉鄰間素有口碑，不論在城里，還是為避兵燹到了鄉下，都有人求他代寫書信、合同、契約、請柬乃至生庚八字，他是來者不拒，從不推諉，也不索取報酬，而且做事認真，令求助者十分滿意。因之，鄰里鄉親昵稱他是刻版道人。所謂刻版道人者，乃按固定程序，一絲不茍地刻寫宋體印刷字的人，不只要求刻版者聚精會神去干，而且要求刻得一模一樣。父親欣然接受這個綽號。1957年，父親由于謙恭、謹慎、任勞任怨，廣結人緣，被沔陽縣政協增補為政協委員，他高尚的人品境界，由此可窺一斑。

1961年正月，父親病入膏肓，彌留之際，他終于向守候身邊的兒女們說出了自己此生最大的秘密：“你們，要好好保管，我的日記……里面寫了西安事變……”只見他雙唇仍在翕動，卻再也吐不清言詞了。就這樣，父親平靜地、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保管日記，西安事變”，八個字的關鍵詞，深嵌于我的腦海。父親幾十年緘口不語，臨終才吐出心聲，直至此時家人才知道父親曾服務于東北軍、少帥張學良的帳下，有著從來無人知曉的三年多軍旅生涯！

湯寶田的日記與他唯一一張留存的照片

湯俊昌是我們的大哥，按照中國的傳統，那個小木箱便一直棲身于大哥家。我們眾子女都知道，木箱里放的是父親撰寫的宣紙本（日記），但只知道日記里是和西安事變有關的內容，但具體寫了些什么，誰也不知道。父親去世四十年后，2001年5月31日，大哥湯俊昌病故。他的子孫從閣樓上取下這個塵封已久的小木箱。

該如何處理父親臨終時囑咐要好好保管的這些遺物？我主張先開箱，只有了解了內容，后人們才更有信心保存。于是侄孫們撬開了銹跡斑斑的鐵鎖，不出所料，里面全是寫了字的宣紙本，共計24冊，包括16本日記、7本“著作”和1本家譜，約55萬字。宣紙本有的紙質已經變霉，有的墨汁已經褪色，還有老鼠“光顧”過的痕跡，但總體上看，文字皆可辨認。

日記的時間跨度為1935年至1957年，共55萬余字，全都是父親用蠅頭小楷豎排撰寫，寫得整整齊齊。日記里不僅記述了關于西安事變的內容，還對國民黨128師焚燒沔陽城等事件都作了非常詳細的記載。7本“著作”則是父親自行編寫的“論二十八宿風雨陰晴”“鳴雷訣”“量船積米法”“婚娶禮”“開平方法”“三色方程歌”等。

本文口述者湯遠珊與她父親的日記

這一筆筆蒼勁有力的楷書，令人肅然起敬。我將父親的日記搬到戶外，逐冊逐頁晾曬，然后按時序加封裝訂。但是大哥的家人表示不愿繼續保管，我只得將日記送到二哥湯慶云處。不料二哥正在病中，二哥的后代們對此也不感興趣。在我的再三堅持下，他們才勉強收下。

怏怏地回到仙桃的家后，我始終惦記著這日記。最終在征得老伴同意后，我于2002年從二哥家取來了父親的遺著。歸途中，手撫父親的日記，油然而生一種一定要把父親的寶貝保存好的使命感。

日記里的“西安事變”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農歷十月廿九 戊辰 晴

……外面槍響了，接連機槍聲，手榴彈聲，滿城都是槍聲，及天大明，聞宿舍之西附近槍聲最密，余等見楊虎城部下兵士正圍剿省會公安局……

下午6時，張（學良）副總司令召集全部職員在大禮堂訓話。大意謂：“今天事變情形，大家須要知道，我自從入關跟隨委員長剿共，我的軍隊有十幾萬，始終服從他的命令。到現在，我的軍隊損失幾個師，（蔣）口說給我補充，結果仍然是我的軍隊愈鬧愈少。在‘九一八’發生后，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我只得退入關內，希圖將來恢復。前天我當面要求蔣，請你不必剿共，抗日是大事。蔣當時對我大發脾氣而特發脾氣……我與楊虎城來他一個兵諫，將蔣委員長暫時扣留此地，……如其堅決不允，兵諫是我做的，罪名該我頂受。我也必須親身護送蔣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發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謂好漢做事好漢當……”

西安事變的發動者：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左）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

細讀父親的日記，我才知道父親在東北軍里當過張學良兩年的準尉司書、一等錄事，并親身經歷了西安事變。在1936年12月12日的日記里，父親這樣記錄下了“西安事變”當日的情形：

蔣委員長聞變無法逃脫，由一衛士用肩將蔣頂出墻園，避至山上小洞中。衛兵營第一次搜山無蹤，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見著，蔣的衛士尚欲開槍射擊，被蔣阻止。搜山的士兵將蔣圍住，一面報告長官，長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蔣委員長，連忙招呼部下敬禮。此時蔣足下光著襪，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沒有了。大家請蔣下山，用汽車一輛，護送到西安皇城內楊虎城處。下午一時許，洛陽飛來飛機七架，盤旋偵察數遍。

兩周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25日的日記中，父親最后一次提及張學良：

下午4時，張（學良）副司令送蔣委員長至洛陽……張副司令臨時留手諭作為遺筆，本部用鋅版將副司令親筆所書之遺筆手諭翻印，凡總部大小職員均贈給一份作為紀念。

1937年7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科長錢效圣、會計股長周鎮向余曰：儒系老舊職員，仍在本署服務，薪資自有相當。余思家日久，未允，請資遣。”于是，父親在1937年7月1日從東北軍退伍返鄉。

父親關于西安事變的記錄，被文史學者認為，其“ 可貴之點在于記錄史實時，不加任何個人觀點，非常客觀而細膩地記錄西安事變全過程，而且，還記錄了東北軍事變后的去向，既印證了正史，更充實了正史。”

湯遠珊介紹父親的日記

2006年11月10日，我遷居上海。這年是西安事變發生七十周年，上海的媒體對父親的日記進行了報道，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上海市檔案館看到這些報道后，主動找我聯系，要求收藏父親的日記。2007年6月28日，《湯寶田日記》捐贈儀式在上海市檔案館舉行。在捐贈儀式上，上海市檔案館的有關領導和專家對父親的遺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正如父親臨終時所說的：他的日記實錄了西安事變，是與民族命運相關聯的史料。父親的日記不僅僅記錄了他個人的生活軌跡，更是從一個側面記錄了我們民族從危亡中奮起的重大轉折，是一件十分珍貴的歷史見證。

雜志編輯：周曉瑛

新媒體編輯：陸聞天

原標題：《曾經的“少帥秘書”，為何終身不言西安事變？答案在這幾本秘不示人的日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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