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北京大學燕京學堂舉辦了一場主題為“中國與世界：關注、探討與展望”的學術論壇，邀請國內外人文社科領域數十位頂尖學者齊聚一堂，就“新環境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等議題展開深度對話和交流。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鄧小南教授在會上作了題為“多種學術語境下的深度對話”的講演，就“對話”與“相知”、“詞匯”與“概念”、“語境”與“深度對話”等問題闡述了她個人的看法。

深度對話是傳布思想的重要方式

在不久前，北京大學剛剛成立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希望建立起一個對話的平臺，以便于不同的學者展開對話、交流和討論。鄧小南教授現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她在工作中接觸到了許多學者及他們發表的著述，引發了她本人對于不同學術語境下的學者如何進行深度對話等問題的思考。這也是她選擇該話題作為講演內容的原因之一。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不同地區的學者有著愈來愈多的機會聚集在學術機構中進行對話。在對話日益頻繁的情形下，“深度對話”的意義就開始凸顯出來。鄧小南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最近舉辦的一些講座為例，指出所謂的“深度對話”，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關注并理解對話者彼此的文化背景和學術語境，這樣才有可能使對話不斷深入下去。實際上，在中外歷史上，早期的許多知識都是通過對話的方式流傳的。比如在中國，從先秦時期的孔子一直到宋代的朱熹，在西方世界，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無論是《論語》、《斐多篇》還是《理想國》，其實都是對話體或問答體的形式。對話，始終是傳布思想的重要方式。在北宋中期，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曾就對話的意義發表過見解，如宋代歷史上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邵雍。哪怕是當他身體不舒服的時候，如果有朋友來訪，能夠進行深度對話，就能達到“思致幽遠，妙極道數”的境界。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深度對話是相知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相知很深的人，通過對話，能夠碰撞出他們思想上的、精神上的火花。

鄧小南說道，正如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袁明教授在論壇開幕式致辭中所說的那樣，希望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能夠在新的平臺上產生出新的思維方式。從延展的意義上說，對話不僅包括當面的交談，也包括研究者通過閱讀文獻材料、物質遺存所進行的和前人的“對話”，還包括歷史學家和歷史事實之間的“對話”。對話，實際上是相互理解、傳布知識、思想碰撞的重要方式和載體。鄧小南援引著名歷史學家卡爾（E. H. Carr）的例子，指出卡爾在回答“什么是歷史”這樣一個問題時，他首先想到的一個回答就是：歷史應該是歷史學家和歷史事實之間一種不斷的、往復進行的對話，其實也就是今天和昨天之間一種永無止境的對話。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的著作《歷史是什么》

鄧小南之所以非常關注深度對話的問題，也是因為她注意到，雖然現在我們對話的機會越來越多，但是仍然有很多對話停留在淺表性的層次之下。近幾年來，網絡語言的流行促使了一些“短、平、快”對話方式的產生，形成了一些青年人之間對話的新習慣。出現的這些情況，使得人們不再過多在意和講究語言的使用和內涵的準確，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影響到學術的敘述和論證的表達。鄧小南認為，“對話”這件事本身是我們每一天都在進行的，之所以有必要把“對話”的方式拿出來討論，其實也表現出對一些淺表性對話所帶來的隱憂的關注。

“中國”是“Central Country”“還是“Middle Kingdom”？

“詞匯”與“概念”，也是我們在對話中經常會遇到的問題?！吨芤住の难詡鳌氛f：“修辭立其誠。”尤其強調修辭的重要性。鄧小南認為，實際上我們的很多意念都是從詞匯、概念的表述開始的。費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鄉土中國》中認為，概念“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工具”，是要“用詞來表現的”，在人的生活與時間關聯中，“詞是最主要的橋梁”。在詞匯的對應上，則有豐富和匱乏之分。我們在研究和平時的對話中，其實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們在日常閑談中談到家庭親屬關系時，就會意識到漢語世界和英語世界中有關家族結構的概念和復雜程度存在明顯的差異。在學術研究中，我們也經常遇到類似的問題。有一些詞匯和概念，不是拿著字典就能對應翻譯出來的，還需要對文化背景和學術脈絡有所理解。比如在英文中，我們會看到country、state、nation等表述，但是在漢字中往往只是用“國家”這一個詞匯來表達。實際上，這種做法難免混淆了概念的不同層面。又比如，我們在講到“問題”的時候，常常只使用“問題”這一個詞匯，但在英文中，則可以用question、problem、trouble、topic、issue、point等不同的詞匯。實際上我們看到，相比于中文世界，在西方的學術討論中，詞匯的分殊和概念的厘清要嚴密得多。在日常交流和學術表達的時候，此類問題對于我們來說往往是習焉不察的，但是卻很重要，足以構成影響彼此對話深度的障礙。

近期，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將會舉辦一場講座，由James Robson教授主講，主要內容是他在翻譯《道德經》的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包括西方學者對《道德經》內容的使用，以及在翻譯過程中反映出來的文化交流與多重誤解。實際上，這一類的問題也是我們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的。1980年代，美國加州大學聚集了世界各國的一些學者，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的論文集后來結集為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出版。我們從它的副標題就可以看出，它把“China（中國）”翻譯為“Middle Kingdom”，這其實是一種誤解。2008年，在臺灣舉辦的一次主題為“Geography and Culture”的學術研討會上，哈佛大學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作了一個發言，主旨是中國歷史上地理和文化的一些相關問題。包教授認為，所謂中國歷史上的“Middle-Period”時期，大約相當于公元750年到1550年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他進而指出，從“Middle-Period”時期當時人對“中國”這個概念的理解來看，應該把“中國”翻譯為“the Central Country”。對于同樣的詞匯，學者基于不同的學術背景、不同的理解，就會選擇不同的翻譯方式。

鄧小南注意到，最近學界有很多與“中國”概念相關的討論。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在11月曾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兩位研究員進行了一場關于“最中國”的對話。其中，何努是陶寺遺址發掘領隊，許宏則是二里頭工作隊隊長。他們分別談論了各自心目中理解的最早的“中國”。鄧小南認為，實際上這種討論不僅僅是考古發掘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概念如何進行理解的問題。學術界對如何理解“中國”有很多的討論，包括葛兆光《宅茲中國》、許倬云《說中國》、許宏《何以中國》，分別從文獻或者考古發掘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概念建構和歷史上有關“中國”敘述的歷史演進。

鄧小南還指出，學術詞匯的選擇和概念范疇的理解，應該說往往是沒有絕對的正確和謬誤。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混沌雜陳、無是無非，也不該導致在概念甄別和辨析上的缺席。我們不能滿足于自說自話。通過深度的對話，應該可以厘清一些概念，至少可以認清彼此的觀點和彼此的意念。我們在了解了不同提法背后的學術脈絡后，就可以尋求討論的共同基礎，梳理出一些困惑的緣由。

研究中國歷史，為什么需要外國學者的參與？

對話，其實是需要有一些問題意識作為主導的。問題意識與歷史學一貫追求的反思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閱讀，不僅是我們“對話”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能夠讓我們進入特定語境的方式。在研究實踐中，我們常常會感到：即便同樣是漢語世界的學人，我們在和古人、和前輩、和同事對話的時候，仍然會有言語上的隔閡和理解上的參差。同樣的文章、同樣的材料，不同的讀者會體悟出不同的內容。就同一個讀者來說，在不同階段和心境下，也會讀出不同的內涵。這就要求我們要放下身段，不斷地追問，往復地對話。而這種不斷追問和往復對話，在鄧小南看來，是需要引導的。而這個引導，就是所謂的問題意識和反思精神。二者是能夠深入對話的前提。

很多時候，對話會涉及到內在與外在的關系問題。大約十年以前，北京大學哲學系楊立華老師翻譯了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田浩（Hoyt Tillman）教授的著作《宋代思想史論》。在譯完這部書后，楊立華就他在翻譯過程中的一些思考做了一個總結，寫成一篇文章《在母語的防線上》發表。他說道：“從真正的內在立場看，我們對漢語文化的注目根于內心深處不容或以的沖動。這沖動超越了所有的計度和衡量，也超越了所有的價值考慮?！钡撬X得，相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外國學人是以閱讀中國為目標的。田浩教授在《我的思想史研究》這篇文章中，也直接說到了作為老外在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優勢和好處。他說：“老外有一個好處，可以從外面的角度來看一個傳統。一個在傳統中長大的人，研究這個傳統，很容易覺得這樣子的演變、發展是自然的，不必解釋……從外面看，可以看出一些新的立場或是問題。”外部的立場對于刺激一種新的認識很有益處。由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主編的六卷本《哈佛中國史》，不久前在中國大陸出版了中譯本。在這套書的總序部分，卜正民教授也提出一個問題：既然我不是中國人，那當一名中國歷史學家到底有什么意義？卜教授引用了朱維錚教授的一段話：“你想象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間外頭，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訴你屋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外國學者?！编囆∧险J為，內在的視角和外在的視角確實是應該互補，不同觀察視角的組合，人們才能對中國和世界各個地方的政治、社會、文化，包括生活的經驗有一些新的體悟?！皟仍诶砺贰焙汀巴獠苛觥逼鋵嵅粌H體現出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出發點不同，也反映出人們對很多問題的觀察都會有面向上的差異。但正是由于有這些差異，才能夠豐富學界對于整體的認識——這也是我們需要尋求“深度對話”的原因。通過深度對話，我們希望建立“共通”的而不是“共同”的話語，讓我們的敘事和理解能夠更加貼近歷史的現實。

卜正民教授在會議現場

鄧小南在多年以前曾從事社會性別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她當時就感覺，中國學者和歐美學者的對話盡管是非常友善的，但有時候討論的問題并不處在同一個平面上。其中原因之一，或許在于性別研究本身也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社會發展的階段不同，對于性別差異的體悟和關注點可能就不同。發展中國家很多方面的“啟蒙”在實際上并沒有完成，“現代化”仍然是全社會面對的挑戰，而一步跨入“后現代”之后，中間的文化缺環就容易顯露出來。鄧小南認為，如果我們要做到有效地交流，首先應該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和學術語境。有時候，觀點的錯位就是來自立場、觀察點和文化的差異。以鄧小南擅長的宋史研究為例，國內學者講到宋代的歷史，都是痛惜于它的疆界狹小、對外作戰能力弱，我們關注的是王朝滅亡的悲劇；而歐美學者對于宋代的研究，更多地贊譽宋代文化的昌盛，他們關注的是王朝持續的原因。

在對話的過程中，既要“求同”，也要“存異”。鄧小南還指出，深度的對話還需要技術層面的保證，要求對話的組織者能夠沉潛下去，能夠尋求深度對話的有效方式。鄧小南寄語道，我們雖然不能期待通過對話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深度對話會使我們開闊視野，減少誤會。不同的文化需要互通、互鑒。文化特色鮮明，文明繁榮多樣，我們對同樣的問題有豐富的不同理解，我們的世界才能走向豐富多元，而且健康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