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俞吾金學術論壇｜今天如何思考啟蒙：反思與重建

孫秀麗、阮凱

2016-12-14 16:57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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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俞吾金學術論壇“啟蒙的缺失與重建”討論會現場。

2016年12月10日，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謝希德—俞吾金哲學發展基金主辦的第一屆俞吾金學術論壇“啟蒙的缺失與重建”討論會在復旦大學召開。北京大學趙敦華教授、尚新建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童世駿教授、吳冠軍教授、陳喬見教授，山東大學黃玉順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黃慧珍教授，蘇州大學莊友剛教授，東南大學梁衛霞副教授，復旦大學鄧志峰教授、陳學明教授、張汝倫教授、王鳳才教授、鄒詩鵬教授、馮平教授、汪行福教授、張雙利教授等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論壇。會議由汪行福教授主持，哲學學院袁新書記與陳學明教授分別代表哲學學院與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致辭。

俞吾金先生是我國改革開放后新一代學人的代表，在四十余年的學術生涯中，他與時代同行，勤勤懇懇，筆耕不輟，寫下了大量的優秀著作和論文，為新時期中國的思想解放和哲學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俞吾金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引領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現當代西方哲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學科的發展，在馬克思哲學的重新詮釋、意識形態及其批判理論、現代性理論、德國古典哲學和當代西方哲學轉型與發展等領域提出了有重大學術和思想價值的問題和命題，其中有許多值得繼續思考和討論。

“俞吾金學術論壇”將每年舉行一次，以期通過這個平臺推動國內外學界的交流和俞吾金摯愛的哲學事業的發展，期待學界同仁襄助。

第一屆“俞吾金學術論壇”選擇“啟蒙的缺失與重建”這個主題是因為，今天中國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源于改革開放之初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場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新啟蒙運動，如何看待啟蒙的遺產關涉人類的未來和中國的發展。俞吾金先生不僅通過自己的研究多方面地推動了中國的思想啟蒙與解放，而且自覺地對啟蒙的缺失和重建進行反思。在全面深化改革、多元思潮交錯的今天，如何理解啟蒙？是超越啟蒙還是回到啟蒙？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德國古典哲學的啟蒙精神遺產？以及如何思考啟蒙與當下中國的現實關聯？與會專家對啟蒙相關問題展開熱烈討論。

歐洲啟蒙遺產及其批判

趙敦華總結了對德國古典政治哲學性質的四個基本判斷：第一，從康德到費希特、黑格爾的政治哲學，不是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對立，而是德國啟蒙運動不同階段的時代精神精華；第二，康德的政治哲學不只是純粹理性的道德哲學的推論和應用，也是回應政治生活中重要問題的實踐、經驗的、實用的知識；第三，費希特的自我不是純粹思想上的規定和道德假設，而是實現民族自由的法則和人類自由精神的運動；第四，黑格爾的政治哲學不是隱藏的或“神秘主義”，而是辯證推演和論證的法權體系。他認為，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吸收比對它的否定得益更多更大。這四個判斷對理解德國古典政治哲學及其與馬克思哲學的關系有啟發意義。

童世駿認為俞吾金先生具有非常強的問題意識，非常強的批判精神，非常強的思辨能力。這樣一種精神對做好哲學做好學問都很重要。他認為，考慮啟蒙的主題，理性還是重要的，把啟蒙理性理解為工具理性是不準確的。在市場領域，經濟理性如果和體現著民主決策、共同體情感和專家理性等因素相聯系的主權國家脫離，在超國家的層面上，經濟理性也會陷入非理性。他特別結合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的著作《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討論了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矛盾。他的觀點有很強的現實性。

尚新建借助康德的啟蒙思想，從強國與啟蒙的張力重新理解新文化運動以及中國的啟蒙。他從三個方面概括了啟蒙的性質和特征。首先，“文革”之后的思想解放本質上是一場新啟蒙運動，如何看待啟蒙的遺產關涉人類的未來和中國的發展。俞吾金先生不僅通過自己的研究多方面地推動了中國的思想啟蒙與解放，而且自覺地對啟蒙的缺失和重建進行反思。其次，成熟的人獨立運用自己的理智，無非是立志服從理性的命令，按照理性自立的普遍法則行為，即解放人的自主性，讓人對自身的行為負責。因此，啟蒙具有道德的要求，完全不同于國家人民福祉的追求。再次，啟蒙無疑要求個人自由。關于強國與啟蒙的關系，他的看法是，一般說來，啟蒙必然利于強國。國民性得到改善、思想獨立、道德自律、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得到尊重，正是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的表現。但是，強國未必蘊涵啟蒙。因為強國也許是建立在對外和對內奴役基礎上的，因而不符合個人自由的要求。

張汝倫以啟蒙的人性觀為主題，認為啟蒙之后理性發生了變化，理性被降格的同時變成了中立的計算和推理能力，它不再具有知是非的特征，是非歸為我們非理性的情感。啟蒙哲學的基本意象是鐘表，無論是宇宙還是人心，都是像一個鐘表那樣按照嚴格的機械規律在運行；而理性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能認識這種規律并為人所用；但它不能改變規律而只能順從規律。無論是各種社會改造計劃還是作為它們反題的各種演化論，沒有某種程度決定論的信仰，是根本不可能的。歸根結底，人是被決定的，不是被他的欲望決定，就是被他的社會及其種種創制所決定。這是啟蒙人性論的必然結論。顯然，張汝倫對啟蒙傳統更多地持批判和否定態度。

梁衛霞以宗教啟蒙為主題，指出康德在19世紀的啟蒙運動顯盛時期對道德與宗教、理性和信仰、哲學和神學等重要的宗教主題作了真正啟蒙意義上的創造性的解釋和建構，為人們開啟出一條理解宗教、重構宗教的理性化道德化道路。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盡管理性與信仰的緊張和對立仍然存在，但是康德式的“純哲學釋經學”道路是行不通的，我們應當把上帝的歸于上帝，把康德的歸于康德。

華南師范大學江雪蓮教授結合自己對美國制憲之父聯邦主義者的研究，不僅把美國啟蒙運動作為18世紀啟蒙運動的重要部分，而且強調歐洲啟蒙思想向美國的傳播并經過改造后對美國獨立和建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此意義上，美國革命是歐洲啟蒙思想與本土經驗結合的典范。

復旦大學羅亞玲副教授基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基礎》討論了康德對自主性原則先驗證明及其困難，并比較了維爾默的經驗方案和阿佩爾的先驗解決，并為后者做了辯護。

啟蒙的反思及其超越

汪行福對啟蒙概念本身進行了討論，主張理智啟蒙和規范啟蒙的批判性互補。他認為，區分啟蒙的理智層面和規范層面是非常重要的。啟蒙并不僅僅是清醒地對待世界的態度，它要求知識分子為公眾利益和自己的自由而運用自己的理性。把啟蒙的理智方案與它的政治方案結合起來，不僅可以對啟蒙傳統做更好的診斷，而且對堅持和發展啟蒙方案有著重要意義。今天對啟蒙的指責很大程度上源于把理智啟蒙等同于全部啟蒙，因而指責啟蒙導致了理性的工具化、道德的庸俗化、思想的虛無化或精神的犬儒化。啟蒙的自由意識向犬儒主義的倒退不僅理論而且實踐上要求把啟蒙方案中的理智方面和規范方面結合起來。啟蒙運動不僅僅是理智思想運動，而且是道德政治運動。

為了克服啟蒙方案的偏見，更好地貫徹啟蒙本身的意圖，我們需要：第一，超越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實現理性諸要求之間的互補。第二，超越現世主義和傳統虛無主義，實現與文化傳統和解。第三，超越個人主義權利至上論和抽象的普遍主義，完善個人自由和人與人的互惠。

吳冠軍結合2016年西方世界民主實踐的兩件大事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大選，給出自己對現代民主的雙重結構性困局的診斷。他認為現代民主存在兩個結構性困局。第一個困局是每個個體的那一票無足輕重，直接催生出當代民主國家中的彌散性的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并導致實質意義上的“民主赤字”；第二個困局是民主結構性地制造社會隔裂。這種割裂使整個人民統治自身（民主之本義）成為一個“幻想”。現代民主在這兩場實踐中不同程度地被推到了其自身的界閾，也正是在這樣的地點上，我們得以觀察到它的諸種結構性困局。

黃玉順在討論了啟蒙的普遍意義和中國意義之后，區分了反思啟蒙的三種立場：兌現個體解放承諾的后現代主義的立場、徒勞“復魅”的前現代主義的立場以及現代極權主義的立場，并對儒家傳統的內源現代性思想資源進行了挖掘，認為啟蒙是與商業社會興起相伴隨的思想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之際。啟蒙的價值具有普遍意義，儒學發展取決于它能否很好地承擔自己的啟蒙使命，順應現代性的生活方式、確立個人主體性的觀念和開出現代價值觀的體系。因此，儒家與啟蒙是可以相互促進的。

陳喬見旗幟鮮明地提出“以啟蒙發展儒學，以儒家促進啟蒙”的主張。一方面，儒家與啟蒙諸價值沒有根本性的矛盾與沖突，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可以相互接納，相互發明。應該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儒家應當坦率承認在傳統儒家中現代價值是相對薄弱的，儒家應該積極吸納消化，而不是排斥、抵制這些價值。中國大部分啟蒙派實際上是西化派，如果說他們的思維方式是“凡中必反，凡儒必反”；那么儒家再也不能走上“凡西必反”“凡現代必反”的冤冤相報的窠臼中。儒家可補啟蒙之偏，但絕不應反對啟蒙。

鄒詩鵬討論唯物史觀超越啟蒙的理論效應。他認為，啟蒙的根本規定性是主體性。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在無神論、本體論、認識論、實踐哲學還是在政治理論上，馬克思都是啟蒙的真正繼承者。唯物史觀揚棄啟蒙傳統，其浪漫主義的反彈與復活，在大的文化歷史意義上，激起了現代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往后則是新保守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復興，再后來則是1990年代社會主義低潮時的所謂“歷史終結論”。值得深思的是，即使在唯物史觀（依然還是經濟決定論語境下的唯物史觀）遭受最尖銳的批評時，它的那些本應該被人注意的思想，依然還是強有力的資源。在當代有關歷史理論的那些持續深入的討論中，唯物史觀始終是在場的，不僅在場，事實上，從深度上也主導著當代世界及其理論探討。

王鳳才從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著作《啟蒙辯證法》對啟蒙的理解談起。他認為啟蒙現代性是現代性的重要觀念，啟蒙精神的核心價值就是技術理性主義、個體中心主義、文明進步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對啟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學技術的批判具有情緒性和片面性，這是一種帶有濃厚悲觀主義色彩的浪漫主義文化批判，但是，這種批判是發人深省的，它實際上是對科學技術異化的批判，這對于克服技術理性的膨脹、重建人文理性，以及反思工業文明，重建人類未來文明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鄧志峰對五四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的真實意義做了分析。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所反對的傳統并非儒家和整個傳統，而是一方面反對那些打著孔子旗號行專制之實的現實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不滿于作為傳統知識體系的經學對現實的無能為力。那些過時的經學以及掛羊頭賣狗肉的偽經學，才是經學真正的掘墓人。在這個意義上，新文化運動反的是偽傳統，但今天不能不承認，由于作為知識體系的經學被取消，傳統文化幾近失語，隔斷了內生的血脈，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雖然不斷殖民化，卻迄今無法真正自立于世界學林的根本原因。

張雙利以啟蒙理性和實踐理性的關系為核心線索，對《啟蒙辯證法》進行了分析，她指出，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明確斷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得以實現的啟蒙理性只是康德意義上的知性，它意味著把自然和人都做成被整理和計算的對象，這實際上是對實踐理性的徹底排除。在此基礎之上兩位批判理論家具體分析了康德的實踐理性學說的社會基礎和近代啟蒙理性為何在資本主義社會機制的中介之下會徹底喪失掉實踐理性的維度。通過對尼采和薩德的啟蒙批判思想進行解讀，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對實踐理性的拯救只能走迂回的道路，我們要通過訴諸現實生活中的苦難來對內在于啟蒙過程中的自我毀滅趨勢進行反思。從這個角度看，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理性概念是多維度的，它是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理性傳統的自覺繼承。

同濟大學李革新教授思考了現代啟蒙與激情的問題。現代啟蒙運動力圖建立普遍同質的哲學千年王國的理想不斷使人類的政治激情擴大和膨脹，結果導致哲學生活的衰落和現代極權國家的出現。他認為只有重新恢復柏拉圖的古代理性主義才能克服現代性危機。

復旦大學吳猛副教授認為我們不僅要從肯定方面理解啟蒙精神，還要從否定方面理解啟蒙精神。就18世紀啟蒙運動而言，其所宣揚的理性概念本身就內在地具有否定性維度，但這并非“純粹的否定性”，而是具體的現實歷史運動中的“反抗”。啟蒙的“反抗”根本上在于對“外在性”的反抗，也即對自身根據蔽而不明者的反抗。從這一“反抗”的維度看，在當代生活中，由于構造主體和真理的意義系統處于自我遮蔽的狀態，而對這一狀態的反抗始終未停止過，因而啟蒙事實上正以新的方式繼續著。

復旦大學魯紹臣老師指出啟蒙是包含著一系列精神主張和道德規范，以及非人身依附的生產和交往范式的客觀歷史運動。馬克思在承認現代的自由、平等價值的同時，發現了現代社會背后基于貨幣的權力統治和物像化關系，并將啟蒙后的現代社會判定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矛盾結合體，因此現代社會內部必然蘊涵著普遍性與特殊性、社會性與個體性，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近代啟蒙運動實現了政治的解放，但是真正的人類解放之路仍然任重道遠。

俞吾金啟蒙思想及其意義

莊友剛從時間和空間的維度切入俞吾金對啟蒙的理解。他認為，在審理中國社會的啟蒙問題時應當具備幾點明確的方法論意識。第一，應該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視角來理解啟蒙，是人的歷史發展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歷史進程。第二，中國社會的啟蒙進程早已經開啟，但是這一進程尚未最終完成。啟蒙對于我們而言是一項未竟的事業，仍然是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主題。第三，討論中國社會的啟蒙問題當然可以同歐洲的啟蒙進程進行文化歷史學的比較研究，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借鑒。但決不能把我國社會的啟蒙歷程理解為對歐洲社會啟蒙歷史的復制。

馮平在俞吾金先生的思想中包含著一個重要的觀念，即堅持歷史意識與歷史真實的結合。哲學家對現代社會本質的揭示對于歷史學家對歷史事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歷史學家基于對現代社會本質的理解而做出的對歷史真實的把握，對于哲學家進一步把握現代社會的本質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上海社會科學院張雪魁研究員指出，在重新理解和闡釋馬克思的過程中，國內學術界關于“回到康德，還是回到黑格爾”的分歧，從深層次上看，實際上正是人們對中國如何開展“啟蒙的缺失和重建”的分歧，是對中國道路選擇的分歧。俞吾金先生一直都是開啟思索今日中國“啟蒙的缺失與重建”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的先行者，是展開相關深度對話的當事人和在場者。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胡云峰副教授利用黑格爾主義的“現實化”和“再現實化”概念，對啟蒙精神在當下中國的再現實化進行診斷。就中國的啟蒙事業進程而言，它內在具有豐富的偶然性和獨特性，無論是歷史慣性、歷史成就還是迎面而來的挑戰都是極為特殊的。從挑戰的方面說，俞吾金先生當年指出的四個方面的問題依然存在，其中等級觀念、假集體的觀念、懷舊意識正嚴重侵蝕著我們已經取得的思想啟蒙成果。中國當下啟蒙的再現實化過程仍面臨重要機遇，重建事業任重道遠。

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劉珂老師從人性論入手反思啟蒙。他認為人性問題歸根到底就是對“人是什么”的哲學追問。沒有這個問題，我們就失去了做哲學最為本質的要求，這也應被看作是俞吾金去魅工作的起點。在當代古今中西之爭的哲學論辯中，俞吾金細致地尋找重新描述人性論問題的合理架構，力圖發現造成社會雙重魅化的原因，展現了對人之存在更深一層的關切。

第二軍醫大學楊威老師鑒于辯證法對中國人的廣泛影響，認為在中國推進思想啟蒙就必須要對辯證法進行解蔽與祛魅。俞吾金先生著眼于黑格爾哲學與馬克思哲學關系的論述具有關鍵性意義，其中的學理闡明和對啟蒙的關切，提供著深刻啟發，其中涉及對觀念論的批判，對差異性的強調以及對現代性的重視等方面。

華東理工大學張璐倩老師從后康德哲學以來主體性的發展歷程，通過主體性理論的歷史性解讀，將哲學基本問題與藝術對接，試圖論證它對解釋西方藝術風格變遷的有效性。俞先生倡導美學研究由知識論向生存論轉向，這一轉換關注的仍是對啟蒙文化原初旨意，即“人性向何處去”的直接回答。如果說“美是什么”是藝術作為揭示人性在現實生活中的真相與本來面目，那么，“為什么需要美”則是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追索。她認為，兩種方法論在回應“啟蒙”上有根本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