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與著作

加藤虎之亮，字子弸，號天淵，1879年出生于日本東京和大阪之間的靜岡縣，是日本著名的《周禮》學者，對中國思想與社會、漢籍版本目錄之學以及漢文詩創作有著深入的研究。

加藤虎之亮曾求學于日本廣島高等師范學校漢文科，師從日本漢學家三宅真軒（1850～1934）。廣島高等師范學校成立于1902年，日本戰敗后于1949年并入今國立廣島大學。1908年加藤從廣島高等師范學校畢業后，先后在廣島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廣島陸軍地方幼年學校任教。然后赴東京在青山師范學校、武藏高校任教，并于1935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的題目為《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總說》，時年56歲。其后加藤在大東文化學院、東洋大學講學，1938年升任教授。1948年起出任東洋大學第16任校長。

加藤虎之亮晚年出任無窮會圖書館館長、理事長及無窮會下屬研究機構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無窮會創立于大正四年（1915年），成立之初是為日本皇室制度改革提供決策咨詢的機構，昭和十四年（1939年）起獲得了日本政、經、學界的資助，建立起了專門收藏古籍的圖書館“無窮會圖書館”，并成立了以日本國學和漢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東洋文化研究所。戰后的無窮會作為日本國學和漢學研究機構一直存在至今，于2014年舉辦了成立100周年紀念活動。加藤在東京講學期間，受聘于日本皇室宮內省，作為御用講師為香淳皇后講解經史三十年余年，并于1958年獲得中央政府頒發的紫綬褒章。紫綬褒章設立于1955年，授予日本學術、藝術、運動領域中貢獻卓著的人，每年春秋兩季在東京都頒發。1958年加藤虎之亮去世，享年80歲，生前獲正四位勛三等爵位，法號“天淵院殿子弸日虎大居士”。

加藤虎之亮的著述除了其《周禮》校勘巨著《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以外，還有《支那的貴族教育》（1921年）、《弘道館記述義小解》（1928年）、《詩教和皇道》（《國民精神文化研究》第8冊；1934年）、《孔子與教化》（1936年）、《支那的民族性》（《國民精神文化研究》第9冊；1937年）、《從皇道釋讀〈書經〉》（1938年）、《弘道館記及其述義》（1940年）、《詩與教化》（1943年）等。另有詩文集《紀恩帖》（1953年）、《天淵文詩》（1955年）等存世。這些著作中，加藤用功最深、成書最晚的即是《校勘記》，從其立日課校書，到該書最終出版，歷時三十余年，可以說是加藤畢生的學術精萃。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叢書

加藤虎之亮是日本舊制高校培養出來的知識精英，其思想觀念在戰前日本知識分子中具有代表性，其學術活動雖然并非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活動直接服務，卻是塑造戰時日本國民性的支柱性力量。1932年，日本文部大臣的咨詢機構“學生思想問題調查委員會”向文部大臣提交資政報告中指出左翼思潮在日本青年中十分流行，青年對社會問題高度敏感，對當時世界及日本的政治經濟形勢非常不滿，強烈批判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現實。

為了扭轉青年意識形態赤化的趨勢，日本官方力求用“以天皇為中心單一民族的國體論”替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由此成立了文部省直屬的研究、教育為一體的專門機構——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在理論構建和教育實踐上，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在戰前一度產生了巨大的文化影響，“國民精神文化研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問世的一部叢書。加藤是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的重要成員，不僅參與了“國民精神文化研究”叢書的編著，還是該叢書第八、第九冊的作者，該叢書推出時正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際。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公布的《設立旨趣》中申明：“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受到歐美近現代文化的影響，陷入了輕率模仿、追隨西方近現代文化的風潮，這對我們的國家生活、家庭生活造成的破壞必須引起擔憂。危機存在于整個國家生活中……歐美近現代文化的影響，為日本傳統的國家與家族秩序帶來了危機，這就是所謂‘思想上的國難’。”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希望全面確立日本的學術，1934年設立了歷史、國文、藝術、哲學、教育、法政、經濟、自然科學、思想等研究部門，如法政科的目標是確立日本的國家學，設置課題如“作為現代國家指導原則的皇道”、“憲法學權威問題”等；經濟科的目標是確立日本國民經濟學，設置課題如“日本經濟思想史研究”、“日本統治經濟原理與構成”等。所內研究倫理學的小野正康后來擔任了偽滿洲國的教育司長。

論中國國民性

加藤虎之亮在其撰寫的《支那的民族性》（《國民精神文化研究》第9冊）一書中認為，“中國的統治階級和下層民眾的關系很淡薄，作為國家組織的朝廷，實際是君主和百官結為一體，休戚與共，而他們的國家卻與下層民眾沒有關系，就好比海水，君與臣是表面的波瀾，雖然波浪起伏，但底層卻是什么動靜也沒有。”

加藤虎之亮在該書序言中說：“如今皇軍勇猛果敢地活躍于陸海空中，對傲慢不講信義的支那給以膺懲。此次事變的原因，就在于南京政府為了營一己之私，以巧妙的手段投合支那的民族性，使十年來培養起來的侮日、排日、抗日結出惡果。支那的國民性究竟是怎樣的？……正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兵法秘訣一樣，彼我之間互相了解，是互相敬愛和親的要諦。所以我相信現在我們來思考支那的國民性，并不是徒勞無益的事情。”

書中又說：“自己對蔣政權的不法非道的行為所懷有的敵愾心，并不在別人之下，但又恐怕出于義憤而〔對支那民族性〕過于貶斥，故努力平心靜氣，慎阿諛，戒遷怒，盡力把支那民族性正確地傳達給青年諸君。”

顯然，加藤虎之亮在中國國民性研究中刻意標榜的客觀性有著強烈現實關懷和實際指向，實際上為日本侵華提供了文化和教育上的支持。加藤虎之亮對于漢籍的研究宗旨一方面是為了對抗歐美文化對日本和東洋文化的侵蝕，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與中國思想文化界爭奪正統的考慮。這種思想意識在當時日本的知識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作為近代日本知識精英的加藤虎之亮對中國的《周禮》文獻研究情有獨鐘，以及他為日本皇室宣講漢籍經典抱有如此的熱情。加藤漢籍經史講授的對象香淳皇后，正是發動二戰的昭和天皇的妻子，也是日本最長壽的皇后，享年97歲。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在日本戰敗后，由于其思想意識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被麥克阿瑟領導的駐日盟軍司令部（GHQ）遣散。其中大批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日本皇室相似，失勢之余卻并未遭到徹底清算，不少學者在戰后日本的新式大學和研究機構重新找到了教職，繼續從事日本國學尤其是漢學的研究。

二十世紀的《周禮》研究

加藤虎之亮《校勘記》一書的學術特色及其局限，我們只有通觀十九世紀末及整個二十世紀《周禮》學的研究成績，才能給出較為準確的定位。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孫詒讓的《周禮正義》正式寫定，該書被視為清代《周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亦可以作為經學時代《周禮》研究的收官和殿軍的作品。一方面孫詒讓嫻熟掌握傳統訓詁的方法和技巧，將諸子文獻作為《周禮》同時代的語言材料，將子、史部文獻自覺全面地納入對《周禮》的比較考察之中，可以說是發揚了清代學術的優良傳統，這是之前的歷代《周禮》研究所不及的；另一方面，孫詒讓有意識地吸收了清代古文字學，尤其是《說文》研究的豐富成果，用于對《周禮》名物制度的考證。這種研究方法仍然被我們現代古典研究所繼承和發揚。與此同時，孫詒讓對《周禮》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周公致太平之跡”的水平上，認為重新研讀《周禮》、闡釋《周禮》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可以揣摩周公制作西周制度的初衷和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講，《周禮正義》仍舊是一部經學著作，其所包涵的精神寄托不可能依靠其對文獻本身的研究來實現。晚清以前的《周禮》研究充斥著類似的經學曲解，直接影響了《周禮》研究的進展和水平。遲至晚清，學術界對《周禮》的成書時間和文獻性質仍然沒有一個科學的認識，甚至依舊有學者篤信《周禮》乃周公所作，或是認為《周禮》乃劉向、劉歆父子的偽作。

民國以降，科學地整理古典逐步形成風氣，歷史地看待文獻的形成過程成為主流，郭沫若、錢穆、楊向奎、顧頡剛、徐復觀、金景芳、彭林、金春峰等對《周禮》的性質進行了探討。《周禮》的成書時間和內容來源問題成為一個聚訟紛紜的問題。

1932年，錢穆發表《〈周官〉著作時代考》，文章雖然在具體的材料應用上并沒有超過孫詒讓的水平，但是在對待文獻的眼光上，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經學的束縛，轉而采用歷史文獻的態度，深入討論了《周禮》一書的成書時間與內容性質。錢穆通過對《周禮》文本的分析，認為《周禮》一書乃戰國成書的文獻，名物制度多出于戰國，這個結論為當時學術界所普遍接受。由于錢穆限于自身的學術訓練以及民國時代考古學、出土文獻及古文字學的發展水平，《〈周官〉著作時代考》并沒有充分利用考古材料與出土文獻對《周禮》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甚至沒有做相關嘗試，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同年，郭沫若的《周官質疑》發表，郭文也持《周禮》成書于戰國之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新的古典學范式尚未建立，傳統經史研究又陷入低潮，系統研究《周禮》的著作在1978年以前幾乎沒有。楊向奎先生于1954年發表于《山東大學學報》的《〈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年代》從社會思想和社會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周禮》的成書年代，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1978年顧頡剛在《文史》第六輯發表《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一文，斷定《周官》為“齊人所作”，“《周官》與《管子》是齊文化的‘兩個孿生子’”,此結論至今影響巨大。1991年出版的彭林《〈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則側重于對《周禮》思想文化內涵的挖掘，而不是對《周禮》文本本身及其內容來源的探討，因此該書對《周禮》成書所處時代的結論也未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臺灣方面， 1980年徐復觀發表了《〈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1987年侯家駒發表了《〈周禮〉研究》，1993年金春峰發表了《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這些著作雖然結論各不相同，但都遵循了錢穆對待歷史文獻的基本態度，能客觀地對《周禮》的成書年代與文獻性質加以討論。

當代《周禮》研究在結合出土器物和文獻方面發展尤為迅速，尤其是和金文銘文中職官的對比研究，楊筠如、張亞初、劉雨等學者做了系統的梳理和討論，《周禮》研究無論是從意識上還是從手段上都進入了一個科學的或者說現代古典學的境界。《周禮》中所涉及的名物制度為有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獻和器物所佐證，從而為進一步斷定《周禮》的成書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戰國竹書的出現，為我們理解戰國時代的學派分合、圖書傳布提供了一個非常可靠的背景。從這個基礎出發，重新理解戰國學派互相影響、互相吸收的過程和方式，可以為了解《周禮》的學術來源和學派分屬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

《校勘記》及其成就

從以上對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周禮》研究的粗略梳理來看，加藤虎之亮的《校勘記》是一部純粹的《周禮》校勘學著作，其學術定位在于盡可能多地搜羅傳世《周禮》版本加以校勘，對通過版本校勘可以確定的字、詞、句問題加以按斷。據石立善教授《景印再版序》，加藤《校勘記》在對《周禮》經文、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六朝陸德明音義進行全面詳細校勘研究之際，所用的《周禮》歷代抄本、刻本與注本及相關文獻多達一百九十三種，對現存各種版本及相關文獻可謂網羅殆盡。窮三十余年之功，如此詳盡地對《周禮》這一部書的歷代文獻加以校勘比對，以民國時代中國古典研究者的研究條件來說，簡直是無法想象的。新中國建國之后，古典研究一度落入低潮，也使得這樣的工作沒有條件充分開展。跨入21世紀，當我們重新檢視二十世紀古典研究的成果時，突然發現我們目前仍要補上這個巨大的缺環，這正是加藤虎之亮《校勘記》的重大價值與示范性意義所在。

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加藤虎之亮著述這部《校勘記》時，其學術眼光和學術方法早已與中日《周禮》學研究的前沿脫節。如同當代《詩經》、《尚書》研究一樣，版本校勘已經不是古典研究的主要面向，我們不能期望于通過依靠校勘唐宋以降的版本給我們帶來很多關于古典本身及其時代背景的新知。加藤《校勘記》無論在古典研究新范式的自覺使用上，對歷史文獻研究劃分層次的觀念上，還是在對十九世紀已降新出土文獻和考古材料的使用上，都沒有跟上《周禮》研究前沿的步伐。因此，把《校勘記》視為舊式《周禮》校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應該并不過分。

加藤虎之亮的人生和著作始終與中國經典糾葛在一起。正如孫詒讓所作《周禮政要》，加藤虎之亮的《校勘記》寄托了他作為一個日本知識人對東方世界、尤其是日本文化命運的深深憂思。他對中國典籍研讀的初衷和最終為之做出的貢獻，又猶如中日兩國的現代命運，在碰撞與共生中最終走向了新的交融。

近日上海師范大學石立善教授主編的《日本十三經注疏文獻集成》第一種加藤虎之亮著《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由中西書局影印出版。《校勘記》是《周禮》版本校勘研究領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代表了漢籍東傳后日本漢學家校勘整理中國古代經典的最高水準。該書的出版為我國當前《周禮》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