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班級里，對于有進取心的學生而言，壓力最大的不是優等生，也不是差等生，而是中等生。中等生將面臨追趕優等生和不被差等生超越的雙重壓力。國家產業和貿易結構也是如此。對于當下中國而言，既面臨追趕發達國家產業和貿易結構的壓力，又面臨落后國家承接低端產業的壓力。中國就像肉菜和調料，被兩篇面包夾在中間，雖然是漢堡包或三明治的“心”，但也是最難受的。中國結構轉型想要破局談何容易。

對于外貿而言，看一個國家的外貿是否強大，無非是兩個方面：規模和結構。對于處在發展初期的國家而言，沒有能力主動選擇外貿結構，規模無疑是優先考慮的。這類國家外貿的重要目的是創造外匯，追求足夠規模的貨物出口則有利于實現這一目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貿規模的擴張速度無比耀眼。尤其是中國入世至全球金融危機的期間，平均增長速度達到了驚人的20%。但是，外貿規模的“大”并不必然襯托出外貿的“強”。在內外各種因素交織影響下，中國外貿增速已經明顯放緩，無法再現入世之后的輝煌，需要通過外貿結構轉型成就更可持續的增長，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的外貿結構轉型沒有合適的經驗可借鑒。二戰以來，亞洲有代表性經濟體完成了從發展到發達的“蛻變”，比如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與此同時，這些經濟體也成功地完成了貿易結構轉型，并帶來有益的經驗。但是中國和這些經濟體有諸多不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地域廣、人口多。地域廣使得中國不同地區外貿規模和結構無法同步。比如沿海地區省份占據中國外貿的絕大部分比例、并朝著制造更高端產品邁進，中西部地區卻還在為擴大外貿規模而努力。在此情況下，東部地區固然可以轉移到外國，但是為何不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呢？人口多意味著需要足夠多的資本積累才能實現勞動豐裕向資本豐裕型國家的轉變。而小型經濟體只需要一定規模的資本積累即可轉型為資本豐裕型。如果還要按照比較優勢的理論指導外貿結構轉型，則時至今日中國仍然稱不上資本豐裕型國家，也就沒有到進行外貿結構轉型的時機。因此，中國有自身獨特的地方，小型經濟體外貿結構轉型的經驗借鑒意義很有限。

中國應接受挑戰，比較可行的選擇是走出一條中國式外貿結構轉型之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摸中國的石頭、走中國自己的路，摸索出有中國特色的實踐經驗。在外貿結構轉型沒有合適國際經驗借鑒的背景下，中國應該著力探索出一條中國式外貿結構轉型之路。

所謂“中國式”，是指充分意識到中國地域廣、人口多的現實，利用中國地區外貿發展差異大的特點，區別對待東部和中西部外貿發展。東部地區已經具備外貿結構轉型升級的條件，應從發揮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到追求技術上的絕對優勢，創新發展。中西部地區則繼續追求外貿規模，發揮要素稟賦優勢。從地區之間聯動的角度來看，東部地區還能為中西部地區提供資本品、中間品等原本需要從國外進口的產品；中西部地區規模的擴張，則能有效緩解東部地區在轉型過程中給中國外貿增速下滑帶來的壓力。

轉型之困難破局，破局思路待檢驗。中國的轉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提供真正的中國經驗和實踐，并創造中國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