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井直樹，美國康奈爾大學Goldwin Smith講席教授，任教于該校比較文學與東亞研究系，多語言文化與翻譯理論刊物《印跡》的創始主編。酒井直樹的著作涉及民族主義、日本思想史、翻譯理論、象征符號史。他的論文《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問題》在中國被廣泛閱讀。今年，他來上海參加了華東師大-康奈爾暑期理論研討班的系列活動。

在這篇訪談的上半部分，酒井教授討論了亞洲身份、日本人的“文明的移情”、區域研究、美國高校里的亞洲學生、日本人文學科的危機、列奧·施特勞斯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等問題。

日本人的身份和西方人的欲望

澎湃新聞：亞洲在與西方相遇后獲得了自我意識。在回應西方的過程中，亞洲各國成為了現代民族國家。然而，您認為這樣的回應事實上強化了西方的普遍主義霸權。為什么呢？

酒井直樹：當我對亞洲議題產生興趣的時候，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漢學家竹內好，以及他的魯迅解讀的影響。而亞洲問題之所以吸引我，原因之一是，亞洲并不是由亞洲人發明或命名的，亞洲僅僅是歐洲人的參數（index）。原先生活在亞洲不同地區的人們并不知道自己是亞洲人。歐洲人發明、使用“Asia”這一術語時，一個潛在的基本結構是，他們想要通過在歐洲東方的民族和地區來識別（identify）自身。最初這個詞指的就是那些在他們之外的區域和民族，后者被標記為非希臘、非希臘人。即使是今天，土耳其共和國所在的那個安納托利亞半島還被稱為小亞細亞。這是亞洲的開端，亞洲所指的是歐洲東部的他者。這也意味著亞洲并不是什么特定的指涉或身份（identity），它卻對歐洲人，對歐洲的自反性認同（identification）極為必要。

十九世紀，東亞的人們開始把自己稱為亞洲人，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被歐洲人征服了（竹內好對此有過非常好的解釋）。只有當他們獲悉歐洲征服者把他們稱為“亞洲人”時，他們才接受了歐洲人的視角。因此，“亞洲”一詞本身就有權力關系的結構。

如果使用傳統的黑格爾術語，亞洲就意味著奴隸（bondsmen or servants）的自我意識。奴隸臣屬于其主人，因為它的身份完全依賴于主人的承認。對亞洲而言，這一結構依然存在。當然，我們也不能簡單否定亞洲這個詞，它既非錯覺亦非幻想，它是從屬于現代世界的現實。但當有人執迷于強調或堅持亞洲身份時，我們必須記住這一身份所固有的殖民支配結構。換言之，必須重視使亞洲一詞對亞洲人而言變得重要的那個歷史語境。某種程度上，我依然認為亞洲的殖民構形，與亞洲身份、亞洲價值或亞洲文化獨特性這些話語之間存在同構關系（parallel），即便隨著反殖民斗爭的勝利，今天大多數亞洲國家和民族都獨立了。如果殖民主義只意味著一套赤裸裸的經濟剝削和政治-軍事管制體系，它當然已經成為歷史，然而那些屬于前殖民地或老宗主國的民族，尚沒有從現代殖民主義的社會和認知制度中解放出來。換言之，我們不能忽視我們被迫生活其中的這個后殖民狀況。我想強調的是，后殖民性不僅對曾經的被殖民者是個重要的問題，它對曾經的殖民者而言同樣重要。

殖民權力結構在今天的知識生產中最為明顯。一方面，反殖民斗爭試圖把各民族從歐美、日本的殖民主義中解放出來，但與此同時，反殖民的民族主義本身即是對現代世界——同時也是殖民世界的結構的接受、適應和挪用。在現代世界，西方-歐洲以及后來的美國，總是宣稱唯有它們才擁有那種通常被稱為“理論”的知識。西方要求其生產的知識是普遍主義的，能夠被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接受、占有和學習。西方人想要相信，他們不僅有能力為自己生產知識，還能為世界其他地方生產知識。然而亞洲知識分子對生產可以被其他民族接受的知識毫無興趣。這里的一個原因是，亞洲知識分子明顯很在意自己的身份。一般來說，殖民地人民幾乎都會如此，他們遭遇了殖民征服的創傷性經驗，希望自己的身份和自主權獲得承認、確證和頌揚。為了獲得這一承認，他們常常試圖把歐洲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在某種意義上，這就像一個孩子在謀求父母的承認，尋找父母的關注（gaze）。這個結構在亞洲的民族主義中十分突出。我要聲明：我并沒有說西方人或歐美人不在意身份。相反，他們癡迷于自己的身份，但他們對其身份的關注是隱而不顯的。

就以日本為例。十九世紀晚期的日本是一個極易被歐洲列強殖民的亞洲小國。明治時期（1868-1911），日本人十分在意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在國際上，日本政府也企圖宣揚日本文化的獨特性：和服，茶道，柔道，凡此種種。然而當日本變成一個多民族的帝國，它對日本身份的關注就少得多。為了統治帝國內的少數人口以及朝鮮等殖民地的被殖民人民，日本人寧可訴諸普遍主義話語，聲討當地人的種族民族主義。但到了1945年戰敗以后，日本的智識界很快就被對日本文化身份的急切尋覓所支配。當日本被美國占領，許多日本知識分子便著手進行國民性研究，后者作為區域研究的一種類型，曾為美國的區域研究專家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晚期到五十年代大力提倡。盡管聽上去有點自相矛盾，美國的區域研究專家最感興趣的是研究日本文化的獨特性，以顯示出美國占據著向世界上每個人都敞開的、普遍的位置，而日本人則被限制在特殊的位置上，成為一個研究對象。

日本帝國崩潰之后，日本主要由美國管理。盡管美國的軍事占領政府避免使用“殖民”一詞，強調美國的占領與歐洲和日本的殖民主義多么的不同，但在本質上，日本遭到了美國的殖民。戰后日本學術圈或智識界的第一輪文化形塑，正體現了我剛才描述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生產結構。日本人接受并挪用了現代殖民世界的認知結構。他們癡迷于日本身份，癡迷于日本文化是如何的獨特，但這總與美國或歐洲的凝視有關。他們唯獨欲望被西方承認，不在乎中國人或其他亞洲或非洲人怎么看。當時為了顯示日本文化和歐美文化的不同，一些人滑稽地強調日本人睡在榻榻米上，歐洲人睡在床上，好像中國人不睡床似的。描述日本文化的獨特性，本來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參照點，但日本的民族主義者總把西方的奇幻（fantastic）圖像作為某種普遍的參照點。這種過分簡單化的比較便是日本民族主義身份政治的做法。癡迷于日本身份的日本人想被西方的視角關注，被西方人承認。他們想竊得西方人的欲望；他們的欲望被西方欲望。

我把這種奴隸與主人之間彼此欲望的投注稱為“文明的移情”（civilizational transference），正是因為這一欲望的交換發生在兩個文明所標記的主體位置之間。殖民地人民在尋求其身份時，很難不以主人或殖民者的目光為參照。甚至在政治獨立以后，他們依然被某種殖民權力關系的認知結構、某種基于普遍性（universalistic）知識和特殊性（particularistic）知識二分的認知結構所羈絆。普遍性知識以不關心自我身份的自負為前提，而特殊性知識則在很大程度上關乎身份。

我討論這些問題的一個明確原因是，全球形勢正在快速改變。我認為歐洲人現在非常關注自己的身份，因為他們作為殖民優勢方的位置再也無法得到保證。今年美國大選共和黨的選情也反映了同樣的狀況，那些白人工人階級的選擇表達了他們的種族焦慮，他們正在經歷種族身份的危機。他們發現，他們自以為擁有的白人性（whiteness）再也不是清晰可辨的了（identifiable）?？梢哉f，那個在大多數時候與白人相關的西方已經煙消云散了。

亞洲學者不能只做經驗研究，成為西方理論家的東方線人

澎湃新聞：概言之，您批評了西方作用-亞洲反作用這一關系本身。您似乎暗示我們需要抵抗這種反作用行為，逃脫“文明的移情”結構。但這如何可能？即便在智識實踐的意義上？

酒井直樹：我不認為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一個人能夠逃脫這種移情。我們要做的是直面（work through）它，反思它的結構，分析它的運作方式。這就是為什么我會對分析區域研究和知識生產感興趣。區域研究和相關的知識生產收編了最典型的“西方與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二元結構，它們宣稱區域研究專家感興趣的是區域的特殊性。如果你是個中國專家，你得說流利的中文，知道中國的風俗傳統和歷史細節。這種探究形式本身隱藏或壓抑了一個不可否認的重要因素：即為了生產關于中國的知識，來自北美和歐洲的漢學家必須和當地的中國人一起生活，通過社會互動向后者學習。如果不依靠當地人，他們根本不可能研究中國，于是，中國研究必然是一種同中國人發生社會互動的形式。當區域研究專家談論中國人，他們事實上也在談論他們和中國人的關系，換言之，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談論他們自己或他們對中國的介入。

然而，在區域研究里，在過去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里，這個方面、這種社會關系被完全否認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有許多非常重要的對人類學的批評。批評者認為，人類學家在所謂的原始社會的田野中，必須依賴當地人的幫助，觀察這一事實本身就是與當地人合作的產物。但當這些人類學研究結果出版時，人類學家卻完全忽略了當地人的在場，他們不對那些在田野工作中幫助過他們的當地人說話，而只對“西方聽眾”說話，仿佛那些所謂原始社會里的人們從未存在過。對此最好的分析可以參見Johannes Fabian的Time and Other一書，Fabian揭示出人類學家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時間（temporalities）中：當地人或原住民的時間和西方人的時間。他們呈現當地的文化，仿佛這兩種時間完全彼此隔離。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因此被整編入人類學的學科形式之中。

其時，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經歷了嚴肅的自我反思，檢視了自身的學科條件。但區域研究從未經歷過這樣的自我反思——即便在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出版之后。盡管比較文學、英語、民族研究等學科廣泛接受、宣傳了對東方學和東方主義的批判，大多數的區域研究專家對此仍全然無動于衷。區域研究專家在談論某個區域時，經常讓人覺得他們是從上往下地看待這一區域，這正是殖民知識生產的結構。雖然實際上是殖民者依賴被殖民者，前者沒有后者的支持便一事無成，但權力關系本身則多少是以一種顛倒的方式被表征；根據某種想象，多虧了殖民者的慷慨大方，被殖民者才獲得了教育、紀律和文明。鑒于前宗主國和前殖民地之間如今的經濟、外交關系，這種權力關系的表征再也無法被接受。然而，在知識生產當中，人們依然在想象一種主人和奴隸的清晰區分：主奴結構在區域研究中被再生產。但區域研究專家如今要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現實：把中國人放在現代化的進化階梯上變得越發不可能了。不僅因為中國不能再被描繪成一個“欠發達”的社會，還因為現代化的進化方案本身正在失去正當性。我們再也不會像從前那樣全心全意地相信進步的觀念了。因此，我一直想知道某些區域研究專家如何能繼續生活在“現代化理論”和冷戰的舊時代。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您不滿于這樣的現實：很多時候，亞洲學者只能扮演“本地線人”（native informants）的角色，即僅僅為西方提供經驗研究。因此，您呼吁“亞洲理論”。您能談談亞洲的知識生產嗎？為什么理論那么重要？此外，作為一名在美國的日本學者，您覺得作為亞洲人說話和用西方的理論/哲學語言說話之間矛盾嗎？

酒井直樹：你可能注意到，在過去幾十年里，許多亞洲學者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論貢獻，比如薩義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周蕾。然而，一些研究中國的區域研究專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北美長大，被視為“白人”）卻對周蕾這樣理論導向的人充滿敵意。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按“理”說，西方人理論好，亞洲人理論差，但那些自視為西方人的區域研究專家其實理論非常差。所以毫不意外，他們不喜歡以理論為導向的亞洲人。這一趨勢在冷戰全盛期在中國等地接受訓練的那一代區域研究專家中表現得最明顯。在區域研究中，隱含的敵意常常針對特定類型的學生：這些學生來自中國、日本、印度、韓國，擅長理論方法，或對理論方法懷有強烈興趣。他們憑借理論，通常會反思各自的學科，甚至到一定的時候還會質疑并試圖改變區域研究的各種預設和方法。無疑，這正是從事理論探究的原因之一。理論帶有一定的政治批判力度，向往開放性。你會不斷反思你生產知識的方式，并試圖改進它。

當然，在談論各種區域研究專家和亞洲學者時，我簡化了分類范疇。不是所有的白人區域研究專家在理論上都是保守的，也不是大多數亞洲學生都愛追問學科的前提條件。所有這些范疇——西方人、亞洲人、白種人、黃種人、黑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多元決定（over-determined），其內涵幾乎都會隨語境而任意改變。盡管如此，這些范疇仍與權力的運作緊密關聯。白人和西方彼此關聯并不是因為存在某種直接的因果關系，而是通過多重渠道所致。就此而言，由于種種原因，我是一個日本學者。但是，我也意識到，在一些話語中，我常常不關心日本。當我在韓國、中國大陸或中國臺灣地區，由于東亞的歷史，我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日本人。又或者，當我過關驗護照，我也被迫要意識到我的國籍。我的日本身份總是一個變量，它取決于在我的情景中出現的其他人的位置（positionalities）。因此，在某些場合我是日本人，但在另一些場合我又不必是。正是主要在區域研究的話語中，我的族裔（ethnicity）才是明顯的。人們經常想假定，我提出的論點與我的族裔密切相關。事實上，當我反思區域研究的學科條件時，我比較少關心我的日本身份。

即便考慮到區域研究專家的內部差異，仍然無法否認的是，因為美國區域研究的學科歷史，區域研究專家往往十分保守，甚至近乎反動。他們模糊地預設，哲學才智（intelligence）只屬于西方人，不屬于亞洲人。而一旦他們意識到自己缺乏哲學才智，有的亞洲知識分子則致力于理論時，整個知識生產領域“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分便被顛覆了，他們把自己塑造為西方人的機會亦被剝奪了。我想說：“公平點吧。”理論才智與種族、性別、文明身份、國籍無關。不是西方才能擁有理論，理論在全世界平等地（equally）分布。當然，必須有一定的培育理論才智的社會環境，必須有一個開放的社會空間鼓勵意見的自由交換。區域研究在今天是個充滿競爭的領域，因此各種新方法很容易就能對區域知識的舊有模式發起挑戰。所謂的理論并不是一種借自西方的時尚，它可以從對你正在從事的那些學科的廣泛反思和批評中產生。因此我想說：為什么不去歡迎來自亞洲或其他地方的新鮮人才和具有創造力的理論精神（spirits）呢？

美國高校中的亞洲存在

澎湃新聞：在美國大學的學術設置上，也存在“西方與非西方”的結構？

酒井直樹：據我所知，最好的例子就是哲學。如果你是哲學系的，人們期待你去學歐洲語言——英文、法文、德文，甚者，如果你研究前現代或早期現代哲學，你還要會拉丁文或/和希臘文。但我不知道有哪個哲學系會要求學生學阿拉伯文、印度文或中文。哲學不是最普遍的認知（knowing）形式嗎？為什么不能采用歐洲之外的語言呢？很悲哀，這就是今天的現實。你還可以注意日本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區別。日本大學在十九世紀晚期采用了西歐的系統，所以在日本大學，哲學系就意味著西方哲學系，此外，還有倫理學、宗教研究這樣的系科，它們處理的才是印度哲學和中國哲學。日本大學拒絕把印度哲學或中國哲學視為哲學，而視后者為人類學或民族志的研究對象。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中也大體是如此，盡管美日大學系統在其他許多方面存在制度差異。

我認為這一結構必須改變。哲學不該如此褊狹，但要改變整個關于哲學的觀念并不容易。我不是簡單地說哲學系就該包括非歐洲的語言，而是說，從非西方學者的視角來理解歐洲哲學變得越來越重要。事實上，亞洲能生產出非常好的研究歐洲思想的學者。但一般的美國和西歐的哲學系研究生對哲學如何在北大西洋以外的地區被嚴肅閱讀、闡釋和論爭卻一無所知。

眾所周知，哲學過去常常被比作歐洲人性的理論精神。哲學/理論曾被賦予普遍理性的地位，它把歐洲或西方人性同一般的其他人性區分開來。然而，在哲學這個學科里被系統忽視的，正是哲學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tic）性質。哲學是一項智識事業（venture），一種普遍的（universal）思考模式，它對任何地方和任何人開放，它總是超越制度化知識強加的局限和狹隘。但是，身處所謂的西方傳統之內，這些學生便假定出生在西方，或者在西方社會長大，就能擔保其必然（automatic）通往普遍性，他們并不試圖克服西方的種種限制，從而背叛了哲學作為一門普遍科學的前提。

澎湃新聞：如今美國高校里有許多亞洲學生，對嗎？

酒井直樹：確實。我想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學生或有中國背景的學生所做的貢獻。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只有來自日本、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學生。就整個校園而言，他們的人數是相對比較小的。然后漸漸有一些帶有中國背景或中國血統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學生。九十年代是中國學生潮的開端。中國學生通常在美國大學里表現得很出色，部分原因是數量大，而他們中的一些人異常優秀。不是說中國學生天生就比韓國、日本學生要好，而是鑒于中國的體量和教育系統，如今最好的學生會來美國，他們做好了準備，想來競爭。今天，非常明顯的是，中國學生成了美國大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一些自然科學和工程類的專業，許多中國學生是研究助理，沒了他們的幫助，研究活動會停滯，該專業就無法正常運作。當然在人文學科，我們也有大量的中國學生。于是，要維持過去的“西方與非西方”變得幾乎不再可能了。

澎湃新聞：所以亞洲人在美國學術界的存在能夠改變區域研究的現狀？

酒井直樹：亞洲人在美國學術界的存在應該促進區域研究的轉型。三十五年前，當我還是個研究生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我常常是班上唯一的亞洲學生。那時，老師做講座，仿佛就在對西方聽眾說話。今天，要想采取這樣的姿態會變得十分可笑，因為經常一個班里有六成的學生來自亞洲。這一人口統計數據上的變化意味著，區域研究學者在教育學生、表達觀點時，必須采取一種和過去迥然有別的形態。過去，白人學生在一個班級里占據壓倒性多數，老師可以將其談論的某個話題（比如中國社會的家庭倫理）作為遙遠的、來自異域的、引起人類學興趣的對象，因為班上沒人同它有密切關聯。但現在，當你談論中國的家庭倫理，就跟談論美國社會的家庭倫理沒有什么分別。你也要很小心班上學生的社會構成。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中國人為談話場合（talk at a Chinese person，預設談話者是一個無法回應你的物，你并沒有介入一場對話）還是可能的，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班上一個中國人也沒有。但現在，這已經不再可能，你必須真正同他們交流（talk with or to them，參與到對話之中，期待對方回應或質疑你）。這正是前述Fabian在批評人類學時所揭示的。

人文學科的危機

澎湃新聞：您認為日本的人文學科正處于危機之中。這又是如何發生的？

酒井直樹：我想人文學科的危機并不止于日本，而是全球性的。無疑，這與新自由主義密切相關。我認為人文學科的功能已經變了。在日本以及西歐，大學的人文學科在創造或生產民族主體方面，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現代大學系統形成的過程中，法學、醫學、工程、自然科學、教育學、農業與生物科學是重點學科，因為這些科系直接對應了現代國家的諸多功能：司法、公共健康、社會福利、制造業、農業、教育、軍事等等?，F代國家并沒有在文學或人文學科投入很多財政資源，但對現代國家的形成而言，人文學科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它創造了各種感性（aesthetic）體制，通過這些體制，密爾所謂的“民族感”（the feeling of nationality）才能被創造和培養出來。人文學科曾經滋生的、如今已不復存在的體制包括：國（national）語、國史、民族（national）文學。由此，一種叫做“民族”的全新共同體被制造了出來。這是一種新的感性共同體，一個由情感和情緒的紐帶鞏固的共同體：個體能夠不通過親屬的依附關系就從屬于它，在其中人們作為“同情社會”（the society of sympathy）的一員結合在一起。民族的每個孩子都要接受人文教育，這樣他們才能說民族的語言，對民族共同體充滿依戀與忠誠，為祖國的現代化學習科學知識，準備好為同胞獻出他或她的生命。簡言之，沒有人文學科，一個人就不會成為民族主體，不會成為民族中具有獻身精神的一員。

然而，根據現代化的邏輯，則很難為人文學科辯護。

在一些社會，人文學科居絕對核心地位。精英必須接受人文教育，在獲得了共同基礎后，再發展到醫學、法學、社會科學……人文教育使他們能夠把各種知識變成一個整體。但在日本再也沒有這樣一種結構被建構出來了，民族國家的凝聚力（coherence）從內部一步步地被瓦解。如今，支配政府行為的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動力機制（dynamics）。日本政治和社會的領導者不一定是有文化的知識分子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司高管，他們關心公司管理的盈利能力，也擁有如何使管理合理化的工具性知識。但是他們不重視這些過程的敘事（narrative）方面。在日本和美國，你能清楚地看到公共政治的崩壞，而由于這種崩壞，一些主要的政客都沒受過良好的教育。通常來說，這些人對人文教育充滿敵意，因后者期待學生用富有批判精神的頭腦（intelligence）來參與政治。

人文學科有助于維持促進批評活動的社會空間。在國族（nation）建設的名義下，它可以分析社會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對抗。人文學科中總是存在著一定的張力，因為民族感總會被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機制背叛。自從蘇格蘭啟蒙運動給了我們現代經濟的概念以及關于資本主義的扼要理解，我們常常會注意到，在民族共同體的福利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存在著根本矛盾。與此同時，那些接受過人文教育的精英則被期許能夠解決這一矛盾造成的各種后果。人文學科的這種社會功能似乎無法再被公然證成了。去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宣布日本大學必須提高效率（streamlined）以應對新自由主義合理性要求。日本政府越來越不重視研究，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人文教育的工具效用上。在他們看來，任何教學計劃或研究項目，只要其意義（merit）無法從工具效用的角度被衡量，都是沒有價值的。他們似乎熱衷于擺脫任何沒有“用”的東西。文部科學省把全球化作為裁撤日本大學人文學科計劃的一個理由。我不確定，他們理解的大學教育全球化是什么，但在我看來十分清楚的是，他們對那種培養批判性個體的教育，對學生質疑提問的能力，充滿了敵意。除了一小部分幸存者，在大多數大學里，人文學科的預算將被削減，人文課程的數量也會減少。

類似的趨勢也出現在美國。在中國，人文學科似乎要繁榮得多。

澎湃新聞：過去十多年里，列奧·施特勞斯的名字和博雅教育的理念在中國頗為盛行。倡導者經常會談論如古典、教化、精英這樣的詞。他們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譯西方經典文獻以及相關的闡釋著作。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提倡儒家：或把儒家當作政治保守主義的資源，或稱中西古典心性相逢。對此您怎么看？難道還能說這是殖民心態嗎？

酒井直樹：這或許是典型的“文明的移情”的例子。對此，我還想作進一步的了解。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訴諸列奧·施特勞斯的運動在美國開展得如火如荼。許多新保守主義的知識分子、決策者和媒體人都來自這一學派。那時，保守主義的知識分子深受包括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在內的人文學科新趨勢的困擾，因為這些趨勢對假定的西方或北大西洋的中心地位提出了質疑。保守主義知識分子試圖保留殖民主義的遺產，所以他們把列奧·施特勞斯作為象征，訴諸“西方文明之愛”（Lov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的座右銘。回過頭來看，這也是對人文學科轉型的回應：他們對美國大學里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感到不安，對人文學科的任務從生產民族主體變成其他的什么感到不安。

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堅持認為，歐洲的人文學科更優越，把西方知識作為人文學科的專屬基礎毫無問題。他們一點不關心世界上其他的、在他們眼里次一等的地方。因而他們痛恨批判理論，強調美國的孩子必需要先學歐洲經典?！矣X得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聽到列奧·施特勞斯在中國還有影響力，我感到有點意外。無疑古希臘哲學很重要，但這并不是一切。在美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關于西方和非西方的殖民結構的主張中，最成問題的是，他們預設，因為美國孩子在西方出生、長大，所以內在地就會熟悉西方傳統和西方文化。這十分可笑。我過去給大一學生上導論課，當我問“在誰的統治下，發生了卡洛琳文藝復興”，或是讓學生“舉一兩部笛卡爾的哲學著作”，最經常發生的情形是，在兩百來號學生里，找不到一個白人學生可以答得上來的，我幾乎總是不得不從一個韓國或中國學生那里得到正確答案。于是，問題便是，美國學生既不熟悉西方歷史，也不熟悉所謂的西方傳統。就此而言，這些美國白人學生把自己裝扮成西方人，反倒讓人覺得有點奇怪。顯然，一些來自東亞、歐洲或南亞的學生對西方的了解要多得多，或者至少他們西方的東西讀得更多。

所謂的“西方”已經散布整個世界，而不再僅僅存在于北大西洋。決定一個人身份的也不再是居所的地理位置、人種（race）、國籍或族群（ethnicity），而是他或她的文化資本、階級地位和許多其他因素。在這個意義上，僅僅因為一個學生是白人，或其祖先是歐洲人，就假定他或她必需熟悉西方文化，是十分荒謬的。

澎湃新聞：您能簡單介紹一下您主編的《印跡》（Traces）嗎？

酒井直樹：《印跡》創刊于2000年。我們創造了一個由歐洲、北美、中國、日本、南美知識分子組成的網絡。汪暉和王曉明參與了這個計劃。我們的主要目的不是把文章翻譯成盡可能多的語言，而是要把各國的知識分子連成一片。當你寫作學術或新聞作品時，你必需總是對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說話，必需作為一個外國人同另一個外國人說話，而不僅僅只在本民族內部說話，你應該不斷創造各種網絡和新的共同體。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把它叫做traces：當你覺得你在這里做某件事情，突然發現，你在做的只是別人的印跡。一方面這個概念與德里達有明確的關聯，德里達是我們顧問委員會的委員，他為第一輯寫了文章。但另一方面，這個概念來自佛教：你的在場（presence）本身是別人的在場的結果（consequence）?？傊覀冊噲D創造一種新的出版物。今天，《印跡》以五種語言出版：中文、韓文、英文、日文和西班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