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久已厭倦西南聯大內部紛擾的吳宓決意休假一年，轉赴成都燕京大學講學。途經貴州期間，吳宓在遵義浙江大學停留半月，與梅光迪、郭斌龢等“學衡派”舊友再次相聚。10月12日，時在浙大講學的吳宓提筆給親友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吳宓難以抑制內心的喜悅：“宓之友好在浙大，乃當朝，而非在野。故不但校內（竺校長來拜訪，請宴并陪聆演講）紛紛請宴。即校外人士，如社會服務處主任等，亦特請宴?！痹谖髂下摯?，吳宓飽受外文系主任陳福田的壓制，此語自然是有感而發。而此時浙大的文科則完全是“學衡派”的陣地。文學院院長兼外文系主任梅光迪、國文系主任郭斌龢、史地系主任張其昀均為“學衡派”成員，校長竺可楨與吳宓亦早已熟識。在遵義講學的半個月里，除赴宴與演講之外，吳宓也時常與諸好友敘談，氣氛極其融洽。然而，誰也沒有料想到，僅僅一年之后，情勢便陡轉直下。

抗戰中西遷的浙江大學（湄潭分部）

1945年12月，梅光迪因病逝世，浙大文學院頓失重心。更讓人始料未及的是，圍繞文學院院長的繼任人選問題，郭斌龢與張其昀之間產生了齟齬。

在梅光迪病重期間，文學院工作由郭斌龢代為主持，但校長竺可楨更屬意的人選卻是張其昀。1946年1月10日，竺可楨約見了郭斌龢。在日記當中，竺可楨寫道：“四點，余晤郭洽周（按：郭斌龢），告以文院院長擬聘曉峰（按：張其昀）主持，請洽周任外文系主任，祝廉先為國文系主任。自迪生（按：梅光迪）病后，一切由洽周代理，故不請渠為院長，渠甚驚異。但洽周主持國文系成績欠佳，內部繆彥威與王駕吾、酈衡叔意見不洽，渠不能調和……欲使文院發展，自以曉峰為宜?！贝稳?，“洽周來，交文學院印鑒。渠對于迪生過后未請其任文學院院長心頗怏怏，因迪生夫婦素屬意于洽周能繼任也”。文學院院長一職最終由張其昀接任。在諸人的勸說下，郭斌龢勉強接受了外文系主任的職位，但去意已萌。

關于郭氏的動向，吳宓也很快得知了消息。在寫給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劉永濟的信中，吳宓談道：“宓下學年必任教武大，決不失約……又龢似不宜輕棄浙大外文系主任而到武大，致成集中而孤立之形勢。”可見郭斌龢已與吳宓商量過辭職事宜，吳宓卻擔心“學衡派”勢力的集中會引來非議。1946年5月，浙大師生開始分批返杭。郭斌龢未隨校回杭，而是先回江蘇探親，繼而擬應武漢大學之聘，但最后卻留在了中央大學。筆者在浙江大學檔案館覓得郭斌龢、張其昀在此期間往還的信札三通，其間的心態變化頗值得玩味。現將信札內容摘錄于下：

曉峰吾兄大鑒：

別后忽已逾月，臨行承相送，至感厚誼。弟五月十八日抵漢口，廿五日搭江新輪東下，廿八日到京，留京僅一日，晤贊虞兄，其他均不及奉訪。卅一日到家，入門呼母不應，撫棺痛哭。連日親戚故舊訪者踵至，應接不暇，頗覺勞倦。五月廿四日手書及聘書昨晚奉到，謝謝。武大方面，弘度、孟實兩兄因外文系教授僅余一二人，約弟以休假資格往教一年，其意甚誠，其事甚迫。彼此均系多年老友，未便堅拒，但尚未完全決定耳……弟與兄相交二十年，同心若金，攻錯若石，非泛泛者可比，假定弟暑后往武大一年，與兄赴美情形相似。且浙大與武大為兄弟學校，藉此可以聯絡，于浙大、于浙大文院均有裨益。外文系規模已立，人事又無問題，弟雖離去一年，有兄主持，彼此仍可通信商量，并無不便。知我如兄，當荷鑒原……敬頌

儷安

弟 郭制斌龢頓首

六月十二日

洽周吾兄大鑒：

前上一書，許久未蒙示復，曷勝馳念。應聘書想已逕寄杭州，而友朋傳述仍有兄擬赴武大之說，弟實一刻不能相信。曩承枉駕敝舍長談，勉以金石之交，并以曾左風義相喻，釋然于懷。言猶在耳，想不忍恝然置之，否則外人不明真相，總以為吾二人不睦。此為吾輩事業，為文學院，為浙大前途，為南高學風均有損害。尊生兄嘗謂吾二人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凡愛我者無不無此看法（按：原文如此），惟播弄者恐非絕無其人，吾輩豈可為親者痛仇者快……據德望兄言，朱孟實兄鑒于北方時局，決定不去北大，兄更無赴武大之理由。希望兄明年可得休假一年，則一切均圓滿矣。（按：此信后半散佚）

曉峰吾兄大鑒：

迭奉來教，意氣勤勤懇懇，曷勝感激。弟返里后忙于整頓家鄉之梁豐學?！魈幒茨茉鐝?，私衷至歉。弟以石庵、雪橋兩兄堅邀回中大任教，可以離家更近，照料梁豐學校，已應聘矣。人生離合半由偶然，行云流水，亦無所用心于其間。尊生兄所云，以弟看來，適得其反。西諺有云，Absence makes hearts grow fonder，弟與吾兄之交誼，亦如此也……敬頌

著安

弟 郭制斌龢頓首

八月三日

（贊虞：繆鳳林；弘度：劉永濟；孟實：朱光潛；尊生：黃尊生；德望：田德望；石庵：樓光來；雪橋：范存忠——筆者注）

郭斌龢、張其昀二人早年均曾就讀于南京高師，二十年代同在《學衡》嶄露頭角，最后卻因人事上的紛爭而分道揚鑣，著實令人嘆惋。此后佘坤珊接任浙大外文系主任，郭斌龢則留在中央大學任教，在歷盡風浪之后，晚年復以迻譯《理想國》名世；張其昀則渡海赴臺，官至“教育部長”——這已是后話了。

《學衡》

回頭再說吳宓。事實上，在1944年赴遵義講學之前，吳宓也曾有過改就浙大的打算，但因故未能實現。此次離開遵義之后，吳宓經重慶轉往成都，在燕京大學及四川大學講學一年。由于1945年底的吳宓日記已散佚，梅光迪病逝時吳宓有何反應，現已不得而知。不過，在一年之后，吳宓曾以“梅迪生艱逝播州城，胡適之榮長北大校”來概括這一時期兩派勢力的消長，其心跡已表露無遺。

1946年8月7日，吳宓正準備動身前往武漢大學，忽然接到張其昀來函，遂當即回信。此信副本現藏于浙江大學檔案館，未收入已出版的《吳宓書信集》，茲節錄于下：

曉峰學兄惠鑒：

七月二十九日手示敬悉，尊駕留美講學二載，聲光爛然，而《思想與時代》續出不衰，內容充實，宓并深欣佩。迪兄逝世，吾黨同悲，兄起而繼承領導，益發揮光大二十余年來東南文史之崇正學風，可謂正得其人，宓亦殷切瞻望。宓個人對浙大素具特別感情，而竺校長屢次優禮敦聘，亦兄之所熟知……六月中，忽奉竺校長自京（或渝）來電，命宓下年到杭任教浙大。電文簡短，未說明擬命宓為外文系教授抑兼主任（似不兼主任）。近頃（清華而外）來聘宓者，（一）浙大（二）武大外文系主任（三）云南大學文學院長，尚有川大與華西（四）山西大學文學院長。而以武大去春以來三致聘書，今春約往樂山該校講學，且文學院長劉弘度兄（永濟）本年六月來渝久居，情意殷切。最近復以朱光潛先生之薦舉，武大又來敦聘，故弟已應聘，決辭清華而往武大，頃正布暑行事，半月內離此，逕赴武昌（以后函寄武大）。他年再圖踐浙大之夙約。祈兄婉陳竺校長，并代致謝為幸。宓生平取友，惟以理想志業為歸，既不知學校派別，更不計私人恩怨，尤望同志同道之人，能廣大合作，萬勿因有所執而分歧……再梅夫人（李今英）處，有迪兄所遺之英文白璧德師傳“Irving Babbitt: The Man & the Teacher”。此書宓擬譯（節選）為漢文，以登《思想與時代》（或他志）。梅夫人如愿借宓再讀且譯，請兄取得，妥為郵寄至武大（九月十日以后，乃始寄出）為幸。此請

文安

弟 吳宓頓首

八月七日，成都

郭斌龢

梅光迪

白璧德

《思想與時代》是張其昀、郭斌龢等人在1941年發起創辦的一份頗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其辦刊理念與《學衡》“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宗旨一脈相承。由于經費拮據等原因，該刊于1945年?？?，后又在1947年復刊。張其昀在信中想必談到了復刊的計劃，故吳宓有“《思想與時代》續出不衰”之語。信中提到的Irving Babbitt: The Man & the Teacher（按：書名應為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一書，為白璧德逝世后出版的紀念文集。在《思想與時代》1947年刊出的“梅迪生先生紀念專號”中，有張其昀所撰寫的該書書評，可知吳宓未能借到此書。不過，吳宓所編制的《一多總表》被排在了這一期的第二篇，僅列于梅光迪的遺作《卡萊爾與中國》之后，仍可見其在“學衡派”當中的核心地位?！兑欢嗫偙怼匪婕暗摹耙弧迸c“多”的哲學，正是吳宓此前在遵義浙江大學的講題之一。

《思想與時代》

從該信內容來看，吳宓之所以辭浙大而就武大，除了浙大未能聘請其擔任外文系主任之外，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武大文學院院長劉永濟的邀請。劉永濟也是“學衡派”的一位重要成員，早在二十年代即與吳芳吉等創辦《湘君》雜志，與《學衡》互為呼應，其間也有詩文在《學衡》發表。在吳宓的舉薦之下，劉永濟于1927年赴沈陽東北大學任教，后轉入武漢大學?？箲鹑姹l后，劉永濟曾在浙大短暫執教，此后又返回武大。此外，武漢大學文學院的程千帆、沈祖棻伉儷與吳宓亦有交誼，對其立場持同情態度。

1946年8月底，吳宓頂著酷暑來到武昌。甫抵武漢大學，便大失所望——劉永濟此時正在長沙探親，并未留在學校等候吳宓。這一尷尬的場景，仿佛為吳宓此后在武大的時光定下了一個不愉快的基調。執教期間，吳宓對武大的學風并不滿意，認為此間的學生“昏惰不喜讀書，又不親師”。他似乎并未察覺到，時代的風氣已悄然轉變。當年曾在武大就讀的齊邦媛，在回憶錄中一語道破了學生的心態：“一九四七年的學生多是憂心忡忡……不如上一代那樣能單純地追求被稱為‘現實主義的道德家’的理想?！眹鴥葢鹗抡?，大學亦被政治所裹挾，又哪能放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另一方面，作為外文系主任，吳宓又難免要處理各項瑣務，這也顯然非其所長。1948年7月，劉永濟不慎摔傷，改由吳宓代理文學院院長，各類事務更是難以應付?；叵氪饲啊皩W衡派”的幾次受挫，吳宓不禁深為憂慮，在日記中寫道：“昔1923東南大學之劉伯明歿，1945浙大之梅光迪歿，及1930東北大學之汪兆璠黜；皆以一人去而全局毀，賢友星散，景象全非。今濟病傷久不平復，則武大又非吾儕可以致力行志之地。”所幸劉永濟不久即告康復，然而吳宓此時已是疲憊不堪。

1949年春，吳宓做出了一個讓人不解的決定。在向武漢大學辭行之后，吳宓并未返回清華，而是來到了重慶北碚。從相關材料來看，吳宓此前已有到重慶、成都講學的約定，因而先行前往重慶，在相輝與勉仁兩所學院授課。吳宓本打算在短期講學之后，即前往成都文教學院與四川大學任教，奈何時局動蕩，最終滯留北碚。至此，“學衡派”已是風流云散，跡近謝幕了。

（本文首刊于《書屋》2021年第3期，經修訂，收錄于朱鮮峰著《“學衡派”與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